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勒伯朗士和阿尔诺对笛卡尔观念概念的争论

王天

在我们通常的理解中，笛卡尔往往被视作观念论哲学的典型代表。他认为，观念既是我们思维认识到的直接对象①，也是我们通向外界认识外物的关键中介。在第三沉思中，他明确地将观念定义为“事物的图像”②，即事物在思维当中被表象的、被思维直接认识到的思维内容或对象。这样的观点对之后认识论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例如T.里德(Thomas Reid)就表明，正是从笛卡尔开始，哲学家们都倾向于认为思维的直接对象是观念，而非外物。③这使得后者被解释者们打上了“表象论”④的标签，观念的表象作用甚至成为笛卡尔哲学的基本信条。但是，作为认识中介的观念似乎构成了主体和外部事物间的一道“纱幕”(veils)，使得我们无法真正地“看清”真实对象，只能借助作为中介的观念获得间接的认识，观念的表象作用成了怀疑论的温床。换言之，观念不仅没有帮助笛卡尔走上通往真理的道路，反而使其在现代哲学开端处就埋下了主客关系这样的疑难问题。观念论既构成了笛卡尔哲学的开创性意义，也是其体系中最难以解决的问题之一，这使得以观念为基础的主客关系问题成为此后哲学讨论的核心关切。⑤

不论是英国经验论、德国古典哲学，还是现象学等，都离不开笛卡尔划定的这一问题域。特别是对于观念和表象的讨论，更是认识论的核心关切所在。但事实上，早在与笛卡尔几乎同时期的哲学讨论中，已经有哲学家注意到观念给笛卡尔哲学带来的认识论困境并试图给出自己的解决方案。马勒伯朗士和阿尔诺围绕这一概念各执一词却“都诉诸笛卡尔的权威性”⑥，双方为此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论辩。

争论的起因在于，除了我们所熟知的作为思维对象或内容的观念定义外，笛卡尔还将其理解为一种思维活动(mental act)。在《第一哲学沉思集》(以下简称《沉思集》)前言中，观念就已经被描述为“从质料的角度来说，它是理智的活动”。⑦在第二组反驳答辩中，观念再次被定义为“一切思维的形式，由于对这一形式的直接知觉，我们才意识到了这些思维”，⑧这也是第三沉思中提到的我思形式现实的一面。在两段引文中，笛卡尔从认识论和本体论角度给出了另一种对观念的解释，即认识对象的思维活动和我思主体的思维样态。这种定义下的观念不再是我们看到对象后获取到的关于对象的信息或内容，也并非我思和对象间的那道“纱幕”，而只是“看”的活动本身。不同的思维活动是思维实体在面对不同对象时具体的存在状态或方式，因此这种定义在本体论上指向了我思的各种样态。⑨无疑，作为活动的观念定义更加贴近于笛卡尔在第二沉思中关于我思列出的清单，即我是一个“在怀疑、理解、肯定、否定、意欲、不意欲、想象和感觉的东西”，⑩但这的确构成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作为对象或内容的观念定义。因此，仅就《沉思集》而言，笛卡尔对观念至少有两种用法或定义。

马勒伯朗士和阿尔诺的争论正是缘起于笛卡尔对这一概念的模糊使用。学者D.莫罗(Denis Moreau)就表明：“阿尔诺和马勒伯朗士之间的争论主要是由于对笛卡尔一段文本的不同解释：一段第三沉思的文本，笛卡尔在那里区分了描述观念的两种方式。”(11)事实上，观念的双重定义造成了相当大的麻烦。正如有些解释者判断的那样：“笛卡尔数次解释了他赋予这个词(观念)的含义，但要使所有解释统一起来却并不那么容易。”(12)M.科斯塔(Michael Costa)同样提到：“十分清楚的是，笛卡尔在许多不同的意义上使用观念一词。”(13)因此，通过对原文和当代解释的考察不难看出，观念的定义在笛卡尔那里的确呈现出了一种双重性。也正是基于这种模糊定义，马勒伯朗士和阿尔诺分别择其一，试图对其进行澄清，并为自己笛卡尔主义者的身份进行辩护。

二、观念的表象论和直接实在论

具体来看，当我们考虑观念的对象现实时，其指涉的是在观念中被表象的事物，是关于对象的思维内容，这正是马勒伯朗士的思想来源之一。他认为，在我们的知觉活动中，观念才是我思主体直接把握和认识到的对象，“是直接或与思维最切近的对象”(14)，而并非外界事物。思维和观念、观念和外在对象间均是直接的关系，但由此来看，思维和外物之间却只能产生间接的联系，我思无法直接触及外物。思维只能认识到作为直接对象的观念，而观念通过相似性形成的表象内容使我们可以对外物进行间接的认识，并且观念可以使得我们获得对外物本质的把握。因此，观念就成为介于思维和外物之间、不同于知觉活动的一种表象性中介(être représentatifs distingués des perceptions)。

上述观念定义的基础在于马勒伯朗士提出的一个重要理论，即“在上帝之中看到一切”或“视于上帝之中”(vision in God)。正是在这一理论基础上，观念保证了我思对事物本质认识的真实性。同时，这一理论既是对观念和上帝间关系的阐明，也涉及到对观念呈现方式的分析。在马勒伯朗士看来，事物的观念并不像阿尔诺和笛卡尔认为的那样是寓于思维实体中的样态或活动，而是存在于上帝中的独立实体，是其创造事物所依据的原型和范本。(15)作为真理的载体和事物的本质，观念是一种普遍的、不变的和无限的存在物(16)，这使得观念构成了我思和对象间一个独立的“第三者”。为了展开对这一理论的证明，马勒伯朗士列举了几种我思借助观念认识外物的可能方式，即种相的传递、灵魂产生观念、天赋观念、观念作为思维样态和活动四种学说，并分别予以反驳和排除。

在此基础上，马勒伯朗士最终认为，我们借助观念认识对象的方式“只剩下第五种，这是一种看起来与理性相符合，并且是展示思维在其所有思想中对上帝的依赖性的最佳方式”(17)，即上述提到的“在上帝中看到一切”。此外，马勒伯朗士还从上帝的简单性、被造物对上帝的依赖和观念在思维中造成的效果等方面提出论证。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当我们意图去思考无限多的事物时，我们需要认识到，只有上帝具有这种无限性，能够容纳如此多的存在者。这也意味着只有通过上帝的给予或启示，我们才有可能借助其中的观念对事物进行知觉。所以，在我思的知觉活动中，观念构成了必不可少的关键一环。

因此，马勒伯朗士的观念是在我们认识外物的时候由上帝揭示或分享给我们的(18)，并且构成了我们思维认识到的直接对象。由于观念是在上帝之中，它们自然是一种清楚分明和普遍性的存在物。观念作为“不变和永恒的法则，其真理性是必然的”(199)，因此只能是我们的纯粹理智所把握的对象。作为上帝造物之范本的观念带给我们的乃是关于外物本质的知识，即关于外物广延的相关认识，例如形状、大小、运动等。从这一点来看，马勒伯朗士的观念类似于笛卡尔那里清楚分明的观念。但不同的是，对于后者来说，清楚分明观念只是所有观念中的一类；而对于前者来说，所有的观念无疑都是清楚分明的。(20)此外，通过将观念“移入”神圣思维中，这一概念的内涵转变为构成事物本质的存在和神圣思维的对象，这使得马勒伯朗士面临的怀疑论威胁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缓和。因此，“正是在上帝之中并通过(事物的)观念，我们才知觉到物体及其性质”(21)，这就是马勒伯朗士的观念-对象理论。

初看起来，这一理论似乎可以保证我思借助观念获得关于外界的真实认识，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怀疑论的困境，但这种“复古式”的解释并非无懈可击，阿尔诺要反驳的正是这一理论。首先从认识论上看，阿尔诺认为，借助作为中介的观念来认识对象的模式不仅不能摆脱怀疑论的质疑，其作为独立中介的地位反而更加彻底地切断了思维和外物间直接的知觉联系。因为在马勒伯朗士的解释中，观念作为思维直接认识的对象使得思维与外部事物只能产生间接的联系，这一被阻隔的认识过程注定会造成对象以失真的方式显现，以及我思对客体模糊地认识，就好像隔着纱幕观看。无疑，“观念之幕”使得我们无法对外物进行直接把握，思维仿佛被困在一个“观念的宫殿”(palace of ideas)中，其中充斥着各种形式性观念和概念等，但这些空洞的观念实体却无法帮助我们真正地通达外部实在。

其次，从本体论上看，马勒伯朗士和阿尔诺都继承了笛卡尔实体-样态的存在图景，这一区分在笛卡尔那里可以囊括所有的存在者。但马勒伯朗士的观念却很难在这一图景中找到合适的定位，因为“他们既不是实体性存在，也不是样态”(22)。如前所述，马勒伯朗士明确反对观念作为思维样态的说法。同时，这种观念既不是思维实体或广延实体，也并不与上帝这一无限实体完全等同，“甚至不是由上帝所引发的”。(23)因此，观念“不仅独立于我思，就连上帝本身在物质世界的创造和安排上也要遵循它们”(24)。这样一类特殊的存在物构成了一种无法从形而上学上被定义的“第三者”。

观念与上帝的复杂关系还体现在，马勒伯朗士对观念的定义与上帝的行为方式相悖。因为在马勒伯朗士的理论中，知觉认识由三种要素构成：思维把握观念的活动，作为思维直接认识对象且具有表象内容的观念(representative ideas)以及被思维间接认识的外部对象。阿尔诺则认为，上帝的行动和创造应当以最简单的方式进行，因此在我们的知觉活动中没有必要再设置一个多余的中介性观念。同时，这种观念的内涵与上帝的意愿也是相违背的。“为什么上帝将灵魂和身体结合在一起，却又不允许灵魂知觉到这个身体，为什么上帝用物体将身体包围，并且其中有些物体对于身体和生命的保存来说是必要的，但却不允许我们知觉到这些物体？”(25)在阿尔诺看来，上帝没有理由阻断我们和物体之间直接的知觉联系，而马勒伯朗士的做法无疑违背了上帝的意愿和行事方式。因此，思维“为了认识对象，不论其呈现或缺席，都不需要诉诸表象性实体”(26)。

基于上述反驳，阿尔诺选择笛卡尔观念概念的另一层内涵，即形式现实，进而提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解释，即观念-行为理论。需要注意的是，阿尔诺并不反对观念作为表象这一说法，因为“我们所有的知觉本质上都是表象性样态”(27)，二者在观念具有表象功能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争论的焦点在于观念与知觉活动是否是不同的两个独立项，观念是思维的知觉活动还是知觉的直接对象？与马勒伯朗士不同，阿尔诺把观念定义为知觉、思维和认识的行为或活动，将作为独立中介的观念内涵彻底排除。他认为：“在思维活动和其指向的外部对象之间并没有表象性的观念。”(28)在《真假观念》的“几何学证明”中，阿尔诺明确将观念与知觉活动等同：1、我将灵魂和思维称为思维实体；2、思维、认识和知觉是一样的；3、我也将对象的观念和对于对象的知觉当作同一的……可以确定的是，这个意义上的观念是我们灵魂的属性和样态。(29)这当然会产生一些问题，既然观念和知觉是等同的，为什么还需要两个术语进行命名？知觉和观念的关系又是怎样的？

阿尔诺的回应非常清楚，知觉和观念等同的意思即是说，这是同一个知觉行为的两个方面，或者说，是它所处于的两种关系。《真假观念》对这一点有着清晰的表述：“我曾说过我将知觉和观念当作同一个东西。然而必须说明的是，这一单一的事物处于两种关系当中：一个是与它所样态化的灵魂，另一个是与被知觉的事物，就其以对象的方式存在于灵魂之中。知觉这个词更直接地指涉第一种关系，观念这个词指涉第二种。”(30)对于这一点的澄清至关重要，知觉指的是作为我思样态的思维活动，而观念则指的是这一活动与对象之间的联系。“观念和知觉并不是不可分离的两个东西，而就是同一个东西”(31)，是处于两种关系中的同一个东西，二者均指向了思维的认识行为或活动。因此与马勒伯朗士不同，阿尔诺的观念理论只包含两个项，即知觉活动和外部对象，知觉活动可以直接把握对象而无需任何中介。显然，后者的观点是一种直接实在论(direct realism)。

不难看出，阿尔诺清晰地认识到了表象或观念给笛卡尔带来的唯我论和怀疑论问题。一方面，虽然封闭自足性可以满足主体自我保障、自我证成的要求，但却使得我思变成了一个孤立的、很难与外界产生联系的“观念宫殿”。自我彷佛被困在一个封闭的黑屋中，周围被观念的墙壁所困，触碰到墙壁就以为掌控了外部真实存在的对象。另一方面，作为思维对象的观念并非是我们所要认识的对象本身。即使马勒伯朗士宣称观念是对于对象的如实反映，但作为代理人或复制品的观念仍旧并非是对象本身。如果思维直接把握的只是中介性的观念，那么不论是笛卡尔还是马勒伯朗士都无法逃脱怀疑论的诘难。

作为笛卡尔的忠实拥趸，阿尔诺不仅认为“他的观念行为理论是对笛卡尔观念概念的正确理解”(32)，而且坚信这种直接实在论是将笛卡尔从表象论疑难中拯救出来的灵丹妙药。观念作为知觉活动使得主体的认识不再受到中介性观念的阻隔，而是成为一道直接指向对象的“射线”。我思主体由此得以从唯我论和怀疑论的困局中解脱。依照阿尔诺的观点，作为知觉活动的观念足以实现对外物的表象，因为“每一个知觉本质上都是事物的表象”(33)。换言之，这时的观念已“不再是图像式的表象，或是语言对思维的表象”(34)，而是可直接抵达对象的思想活动，其“拥有特定的表象内容或结构，无需指向这一内容(除非反思自身)”(35)。具有表象功能的知觉活动本身就能够形成或带有表象内容，即观念的对象现实，并通过这一内容指向特定对象。思想活动“携带”的内容“并不是外在于活动，就好像来自于外界，而是构成其存在的一部分”(36)。思维内容寓于知觉活动之中，前者构成后者的核心特征。同时，这一内容构建了知觉活动与对象间的意向性指向，决定着活动指向某个特定对象。因此，“思维活动的意向性是通过它所带有的内容来实现的，因为该内容使得思维动作的指涉得以可能。但是思维活动并不指涉内容，而是指涉到对象”(37)。依照这种类似意向性的解释，阿尔诺试图帮助笛卡尔破除表象带来的困境。

三、作为替代方案的直接实在论：依据及其困难

诚然，由于笛卡尔文本中存在着较多近似表象论的表达，因此不论是在马勒伯朗士笔下，还是在之后的哲学史中，作为对象的观念定义一直是笛卡尔解释中的主流观点。那么，阿尔诺的意向性解释或直接实在论是否同样有据可依？在《真假观念》中，阿尔诺给出了笛卡尔文本中偏向直接实在论的一些证据。首先，前面已经提到，在第二组反驳答辩中，观念被界定为“一切思维的形式”(38)。这里，笛卡尔将观念等同于思维的形式，即知觉活动的形式或样态。换言之，这里是观念与其形式现实的等同。依据这一定义，阿尔诺认为，“他(笛卡尔)所称为观念的东西，与我们的思维或知觉并没有什么实在的区别，而就是我们的思维本身”。(39)正是依靠特定形式的思维活动以及对其的知觉所构建的思维和对象间的关联，我们才能实现对于对象的表象和认识。而对于观念内容，笛卡尔指的是“由观念所表象的事物的存在，就其存在于观念中而言”(40)，换言之，这只是事物的另一种存在方式，并非思维的直接对象或主客之间的独立中介。

第二个证据在笛卡尔和克莱尔色列(Clerselier)关于第三沉思上帝证明的一封通信中。信中笛卡尔将拥有上帝观念等同于拥有对上帝的知觉，这表明对象的观念就是我们拥有的关于对象的知觉(la perception que nous avons d'un objet)(41)，观念即是知觉活动。此外，在第三沉思对观念进行分类的段落中，笛卡尔最具表象论色彩的观念定义同样被阿尔诺理解成直接实在论式的表达，即“在我的各类思维之中，有些是事物的图像。只有这样一些思维才真正适合观念这一名称：比如当我思考(think of)一个人，或者一个怪物，或者天，或者一个天使，或者上帝本身”(42)。如前所述，“事物的图像”这一表达明显倾向于表象论立场。但阿尔诺认为，这恰恰表明笛卡尔将各类思维和观念等同于想起或思考等思维活动，例如对人或怪物的思考活动。观念并不是人或怪物在思维中作为对象的显现，而是对他们的思考。

第三，笛卡尔多次阐释了观念的双重内涵。除上述提及的段落外，在阿尔诺和笛卡尔进行直接对话的第四组反驳答辩中，观念的双重定义再次出现，被解释为“理智的运作”和“表象某物”(43)。而在阿尔诺看来，这种二分恰恰是对于思想活动所处的两种关系的表达。一方面，观念是我思的活动或行为。另一方面，我思借助这种活动完成了对外部对象的表象和知觉。因此，观念一词指的就是处于双重关系中的同一个存在，即思维或知觉活动。

事实上，马勒伯朗士和阿尔诺遵循着同样的认识论出发点和目标，即意向性原则和怀疑论问题。根据S.纳德勒(Steven Nadler)的考证，“马勒伯朗士和阿尔诺都将意向性(intentionality)视为精神生活的本质特征和知觉分析的基本预设”(44)，前者认为，无对象的知觉或对“无”的知觉根本就不是知觉行为，后者同样赞同这一点，二者的分歧主要在于对知觉意向性内涵的界定。同时，二者的目标均在于解决怀疑论疑难，观念作为直接对象主要是为了解决认识论中的知觉错误问题，在我们日常的知觉活动中，经常存在着对象不存在但是我们却有对它的知觉这种情况(例如睡梦、幻觉、癫狂和感觉的错误等)。因此，必须有一些实际存在的东西作为对象呈现给思维，从而保证知觉的真实性，即作为独立中介和对象的观念。

阿尔诺虽然同意每一个知觉行为要有相应的对象，但他批评马勒伯朗士太过执着于为知觉寻找一个实际存在的对象。当外部对象的实存无法得到保证时，马勒伯朗士只能选择回撤到思维内部，借助上帝来设定一个实存对象。但是，就阿尔诺的解释而言，单纯的知觉行为同样无法保证被知觉对象的实际存在。也就是说，直接实在论必须承认，至少在某些情况下，认识错误的情况同样是存在的，对此阿尔诺则并未做出进一步的辩护。如何保证我们不是在幻觉或癫狂状态下进行认识？在这一问题上，直接实在论面临着与表象论同样的困难，阿尔诺的解释也并不优于马勒伯朗士的表象论方案。(45)因此有些学者认为：“阿尔诺和马勒伯朗士很相似，前者被认为面临着与表象论同样的反驳。”(46)就连阿尔诺的坚定支持者S.纳德勒也不得不承认：“至少就第五沉思的某些文本而言，其看起来很难与上述解释(即直接实在论)相容。”(47)

与此相关的是，怀疑论问题的核心在于对象在观念中的显现与对象本身之间的差异，这也是阿尔诺批评马勒伯朗士的立足点之一，关于这一问题，二者的差别仅仅在于，后者在思维和对象间嵌入了一个独立存在且与对象相异的观念，那么前者的观念概念是否同样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我思和对象之间的“第三者”呢？也就是说，直接实在论者“仍然需要弥合‘看起来’和‘实际所是’之间的差异”(48)。从更细节的角度来看，马勒伯朗士可以借助上帝来解释观念内容的形成及其确定性，但阿尔诺对此却含混不清。作为认识活动的观念如果通过直接触及对象从而产生或带有表象内容，那么这种认识活动在何种意义上构成了内容的载体？因此，一方面，阿尔诺坚信表象乃是观念或知觉的本质；另一方面，针对知觉如何形成表象这一问题，他只给出了否定性的回答。在他看来，观念的表象“与所谓的图画表象其原型，是其原型的图像是完全不同的含义”(49)。二者间并不是图片或图像与其对象间的相似关系，也并非语词这类的指示关系。事实上，阿尔诺可能和笛卡尔一样，虽然表面上否定观念和对象间的相似性，但实际上却都隐秘地遵循着这一规则。(50)

四、对象还是活动？

在现代哲学的开端处，笛卡尔的观念论既变革了先前哲学中的认识论结构，也为之后的哲学提出了一个根本的问题，即我思是否能真正地表象或触及外部世界，我思和对象间的认知关系到底是直接的还是需要以观念作为媒介？不难看出，他对观念提出的双重定义恰恰反映出我思和对象间两种可能的关系或模式。虽然这一定义呈现出一种模糊态势，但继承其哲学基本原则的马勒伯朗士和阿尔诺却为我们展现出，在二者择其一的情况下，两种定义的优缺点分别是什么，以及单一的定义能否满足笛卡尔的要求，与其相适配。可以说，两位哲学家替笛卡尔做出了一定的尝试和发展。

诚然，两位笛卡尔主义者已经向我们展示出，任何一种单一的观念定义都无法满足笛卡尔对这一概念的要求。关于这两种定义，笛卡尔在第三沉思点出了二者的区别：“就观念仅仅被看作思维样态来说，在它们之间我看不出有任何不同，它们都好像是以同样的方式来自于我。但是就不同观念被视为表象不同事物的影象来说，显然它们之间是很不一样的。”(51)这说明，每个作为思维活动的观念都是一样的，我思考上帝的活动和我思考一块石头的活动，其间并无太大差别；而作为思维对象的观念则不同，对象在观念中的存在或显现有着实在性上的差距，第三沉思对上帝存在的证明恰恰利用了这一点。上帝观念具有的无限对象现实不仅远超其他观念，甚至超出了我思本身的形式现实，使得“我越仔细地思考它，越觉得它不可能只是来源于我自己。因此由先前所说可以得出，上帝必然存在”(52)。考虑到在笛卡尔的体系中，我思只是第一个被确证的实体。而在更为关键的上帝存在证明中，笛卡尔依靠的乃是观念作为思维对象的一面。因此可以说，作为思维对象的观念定义在笛卡尔哲学的根基处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除《沉思集》外，笛卡尔在1641年与麦尔塞纳(Mersenne)的通信中也多次表达了观念作为思维对象的定义。他提到：“我使用‘观念’一词指的是我们思维中的所有东西，并且我将其区分为三类。一些是外来的，比如我们通常关于太阳的观念。其他的是构造或人为捏造出的……还有一些是天赋的，如太阳、思维、身体、三角形的观念，以及通常情况下，所有那些表象真实的、不变的和永恒的本质的观念。”(53)这恰好对应了第三沉思中对于观念作为思维图像的分类。显然，在被问及对观念概念的理解时，笛卡尔给出的也是观念作为思维对象的定义。在接下来的信件中，笛卡尔表现出更为明确的倾向：“由‘观念’一词，我通常指的是当我们构想某物时那些出现在我们思维中的所有东西，不论我们以何种方式构想它。”(54)

综合两个定义不难看出，观念通常指的是“我们思维中出现的所有东西”。这里的“所有”(everything，tout)从广义上说当然既包括思维对象，也包括思维活动。但在第二个定义中，笛卡尔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区分。“不论以何种方式构想”(no matter how)说明思考的方式或活动此时已被排除出讨论之外，观念的定义并不由某一种特定的思维活动来界定。即是说，抛开构想等种种思维活动不谈，思维中出现的另外那些东西才是更为标准的观念定义，即作为思维对象的观念。所以他紧接着提到，对上帝而言，“不论我们以怎样的方式构想，我们都会有上帝观念”(55)。因此，不论我们思考、想象甚至怀疑上帝，我们都会拥有一个作为思维对象的上帝观念处在我思之中。另外，思维活动从本体论上看只是我思的各种样态，因此只是内在于我思的种种活动，其并不具有使得我思突破自身内在性的功能。退一步讲，“不论以何种方式”这一表达至少说明作为思维活动的观念并不是其最重要或最核心的定义。重要的是当我以任何一种思维活动思考某物时，思维中总是会出现的那些其他的东西，即作为思维对象的观念。因此综上所述，笛卡尔仍旧可以被视作一位表象论者，虽然并非是马勒伯朗士意义上的。

纵观哲学史上的笛卡尔解释，观念作为对象的定义无疑占据主导地位。当我们将这样的解释传统归于康德、海德格尔或者罗蒂时，很难想到在几乎与笛卡尔同时代的马勒伯朗士那里，就已经出现了这种高度柏拉图式的观念定义和由此而来的强表象论解释。所以海德格尔在回顾哲学史时精准地把握到：“最早在笛卡儿的形而上学中，存在者被规定为表象的对象性，真理被规定为表象的确定性了。”(56)而马勒伯朗士无疑是这种解释的有力推动者，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位开创者。然而，阿尔诺的直接实在论方案也并非量小力微，一方面，他对意向性的坚持和对反思的探讨与胡塞尔现象学的相关讨论有着高度的相似性；另一方面，近几十年来，已经有一些笛卡尔研究者注意到了这一解释方案。例如，针对笛卡尔观念的主流解释，T.M.列依(Thomas M.Lennon)(57)和J.约尔顿(John Yolton)(58)就分别著文回击，进而表达了对直接实在论思路的支持。

五、结语

遗憾的是，作为继承者的马勒伯朗士和阿尔诺既没有实现为笛卡尔哲学进行辩护的目标，也没能证明自己正统笛卡尔主义者的身份，观念的单一定义在两位笛卡尔主义者自身体系中分别有着难以解决的困境。当然，回到笛卡尔来看，第一沉思中的感觉观念、第二沉思的蜡块观念等，其论证更为仰仗的是观念作为认识对象和事物表象的一面。而上帝作为笛卡尔哲学的根本基础，第三沉思对其存在的证明依靠的同样是观念的对象现实。因此，出于上述理由，我们仍然可以将笛卡尔理解为一位表象论者。

事实上，观念疑难的背后是笛卡尔形而上学和认识论间的错位。一方面，笛卡尔将思维和广延设定为两个本质相异、有着实在区分的实体；另一方面，笛卡尔由此出发进一步否认了心物、即观念和对象间的相似性。但除此之外，他并没有为观念的发生和运作机制提供任何其他认识论范围内的解释，注定要陷入怀疑论和唯我论等困境之中。因此，不论是生理学还是因果关系解释，这一问题最终都只能诉诸那个诚实的无限上帝。那么阿尔诺和马勒伯朗士是否帮助笛卡尔从困局中解脱，澄清了观念的定义呢？

实际上，两位笛卡尔主义者同样并未摆脱类似的命运。笛卡尔的形而上学坚持上帝作为无限实体的根本性地位，以及思维实体在存在和认识上对上帝的依赖性。而观念问题的核心就在于被观念表象的事物和事物本身之间的关系，以及观念本身的作用机制。因此不论是作为活动还是内容，观念的确定性最终都要追溯至上帝，这也暗示了两位笛卡尔主义者的选择和结局。阿尔诺较为忠实地继承了笛卡尔哲学中的基本原则，如实体二分、观念和对象的非相似性等，但他最终也落入了和笛卡尔同样的困境。除了表明观念和对象间是非图像、非语词式的表象关系外，前者对观念的表象机制同样没有做出正面的界定和澄清。那个决定思维活动指向某个特定对象、产生特定内容的内在性质到底是什么？这导致他和笛卡尔走向了同样的结局。马勒伯朗士则更为大胆，他既引入了一个无法从本体论上被定义的独立存在的观念，打破了笛卡尔的形而上学框架，又承认观念和对象之间在认识上的相似性。虽然笛卡尔更为倚仗观念作为我思对象和表象内容的功能，并且这样的观念能够保证我们获得真理，但对于马勒伯朗士的解释而言，其前提基础与笛卡尔的学说已相去甚远。“观念在上帝之中”的设定使得马勒伯朗士也只能选择上帝来作为观念的“处所”和根据。因此从上述分析来看，阿尔诺似乎是更为忠实的笛卡尔主义者，但从观念导致的问题和解决方式来看，笛卡尔、马勒伯朗士和阿尔诺三者走向了近乎一致的结局。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