熊贤品 | 西周鄂国史二题

熊贤品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历史系，江苏苏州 215123

熊贤品，男，1986年生，湖北鄂州人，博士，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历史系副教授，主要从事先秦史研究。

“鄂”是先秦古国之一，近来随着鄂北随州安居和豫南南阳夏响铺等地区考古发现的材料披露，鄂国史研究也有了新进展。[2]不过一些问题仍然存在，如疑尊铭文所反映的西周初期鄂国之封，西周中晚期楚熊渠伐鄂所在及其路线等。本文拟在已有成果基础上，就上述西周鄂国问题进行探讨，并请同好赐正。

据此，学者进一步推断此二器为周成王晚期器，并指出铭文涉及西周王朝于成王晚期时建噩侯之事。[8]

董珊认为，由于“盩”“犨”音近，铭文中所见地名“盩”应当读“犨”(chōu)，或即指南阳之鄂北部的犨城。也有学者认为此器铭文中地名“盩”应在今湖北随州一带，[9]笔者赞成这一观点。按，学界早已指出金文中所见“盩”可能为“盭”字之省，通“戾”，如《史颂鼎》铭文“盩于成周”之“盩”，此不赘述。[10]

春秋时有厉(也作“赖”)地，在湖北随州东北，与楚国关系比较密切。《春秋》鲁僖公十五年(前645)“齐师、曹师伐厉”，《公羊传》鲁昭公四年(前538)“遂灭厉”，都在此地。“盭”[11]“戾”古音为来纽质部，而“厉”“赖”古音为来纽月部，四者声纽相同，而韵部月、质旁转，故“盭”“戾”“厉”“赖”读音接近。

由此，疑尊、疑卣铭文中的“盩”，其地或即“盭”，亦即“厉”“赖”，在随州东北。关于铭文“于卜噩(鄂)侯，于盩(盭)城”句，董珊将前一“于”字训为往，李学勤认为“城”为动词，“于盩城”意为在盩地建造都城，李氏并将本句解释为“仲父去为鄂侯占卜建都之事”，正类似于《召诰》《洛诰》所记卜建东都洛邑之事。上述意见可从，由此结合本文考订看出疑尊、疑卣铭文所记载的其实是仲父为鄂侯占卜建都于随州附近“盭”之事。如果此释读成立，则正好可以与此前随州安居羊子山发现的鄂国相关考古发现相印证。

不过，“厉”本为古国，何以西周早期的鄂能封于此地？除依据早期的国名、地名常常相同，“盭”(即“厉”“赖”)或为地名外；也可能和厉地、厉国归属之变迁有关。

一般认为，随州附近的厉国至迟于西周初年已经立国。[12]从相关器物推测其始立国年代可能更为精确。如大保玉戈铭文如下:

此前多认为大保玉戈成于成王时期，甚至是成王前期。上述铭文中提到的人物“□侯”，一般释为“厉侯”[13]，可从。也有学者释为“濮侯”[14]，或不确。上引李学勤文指出，此器反映了厉国之初封。“厉侯”还见于周昭王时期的中觯[15]。上述大保玉戈、中觯铭文都是关于“厉国”存在的明确记载，表明至迟在周昭王时期，厉国已经存在了。

如果将大保玉戈成品年代定为周成王时期，意味着厉国当时已存在。这与有的学者主张疑尊、疑卣铭文反映了周成王晚期建噩(鄂)侯、封鄂国于盭的观点相矛盾。[16]不过，沈长云曾认为，成王早期面对东方叛乱，还无力经营南土。大保玉戈铭文书体、句式，所记载地点等都与“安州六器”相同，时间上也可与“安州六器”接续，故此大保玉戈和“安州六器”当是同一时期作品，即太保玉戈只能出自西周康王时期或成康之际，而不是成王时期。[17]沈氏这一观点是有可能的。据《史记·周本纪》，召公辅政至周康王时期，不必认为相关器物中凡见到“太保”者就定为周成王时期，而需要考虑具体历史背景。由此，大保玉戈所反映的西周封厉国，似乎只能在成康之际再往后了。

也就是说，疑尊、疑卣两器为周成王晚期器，铭文《疑尊》《疑卣》所见的周成王晚期封鄂国于盭，要早于《大保玉戈》所见成康之际后“令厉侯辟”的年代。从宜侯夨簋之铭文“改封于宜”等来看，商周时期存在诸侯国异地改封、封国迁徙的现象[18]，盭从鄂国到厉国的变迁或正属于此范畴，恰添一个例证。在被改封为厉国之前，封鄂国于盭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从周代对南土的经营来看，封鄂的时间要早于封厉。不过何以鄂国会离开旧地而迁到安居，如《世本》载“唐叔虞居鄂”[19]，或指彼时鄂国曾被晋国占据，这些目前还不得而知。

张海指出，“羊子山西周早期噩侯墓葬的发现，说明西周王朝很早便在羊子山附近建噩侯，《疑尊》《疑卣》中筑城的盩地应位于靠近羊子山的某处”[20]。黄锦前也有类似看法。本文认为疑尊、疑卣铭文“于卜噩(鄂)侯，于盩(盭)城”，表明西周早期将鄂国封在随州附近的“盭”。既有疑尊、疑卣铭文所见西周初期分封鄂国于随州的记载，以及安居羊子山的相关考古资料，上述出土文献、考古材料双重证据似乎都表明确如此前所认为的，西周早期鄂国应在随州一带。

确定了西周早中期的鄂在今湖北随州境，随之而来的就是文献所见西周中期夷王时熊渠“伐鄂”的问题了。《史记·楚世家》载:

关于熊渠伐鄂之地“庸”的意见比较一致，多认为位于鄂西今湖北竹山县。有争议的是“杨粤”与“鄂”。关于“鄂”地的讨论主要还是聚焦于上文提及的西鄂与东鄂说两种。前者如《正义》引刘伯庄语:“地名，在楚之西，后徙楚，今东鄂州是也。”又引《括地志》云:“邓州向城县南二十里西鄂故城是楚西鄂。”后者如《集解》引《九州记》曰:“鄂，今武昌。”《正义》引《括地志》云:“武昌县，鄂王旧都。今鄂王神即熊渠子之神也。”李学勤、张正明、蔡靖泉、杜勇等学者的研究均倾向于“东鄂说”，即“鄂”在今武汉江夏区至大冶市一带。[21]

持“熊渠伐鄂”东鄂说的学者认为西鄂说的问题在于地理方面。如果认为当时的楚都丹阳在丹淅之会，那么楚伐鄂就是由襄阳而下，随枣走廊行进，但是这样沿途要经过绞、谷、邓、唐、厉等国。如果认为丹阳在今湖北南漳一带，那么伐鄂路线大体得顺夷水(今蛮河)渡汉水，穿宜城平原、越大洪山，沿途则有曾经打败楚国的卢、罗等。

但是“东鄂说”也缺乏依据。从禹鼎铭文等来看，曾、鄂是比较接近的，这是熊渠伐鄂之“鄂”在东鄂(湖北鄂州)无法解决的。“东鄂说”大多还认为熊渠伐鄂是源于楚国想夺鄂东南地区的铜矿资源。但根据近来研究，楚国占领鄂东南及铜绿山可能肇始于楚文王时期。[22]

上述对西鄂说的质疑未必可信。从诸侯国间的政治军事关系来看，公元前699年罗、卢联合打败楚国，时间是在西周之后的春秋早期。诸侯国间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以此论证西周时期的罗、卢和楚国敌对缺乏说服力。又有文献载“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可见当时楚国和汉南诸国的关系应该比较稳定，熊渠攻打鄂国时应当没太多后顾之忧。因此，[23]笔者认为熊渠伐鄂之“东鄂说”是缺乏依据的。

不过，从地理的角度看，“西鄂说”也难以成立。近年，有学者提出“熊渠伐鄂”随州说的看法。笔者也认同这一观点，试进一步加以分析。

“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一言中，除庸、鄂二处，“杨粤”一地也值得推敲。《索隐》云:“有本作‘杨雩’，音吁，地名也。今音越。谯周亦作‘杨越’。”关于其地所在，首先要注意一个问题，“扬越”(或“扬粤”“杨越”“杨粤”)为先秦文献中常见的词语，如:

(1) “扬越”，《史记·南越传》载:“秦时初并天下，略定扬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适徙民，与越杂处。”

(2) “扬粤”，《汉书》卷九五载:“南粤王赵佗，真定人也。秦并天下，略定扬粤，置桂林、南海、象郡，以适徙民与粤杂处”，颜师古注:“本扬州之分，故云扬粤。”

(3) “杨越”，《史记》记载吴起在楚国变法时有“禁游客之民，精耕战之士，南收杨越，北并陈、蔡”。

(4) “杨粤”，《汉书》卷四九载:“臣闻秦时北攻胡貉，筑塞河上，南攻杨粤，置戍卒焉……杨粤之地少阴多阳，其人疏理，鸟兽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于边，输者偾于道。”

据此，有学者指出作为古地名的“扬越”，广义泛指江南以至岭南广大地区，如上述《楚世家》熊渠所伐之“扬粤”；狭义的“扬越”则限于岭南地区，即包括秦代所置的桂林、南海、象郡三地。[24]因对“扬越”理解不同，对于《楚世家》熊渠伐“扬粤”所在，此前争议较大，如石泉认为杨粤应当在汉水中游两岸地。[25]其具体思路及不同意见略举如下。

一是从族名角度分析。有学者认为“杨粤”是南方越人的一支。据《史记·南越列传》载“秦时已并天下，略定杨越”，《集解》引张晏曰“扬州之南越”，《正义》有“夏禹九州，本属扬州，故云杨越”，再结合“皆在江上楚蛮之地”，由此许多学者认为此杨粤在鄂东南、赣西北一带。陈树祥等则认为楚君熊渠在西周夷、厉世兴兵所伐之扬粤(越)地望，大概属扬越人西境，即今汉川南河乌龟山遗址至武昌放鹰台遗址一带的扬越人散居地。此外，李家浩认为“越章”可能是“杨越”的倒文，[26]即“杨越”是对应“章越”，但并未详细指出其所在。

二是从地理角度考虑。或认为“杨”指汉水中游的杨水，“杨越”即杨水流域的越人。据《水经注·沔水》载，“陂水又径郢城南，东北流谓之杨水……杨水又东入华容县……杨水又北径竟陵县西……杨水又北注于沔”，可知杨水流经江陵、华容、竟陵一带，北上注入汉水，流域大概在今荆州、天门一带。[27]或认为“穴”(匣纽质部)、“粤/越”(匣纽月部)古音接近，由此“杨粤”即“钖穴”，为鄂西北汉水流域古麇国所在。[28]或认为“杨粤”指“于中”，在河南内乡、邓县，与湖北襄樊间。[29]

依据上述几种思路，对“扬粤”所在大致可归纳为在今鄂东南、鄂中、鄂西北、豫西南四种。将其置于熊渠行军路线上看，以随州为终点，那么这几种情况都有较大迂回曲折。如依据第一种，要从鄂西北到鄂东南，再折回到鄂西北；第二种是从鄂西北打到鄂中江汉平原地区，又折回鄂西北；第三种，由于“锡(钖)穴”一般认为在陕西东南的白河县[30]，照此说，就要从鄂西北向西北方前进，攻打至白河县后折回东南攻打至随州一带；第四种，从鄂西北出发向北进军，打到楚国南阳故地一带再折东南，重新攻打鄂西北。

笔者认为，“庸”“鄂”均为国名，亦为地名，故此处的“杨粤”也可能是地名，并非“杨”地之“越”族。而熊渠伐鄂的路线也不至于有巨大转折往返。队伍一路向东，从西边的庸(湖北竹山)开始，攻至杨粤，最后打到鄂国(湖北随州)，更显合理，那么“杨粤”当在庸、鄂之间。

因此，“熊渠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一句可能需要做新的解读。联系“杨粤”有“杨雩”“杨越”等异写，从“越”的用法来看，如《尚书·微子》《史记·宋微子世家》中“殷遂丧，越至于今”，“越”意为“爰”[31]，即“于是”之意。又如《尚书·无逸》载:“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孔传:“于是知小人之所依。”

所以笔者从文本断句着手，上引《楚世家》文句或可重新断读为:

本文所讨论的西周鄂国史两个问题，疑尊、疑卣铭文“于卜噩(鄂)侯，于盩(盭)城”一句，其中地名“盩”或读“盭”(即“厉”“赖”)，不指南阳，而在随州东北，即西周早期将鄂国封在随州附近的盩(即“盭”“厉”“赖”)。这可与随州安居西周早期鄂国考古发现相印证，表明西周早中期鄂在随州地区。又有讨论《史记·楚世家》所载西周晚期楚熊渠“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的进攻路线，此前多将“杨粤”作为一词，解读为族名或相关地名进行定位和分析。本文联系清华简《楚居》熊渠先后居夷屯、发渐的记载，提出“杨粤”或应拆分，文本遂变为“乃兴兵伐庸、杨，粤(越)至于鄂”，即从庸(湖北竹山)经杨(唐，随州西北)，而至于鄂(随州)，行军路线一路东进。以上所论，笔者不敢自以为必是，尚祈同好批评教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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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任安冉

审 核：程心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