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占黑：我们要接受“失控”的存在（微信文章未删减版）

主要观点总结

本文是对作家王占黑的专访，介绍了其写作经历、作品特点以及个人生活等方面的内容。

关键观点总结

关键观点1: 王占黑的写作背景与作品特点

王占黑的作品多以老旧小区为背景，关注公共的社会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互助行为。其新书《正常接触》贯穿疫情封控三年，反映了社会变革和人们面对现实的挣扎与自救。写作风格从最初的孩童视角，逐渐转向更关注个体在城市中的漂泊和原子化生存。

关键观点2: 王占黑的写作转变与现实主义关怀

王占黑的写作转变与其个人经历和社会环境紧密相关。疫情三年间的特殊经历，让她更加关注现实的混沌和人们的生存状态。她试图通过写作把握泥沙俱下的现实变化和冲击，为读者捕捉那些无以名状的混沌。

关键观点3: 王占黑的生活状态与写作态度

王占黑目前处于自由职业状态，兼职工作以养活自己。她重视文学的“好”，即诚实地面对自己，接受变化，并通过写作反映内心的想法。她的写作是私人的也是公开的，旨在呈现真实而复杂的现实。

正文

一个寻常的冬日下午，王占黑出现在屏幕的另一头。她留着一头齐刘海短发，神情比我从照片上感受到的要沉稳许多。透过屏幕，我的目光绕过她，捕捉到了那些不加遮掩的日常生活场景：比如床的一角，还有晾晒在窗前的小件衣物。

从故乡嘉兴到上海，王占黑一直都居住在老旧小区里。这样的小区在中国比比皆是：它们在外观上有些衰败，没有电梯；等到老一辈“原住民”逐渐搬离，又继续为涌入城市的年轻人们提供生存空间和缓冲地带。自从以作家的身份亮相以来，老小区就成为王占黑写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这一空间的流变，在她的写作中同样有迹可循。这些年，那些读者们已然熟悉的“街道英雄”式人物从她的小说中慢慢褪去，取而代之的是同龄人在都市空间里的漂移。而我对王占黑最初的好奇也在于此：一个年轻作家为何要在成名之际，离开已经被充分熟知的写作轨道，开始一种新的题材和讲述方式？

回看王占黑更早以前的写作，无论是《街道江湖》还是《小花旦》，都是通过一种她称之为孩童看待世界的“平视”视角，呈现一个充满人情冷暖的昨日世界：曾经凶悍的小区看门人，随着年岁增长而威风不在；小区美发屋的剃头匠，也时常流连在上海人民公园的跳舞角里......而在她去年出版的新书《正常接触》中，王占黑抛开了这种“平视”，将镜头锚定于那些生活高度原子化的都市年轻人，以极其贴近现实的敏锐度在不同阶级、身份和性别角色之间流转：外卖员、新闻记者、兼职上门喂猫的失业者......TA们就像被一把抛入各自运行轨道中的行星，只偶尔产生电流般短促而游移的交集。

但不得不承认的是，我是在一种极其抽离的感受中读完了她的新书。无论是过去那种质地无比细腻和日常的空间感，还是不断递进、变化和丰富的时间感，似乎都变得薄弱了。许多片段就像是现实世界的镜像，但无数微小或重大的情绪和事件在书中闪现，又如浮光掠影般消失，留下一种什么也抓不住的沮丧感。

然而，也许是在阅读间歇的某一瞬间，我猛然意识到，那不正是我们在疫情三年间的真切感受吗？当经验、知识乃至日常秩序都在迅速失效，我们所面对的，不就是一片混沌吗？

是的，除了都市空间，这本书还有一个不能更明确的写作语境：它贯穿了疫情封锁的那三年。在那段时间，写作是王占黑应对现实泥沙俱下的方式，也是危机时刻的一种自救。“这本书里充满了快要失控和已经失控的地方，”她说，“但它和那三年紧紧相关。我要接受那些失控的存在，接受那个时期的自己。”

对王占黑来说，写作上的转变从来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与其说是某种使命感驱使，不如说，她以一种足够坦诚且袒露的姿态，直面自身的境遇。作为读者，我感到庆幸和宽慰。至少，还有人试着为仍然处于后疫情时代的我们捕捉那些无以名状的混沌，或是在“滞后的时间”里，换一种方式审视我们共同经历过的现实......

我们也聊了聊一个年轻作家要面临的生存处境。在这个如庞杂机器般向前卷动的绩效社会，她更宁愿做一个不稳定的自由职业者，维护她真正热爱并珍视的文学，以及写作者之间的偶发联结。而这都是因为，文学和写作赋予了她巨大的“好”：每当打开一份空白文档，王占黑都清楚地知道，必须要诚实地面对自己，接受自己，让真正想说的话在小说中展露无遗。

采访&文｜蓦然

编辑｜阳少

王占黑

作家，1991年生于浙江嘉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已出版小说集《正常接触》《小花旦》《空响炮》《街道江湖》。其中《空响炮》获首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和第四届单向街书店文学奖年度作品。

把握泥沙俱下的现实

青年志：新书《正常接触》的写作贯穿了疫情封控的三年。你曾说你的写作是高度依赖经验和知识的，但相信大多数人在疫情期间，面对无比混乱的现实，经验和知识都在失效。你会有同感吗？

王占黑：这本书的写作，基本上是发生在2020年初到2023年初，的确覆盖了整个疫情封控的三年。我不知道这三年对你来说是怎样的，对我来说，现实生活的经验就是一片混沌。除了几个重大的时间节点，比如武汉疫情爆发、上海春天，还有2022年底的放开，其余记忆都很模糊。与此同时，我们每天还要接受各种新闻的轰炸，今天有一个女性被拐卖了，明天又有一场无差别袭击......它们就好像一波又一波的浪潮，迅速地冲过来又迅速地消退，把我对生活和时间的感知冲得稀巴烂。

其实大部分人在疫情三年都没有亲身经历过特别大的冲击，但那些小的冲击就像凌迟一样，每天都在刮你的肉身，到最后你都不知道自己还剩什么，或者说被塑造成什么样了。

青年志：在那段时期，写作对你的意义是什么？

王占黑：当我觉得很混乱的时候，我就会想要通过写作的方式，在滞后的时间里看看我们到底经历了什么。如果抓不住那些真正发生的事件，至少可以抓住一些感受，通过这些感受去把握那些泥沙俱下的现实变化和冲击。

我的写作并不是在试图总结一个时代。对我来说，写小说可能首先是一种对身处时间的消化，帮助自己梳理到底经历了什么，然后再尝试做出一些反应跟抵抗——虽然可能没什么用。在2022年上海的春天之后，写作就更像是一种疗愈和自救。因为如果不这么做，可能都不知道生活要怎么继续下去。

其实我也是直到今年（2024），才开始有一种缓过来的感觉，可以更加抽离地看待当下的生活，恢复信息处理的能力。

青年志：在你的写作里也能看到很多现实事件的影子，比如铁链女、郑州暴雨......在我最喜欢的一篇里，你写的是一位女性记者如何试图追踪真相，却始终和真相隔着一层雾。那段时间，我想除了疫情的冲击，面对社会新闻轰炸的徒劳无力感也是很多人共通的情绪。

王占黑：我最初写这篇小说，是因为有一个记者朋友在职场上碰到了一些困扰。虽然她很敬业，也很努力，但在职场上始终得不到好的回报。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可以帮助她的，但我可以写一篇小说来安慰她。

而且，我想大家都不会忘记铁链女。最开始，我并不想写一个完全相似的故事，况且我也不了解事实，所以我就写了郁霞——一个被逼成杀人犯的女性。其实我自己更有感触的，是那些在郁霞之前死去的女人。你会看到这篇小说里有很多女人，有名字的、没名字的，在小说之外也有很多这样的女人。尽管我们生活在一个封闭的世界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困境，但书里这些女性的影子是可以合在一起的。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封面上设计了三个带着头套的人。

青年志：我在读这本书时还有一种感受是，对于你来说，在疫情三年间继续以老旧小区为写作对象，反而是不可能的。也许你是在被迫书写当下发生的变化。我觉得那是一种特别诚实的状态。

王占黑：在city walk这个概念开始流行之前，我的写作里其实就有大量城市漫游的部分，但在疫情三年间，你还想做一个城市漫游者都是不可能了的，对吧？

其实这本书的文本，我并不是特别满意，因为里面充满了快要失控和已经失控的地方。但它和那三年紧紧相关。我要接受那些失控的存在，接受那个时期的自己。

我也并没有写什么宏大的东西。疫情在这本小说里无非是个背景板，即便如此，也有很多部分在商业出版的过程中难产了。对我来说，这本书更像是一个私人的礼物，是我个人对于那三年的一种交代和纪念，能出版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新书的唯一一次线下活动。（2024.9 by 吴风）

在分享核酸亭的各种出路，遗迹也算是一种街头“托马森”吗？

从「街道英雄」到都市漂泊者

青年志：你最开始写《街道江湖》和《小花旦》时，几乎都是在写老旧小区的人和事。为什么老小区会在你的写作中占据如此重要的部分？

王占黑：我从小就生活在老旧小区里，一直到上大学。我成长过程中认识的绝大多数人也都是小区的居民。对我来说，这样的小区就是我的家园，当我在写那些一直生活在其中的老年人，或者说老小区的“土著”时，我会有一种归属感。这种归属感，会让我在写作的最初阶段有一种非常感性的经验。我很少会写发生在家庭内部的事情，还是更关心一种没有血缘的、公共的社会关系。

即便是这几年在上海，我也依然住在工人新村这样的地方。这是我们这代人非常普遍的一种生活经验，并不算特殊。所以我在最开始写作时，也并没有特意区分背景是在我的家乡嘉兴还是上海。无论是在上海北京，还是在规模更小的城市，居住在步梯老小区里的人往往比新楼盘里的人要多，甚至还有很多人住在曾经的平房宿舍里。但渐渐的，塔楼或者说高层住宅，也正在快速演变成新的贫民窟。

在新楼房里，人和人的居住空间可能都更独立，也更注重彼此的隐私。但在我从小到大生活的老小区里，隐私是一个比较奢侈的东西，大家需要抢占公共资源，分享一些小道消息，也会有很多问题——比如前几天，我楼上的小孩在家跳绳，就把天花板跳裂了，需要我去处理。

青年志：你的写作从书写老一辈人，到更多地书写年轻人，这个变化是怎么发生的？

王占黑：其实那些老小区并没有变化，只是居住在其中的人们变了。原来那些经历了“下岗潮”的老一辈人，正在慢慢地离开，成为故事中的配角或者背景板；年轻的租客和流动人口开始进入这个空间，成为故事里的主角。

对我来说，我始终是在写同一个群体，因为TA们始终是混居在一起的。当你把目光对准老一辈人，你会看到老人们在这里生活了三五十年的轨迹；但如果把目光对准隔壁的群租房，就会发现那里每天都有五、六个人进进出出。TA们和老小区形成了一种共生的关系。虽然更多时候TA们是相互排斥的，但比如在疫情期间，也会有互助的行为。

如果说我的写作有什么变化，那就是从《小花旦》这一篇开始。小花旦是“街道英雄”系列里的最后一个人物，他作为一个小区里的剃头匠，后来走出了小区，去到社会中更广阔的地方，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启示。这让我意识到，我也想去写城市里人们的生活、命运和选择，想去写更远的地方。

离开学校后，我就从一个在老小区长大的孩子，成为了一个在大城市漂泊的女性。我的写作，也因此把视线从老小区拉远到整个都市，每个人的存在也因此变得更渺小，更原子化了。但如何感受自身所处的空间，以及人和人的关系，一直是我比较关心的话题。

底楼的夏天，要素丰富。（2024.6 by 占黑）

青年志：新书里的主角有各种各样的身份：外卖员、记者、房屋中介......我还很好奇，在构建诸如男性外卖员这样的第一人称视角时，你如何弥补由于生活经验的差异而造成的缺失？

王占黑：我写完《韦驮天》这篇后，有个朋友把它拿给南方的一个工友读书小组看了。我以为工友们能帮我指出常识性的错误，比如快递行业并不是我想的那样，但他们好像真的以为这是一个叫韦明的快递员在讲述自己的故事。听说这篇小说其实是一个女孩子写的，其中有位工友还有点伤心。

如果是写长篇，肯定要做大量的准备，或者很精确地把握某种体验。但至少在现在的篇幅中，很多东西还是可以通过虚构来展开的。可能很多人觉得我写的比较真实，会问我怎么去找到素材或者原型，但虚构也可以在一个合理的情况下展开。

青年志：看你之前的作品，会觉得作者的性别身份比较模糊，但这点在新书里似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你自己怎么看待你的女性视角和经验对于写作的影响？

王占黑：如果从创作的角度来说，小说本来就是一个叙述的声音。我不重要，我的性别自然也不重要。但在我的生活中，我能感受到我的女性身份和性别意识在不断露出，而且越来越清晰。

这几年，出现了很多女性互助和为女性发声的浪潮，大家都在这样的环境中共同成长。有时候我会觉得，我再也不可能回到写“街道英雄”系列的状态了。那个时候，我采用的讲述手法是一种所谓的“平视”，是用一种没有任何身份标签的孩童的目光看待所有人，很干净、很纯粹，那就注定抹消了性别意识的存在。其实现在回看我小时候生活的老小区，的确是以一群成年男性为主。尽管他们看上去很有生命能量，在小区的公共空间里创造了各种各样的事件，但背后却是女性在承担家中的劳动。

当然我也不会否定过去的写作，只是接受不同阶段的自己。其实也有朋友真诚建议我，重新回去写那些更有辨识度的题材，但我觉得我只能写当下最想写的东西，这不是我能决定的。

机智居民自制的简易晾衣杆。（2025.2 by占黑）

连成一片的岛屿

青年志：你现在是全职写作的状态吗？

王占黑：我算是自由职业，平时在做一些兼职工作。我不是很想做和文学相关的工作。我会做家教，也会在朋友开的公司打一点工，总之都是一些不用坐班的工作。

写作的话，算是当作个人爱好在坚持吧。我写的并不是很勤快，有时一年两三篇，有时一年只写一篇。我也不是那种每天像上班一样坐下来写作的人。比如说，我会在六、七月份的时候集中写作，到了八月份休息一个月，然后再接着写两个月。主要是这样一种状态。

青年志：这种状态是你主动选择的结果，还是出于现实境况的考虑？

王占黑：我觉得要接受一个现实，那就是自己的产量并不是很高，也不需要通过写作来养活自己。2020年之前我在中学当老师，后来辞职了。这是很意外的一个临时决定，生活方式也很快地改变了。刚开始自由职业时，我摸索了很多方法，如何用一种不那么消耗自己的方式赚钱。渐渐地，我就找到了一些固定的兼职，也能有一些稳定的收入。

但每个月总有那么几天，就像来月经一样，会觉得不如去重新上个班算了。再过几天，这个想法可能又会消失。我也上过班，但上班时的我就是一个没有感情的打工人。的确有一些特别热爱工作的人，认为工作能帮助自己实现价值，但我的工作就只是工作而已。只要有剩下的精力，我都愿意留给写作。

文学和写作是我生活中为数不多的、全身心珍爱的东西。我做了很多其他的事情，无非就是为了让写作在一个受保护的安全环境里，在我的生活里继续存在下去。

青年志：你觉得你这一代作家，在写作上面有没有一些清晰可见的共通点？

王占黑：我觉得大家都更自由了，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关心什么，会很坚定地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向去写作。大家也不会觉得要追赶写作的潮流，也不那么在意写作脉络或是外部的评价。我还挺喜欢一些能遇到同龄写作者的场合，即便你们不是很熟悉对方在写什么，也没有关系，只要看到还有很多人在发自内心做这件事就挺高兴的，彼此的存在就是一种鼓励。

这种感觉，就好像我们都有一个自己的小岛。当你望出去时，会看到很多人也站在自己的岛屿上，甚至只是站在一些小小的礁石上，但至少不会是空荡荡的海平面。你就会觉得真好。每个写作的人都守着一个岛屿，连起来又是一片群岛......

青年志：这么多年，你在文学中获得的最大的“好”是什么？

王占黑：我在采访提纲里看到这一个问题时，觉得好感动。自从我2018年出版了第一本书到现在，我做了很多采访，但从来没有人问我这么实在的问题。

这个问题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如果文学和写作没有给我带来巨大的“好”，我为什么还要这样保护它，珍视它，并且不断地写下去？其实写作不会让我真正得到什么，有时候可能还会让我失去什么，但我之所以继续写下去，一定是因为它给我带来了最好的东西。所以我很感谢你提这个问题。

其实你在之前的对话里，就已经把我的答案说出口了。我觉得写作最大的“好”，就是可以让我诚实地面对自己。生活中有很多混沌的、让你困惑的、说不清的时刻，你可以选择忽视、遮掩或者混过去，但在写作中是做不到的。当你在面对一个空白的文档时，那些混沌的、让你困惑的、说不清的，在写作中必然一览无余。

虽然文学的目的不是要把这些事情讲清楚，只能以另一种形状呈现出来。但当它出现时，你就会看到自己内心的想法，会看到自己的变化，也必须接受这些变化，无论好还是不好。对我来说，这种诚实就是最好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