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新：人类性与行星性——一种去人类中心主义的尝试

2025年3月27日下午，博古睿讲座系列第35期“人类性与行星性”在北京大学燕南园54号院举办。本次讲座由浙江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院长、芝加哥大学Max Palevsky荣休讲席教授赵鼎新主讲，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荣休教授、2020—2021年度博古睿学者白书农主持。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博古睿研究院”微信公众号。

在人类面临多种紧迫的全球性危机的当下，不同领域的学者纷纷尝试以跨学科的视野，为解决这些危机提供理论依据。本次讲座中，赵鼎新教授围绕人类世 （Anthropocene）与行星性（planetary）两个概念展开讨论，并结合人类与地球发展过程中的结构机制与因果关系逻辑展开讨论。为进一步推动去人类中心主义的思考，他提出了“人类性”这一概念，并借此构想一种全新的、可能缓解当下危机的方案，即一种“可能乌托邦”（feasible utopia）。

人类性与行星性（上集）

人类性与行星性（中集）

人类性与行星性（下集）

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化发展，人类活动开始逐步对气候和生态系统产生全球性影响，人类世（Anthropocene）这一概念也自21世纪以来进入了学术视野。这一概念认为，人类的全球性活动尽管在地质时间上相对短暂，但已经自成一种地质呈现，因此人类已经超越了自然地质过程，成为塑造地球环境生态系统的主要力量。

尽管这一理论在社会学与人类学等领域引发了广泛讨论，也常常在社会和政治运动中使用，但它尚未获得地质学界的普遍承认。其主要原因在于，大多数时候，在地质演变的尺度上，人类活动的影响仍然难以准确衡量。在“人类世”概念的基础上，博古睿研究院进一步提出了“行星性”或“行星形而上学”（planetary metaphysics），这一概念在理论上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行星性强调人类并非不同或独立于自然，并承认人类已经开始理解自身行为系统与自然之间相互依存的复杂关系。在此背景下，赵鼎新教授通过过往对“害虫与益虫” 这一人为二分定义的模糊性，生动地揭示了人类中心的思维模式如何导致了对自然科学的绝对化、错误化理解，并进一步论证了“行星性”的提出在去人类中心化进程中的重要性。

具体而言，去人类中心化的尝试可以追溯至三次重要的历史节点。哥白尼的日心说使地球不再被视为宇宙的中心，标志着人类的第一次去中心化尝试；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代表着将上帝不再被视为造物的主体，象征着第二次去中心化；第三次则是行星性的兴起，其意义在于取消了人类作为衡量万物尺度与主宰者的地位。

从这一视角来看，作为全新的去人类中心主义尝试，“人类世”与“行星性”概念的提出，不仅能够强调人类活动对地球环境的深远且不可逆的影响，从而迫使人类重新理解自身在地球系统中的角色，其意义更在于实现了对过往生物学、哲学和人类学等领域内的相关讨论的概念化，使这些研究获得更聚焦的讨论对象。在实践层面，它也强调了包括巴黎协议等行动框架在内的，以民族国家和多边成员国协调为基础的环境保护政策的不足。

然而，这两个概念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它们仅仅指出了现象，但未能深入剖析本质，所提供的也多是传统而常规的解决方案。更重要的是，这些概念都过度强调了人类在保护地球过程中的能动性，以及人类对地球影响的持续性和强度，忽视了人与地球力量的高度不对称性和地球自我修复和更新的能力。在更长的时空尺度下，人类活动对地球可能并不具有根本性的影响。换句话说，人类世和行星性思维的提倡者并未将人类物种的本性作为本体性问题加以讨论，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人类当前面临的问题的本质。只有在彻底边缘化人类中心主义的前提下，才能提出一种真正具有范式转变意义的缓解方案，而非彻底的解决方案。

基于此，赵鼎新教授将这一基于人类本性的理论称为“人类性”，将相应的缓解方案称为“可能乌托邦”，以强调这一方案的不足之处。如果说“行星性”的提出标志着第三次去中心化，那么“人类性”的提出则可被视为第四次、也是最彻底的一次去中心化。

要理解“人类性”，首先需要考察宇宙和人类演化过程中的因果关系，以及其中的结构/机制关系。机制可以被理解为一组在一定条件下具有固定互动规律的因果关系，主要包含普遍机制和特殊机制（ad-hoc mechanism）。

相较于达尔文的自然演化学说，拉马克的进化学说虽然受到了后来学者的驳斥，但其价值在于将人类演化过程视为一种正反馈过程的产物，而非负反馈机制主导的结果。在这里，正反馈（positive feedback）是指一个系统在输出增加或促进输入时，导致输出的进一步增强，并形成一个自我增强的循环，但最终容易导致系统的失控。而负反馈是指一个系统的输出抑制或减少其输入，导致输出被减弱或趋于稳定的过程。在这一机制作用下，系统会通过对变化的抵消作用，使系统回归平衡状态，从而避免极端的变化。

具体而言，地球上因果关系的演化和结构/机制的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物理（无机化学）、生物（有机化学）和人类（目的或积累/报复）阶段。在宇宙射线的散裂及星体形成之后，化学元素作为基础“结构”出现，而纯物理机制在具体的环境条件的作用下经历了结构复制、扩张和复杂化过程，产生了几乎全部因果关系。随着化学元素的缓慢组合与发展，地球进入了全新的生物/有机化学阶段。在这一过程中，这些结构所获得的自我保护和复制机制的重要性的日益增加，负反馈机制在演化过程中占据了主要地位。

在最后一个阶段，人类的出现导致了大量全新、特殊因果关系的涌现。尽管能取得和巩固当下优势的正反馈机制在这时已经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产生自我论证的能力，但赵鼎新教授认为，由于正反馈机制在发展过程缺乏稳定性，因此相比追求平衡的负反馈机制，正反馈机制仍然被视为一种非智能系统（unintelligent system）而非真正的智能系统（intelligent system）。此外，人类阶段的特殊性还体现在思想过程中的串联机制（looping），个体化、情境化的特殊机制，以及特殊机制在结构机制作用下聚集在末端形成的“末梢重”现象。在社会权力的高度不均质分布之下，权力分布越不均匀，正反馈机制、串联机制和末梢性特殊机制为人类社会带来的不确定性和危害性就越大。

这些问题不仅构成了“人类性”概念的本体承诺，也引出了人类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核心问题。尽管人类社会提出了多种缓解方案，但这些机制在本质上属于基于负反馈的调节手段，并不足以抵消人类社会整体上正反馈机制的主导作用。

例如，法律体系旨在通过制裁违规行为来抑制社会失序，但由于法律文本可被不同行为主体（actors）解读和操控，这一负反馈机制往往受到社会权力结构的影响，甚至可能被滥用或挪用以巩固不合理的规则和意识形态，并在社会权力不平等的前提之下，导致负面后果的指数级增长。同样，价格机制虽然可以调节供需关系，但过度依赖市场规律无法彻底解决贫富差距等社会问题，甚至可能加剧社会不平等，导致更严重的问题。而多党民主制虽然在理论上可以通过“用野心平衡野心”来维持政治稳定，但如果多党竞争未能坚持“忠于反对”（loyal opposition）原则，则可能导致社会分裂与矛盾的激化。在这一情况下，宗教与哲学虽然能够被视为一种用于平衡人类欲望的手段，但宗教领袖的说服力、号召力及宗教机构的强制力量，在历史上同样也是威胁和暴力的根源。

此外，集体记忆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基于经验的负反馈机制。作为人类最后的负反馈手段，历史记忆的价值在于防止社会重复过去的错误。但赵鼎新教授也表示，作为机制的集体记忆面临“忘记意味着背叛，记住意味着记错，多元意味着忘记”的三重悖论。也就是说，在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作用下，对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解读会导致经验的去中心化和地方化，而多元思想的竞争和高度自由主义影响下的讨论环境并不意味着最优的思想能够占据主导地位、指引未来人类发展的方向。

在赵鼎新教授看来，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正反馈、串联和特殊机制，以及社会权力不平等程度加剧的趋势，构成了人类性的核心特征。在这一背景下，作为一种解决当下问题的潜在方案的“可能乌托邦”虽然难以通过清晰的理论模型加以呈现，但能够借助以下基本原则进行描绘。

考虑到“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的风险，“可能乌托邦”的构建首先需要利用离散的社会权力实现对集中性的国家权力的有效制衡。在削弱民族国家权力的同时，这一方案主张加强全球治理体系，但需要将其作用限制在提供少数关键的全球公共产品，以避免权力的过度集中。此外，军事力量作为一种强制性、集约性权力，也应被削弱至仅承担警察职能，以维护公共安全。

其次，与价格机制类似，市场机制作为一种负反馈调节手段，在维持经济稳定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这一调节机制必须在环境可持续、社会公平的框架内运作，以在经济增长、市场信心和社会稳定之间的寻求平衡。

同时，人类的重复性、中低质量劳动被迅速发展的IT和AI技术取代已经是大势所趋。在此背景下，人类应该从事对社会和环境破坏性较低的文化、艺术或体育等活动，以缓解正反馈和串联机制导致的过度竞争及其负面影响。然而，这类社交活动会催生新的权力结构，例如社区名人的崛起及其影响力的扩张，甚至演化出类似宗教的强制性、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因此，可能乌托邦必须采用以中等规模社区为中心的治理模式，避免规模过大导致治理难度过大、难以限制权力的集中，同时确保规模适度，以维持社会活动的意义和趣味性。

赵鼎新教授最后总结道，在人类出现后，地球逐渐摆脱了盖娅假说所强调的、以自我调节的负反馈因果模式的塑造，而转向以正反馈机制为基础的社会力量的影响，这些影响又会随着末端效应和权力不平等而放大。尽管正反馈的线性性为人类带来了无数的实际利益，也加强了人类掌控和支配自然的能力，但正反馈机制的不稳定性及其影响使得人类始终受到原则性负债的约束，即人类因自身行动承受的各种报复。这一观点在某种意义上切合道家哲学的的核心主张。然而，考虑到社会权力分配的不均衡以及人类性的特征，这种原则性负债作为一种延迟性的负反馈，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人类本性指导下的行为模式。在这一语境下，赵鼎新教授想要强调的是，尽管人类历史缺乏“目标”和“目的论阶段”，但宇宙发展的目的论（teleological）特征为人类的未来发展带来了更大的挑战，甚至远超当前的认知与想象。

在互动环节，白书农教授首先分享了他对讲座内容的看法。他指出，行星性与赵鼎新教授提出的“人类性”与他在2020至2021年作为博古睿学者研究“人类变革”时提出的“生本”文明具有相似之处。相较于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人本”（祖先崇拜）和“神本”（上帝崇拜），“生本”文明以生命规律作为人类行为规范的终极依据。尽管这些概念都旨在解决“人是什么”“人会如何发展”的问题，但行星性试图以一种超越性的（transcending）、俯视的视角来实现去中心化，而“生本”文明强调以“人是生物”这一基本事实作为出发点，从而获得一个更加“落地”的分析视角。

在后续提问环节中，也有观众请两位老师更详细地解释人类性与生本概念的异同点。对此，赵鼎新教授同意白书农教授的说法，认为人类性是一个更高企（heighten）的概念：“生本”强调人的生物本质，而人类性强调“人类和生物的区别的本质”。同时，生本主要与正反馈、串联性和特殊机制三个人类的主要特征相关，但尚未充分考虑与社会结构，以及社会权力的不均匀分布的关联。基于此，赵鼎新教授认为，“生物生本”与“人类生本”是有区别的，为深化对生本概念的理解，还需打通这一概念与社会结构及权力的关联。

还有观众询问，人类的伦理道德维度在行星性建构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乌托邦式的全新反馈机制，是否可能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环境伦理，并对人类道德体系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对此，赵鼎新教授指出，伦理道德可纳入宗教维度进行讨论。但道德是最不保险的负反馈机制：过度强调道德不仅无法维持权力平衡，反而可能导致道德绑架，并强化传统宗教与哲学中内含歧视性的、看似合理却存在局限性的道德准则。此外，道德伦理也不能有效促进社区内部的有效竞争，从而难以支撑社区规模的维持和治理的有效运作。

文字整理：实习生 马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