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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那1424通心理求助电话里在讲述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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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在这些心理援助热线里,藏着中国人的情绪切面。
作者:张铃 
封图:图虫创意




导读



壹  ||  每到夜里,是12356接线员最忙碌的时候。一般每位接线员每晚要接听10—20通来电,凌晨2点之前来电尤其多。
贰  ||  在接线员们眼中,不少孩子厌学、休学和父母的心理状态关系很大,一个焦虑的孩子,往往有一对更焦虑的父母。
叁  ||  在热线中,像林兰这样因为就业或工作压力来电的人很多。邵啸告诉经济观察报,这些人的难题各不相同。
肆  ||  心理热线有别于传统的心理咨询和线下诊疗,更多起到的是缓冲和解决小问题的作用,一次热线电话很难系统地解决求助者的问题。



“您好,我是12356心理援助热线的接线员。”每一次接听热线电话,邵啸都会用这样的开场白:“我有什么能帮您的?”


邵啸是北京安定医院的心理治疗师,一个多月前,他有了第二个身份:北京市心理援助热线接线员。通过一根电话线,他倾听着每一个来电者的心事,也给予他们专业的支持和帮助。

从2025年1月1日起,北京市开通12356心理援助热线,第一批心理援助热线专业接听人员共327名,他们是来自北京安定医院和16个区级精神专科医疗机构的精神科医师、心理治疗师和心理咨询师。其中,北京安定医院有近50人参与,他们也承接了全部的夜班接线工作。

开通第一周,北京市就接听了871通有效热线。迄今,仅在北京安定医院,就已接通1424次来电,平均每天约37次,平均高峰时段为晚8点到次日凌晨1点。

来电者既有父母,也有孩子,既有白领、大学生,也有农民,还有戍边人员和海外华人。他们讲述着那些关于休学、失业、失恋的烦恼,那些关于自我、人际、社会的困惑。

在电话中,接线员们听着失业的年轻人倾诉着自己的焦虑和茫然;在城市闯荡过又返乡生活的年轻人在试着重新适应农村环境,重新习惯和父母一起生活;中年人讲述着对父母的期待,觉得逐渐老去的父母不理解自己、不听自己的话;说着不同方言的农民,讲起他们的不平,像那些和拆迁款分配、赡养老人分工有关的争执;身在海外做出海业务的弄潮儿拨通这条热线,只为听到能抚平烦忧的乡音。

在这些心理援助热线里,藏着中国人的情绪切面。



深夜电话亭

每到夜里,是12356接线员最忙碌的时候。一般每位接线员每晚要接听10—20通来电,凌晨2点之前来电尤其多。邵啸第一次接听热线就是个夜班,需要从晚上6点接听至第二天早晨8点。14小时里,他接听了14个电话。

那天深夜,邵啸接到一位中年男性的电话,自述被子女教育问题困扰数月。他有两个孩子,但不知如何给孩子们一样多的爱、资源和陪伴。他出现严重的失眠,总做噩梦,甚至呼吸困难。由于一些顾虑,他没有就医或寻求专业咨询,看到热线开通的消息,就试着打来了。

邵啸明显感觉到,对方的焦虑情绪、躯体化程度和身心反应已经非常强烈。他基于临床经验和直觉,从听到问题起就在心里做一些专业判断和猜测,并通过提问去确认判断。比如,考虑到对方是在父亲的角色中对孩子的教育资源分配问题产生困惑,邵啸会问对方:“作为一个孩子,您的父亲是怎么对您的?”

深夜也是很多年轻人被情感问题困扰的时刻。“老公出轨了,我该怎么办?”不少来电者刚经历情感危机。邵啸说,那些在深夜与伴侣争吵甚至分手的人,很容易有失落甚至绝望情绪。家人、朋友可能都睡着了,给别人发微信不一定能被回复,热线在这时接住了他们。

未进入婚姻的年轻人有另一个烦恼:被催婚。

“我们要接纳年轻人的选择,也要处理他们的困惑。”北京安定医院临床心理中心心理测查科主任孟繁强说,一部分年轻人其实是在用不婚主义遮蔽在亲密关系方面的困难,内心对婚姻有担忧和恐惧。有的人是因为失败的经历,或看到父母的失败经历,有的人是考虑到婚后的生活习惯问题和经济负担。这时,接线员会帮助他们梳理问题,找到靶点,权衡利弊。

独生子女在电话中倾诉着几乎独属于这一代人的烦恼——父母日渐老去,要不要搬回去和他们住?要不要为此换工作?要不要把父母接到身边?和父母一起生活会不会有矛盾?

大学生也在电话中提及他们的困惑,人际关系、未来职业发展、绩点和升学、考编和考公、不理想的专业、紧张的舍友关系……近期正值寒假,他们暂时无法接触到学校的辅导员和心理咨询中心,拨打12356的大学生比平时更多了。

孟繁强说,许多大学生有认知误区,认为只要现实问题解决不了,心理状态就好不了。其实,接线员可以以旁观者视角,帮助他们找到那些容易被忽略的资源和解决问题的方式。多数大学生在挂断电话之前,情绪都能得到较大缓和。

3名来自北京安定医院的接线员告诉经济观察报,在他们接听的电话中最广泛的问题有5类:家庭关系冲突、个人职业发展、子女教育问题、情感问题和疾病问题。



困在休学里的孩子

在深夜来电里,有不少是青少年打来的。北京安定医院临床心理中心医师崔思鹏透露,在北京安定医院负责接听的案例中,有9.9%是未成年人,其中甚至包括小学生。有的青少年会趁父母睡着时,和接线员讲自己的秘密。他们正处于青春期,不想被父母知道自己打了电话,不过接线员一般会鼓励他们去和父母更好地沟通。

在青少年来电里,不少人被休学问题困扰。

2021年5月发布的“中国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儿童青少年整体精神障碍流行率为17.5%,重性抑郁障碍占2%,这些人中有不少面临过休学问题。

邵啸说,家长更关注怎么让孩子尽快复学,如何规律作息、控制手机使用时长,他们担心孩子接触“阴暗”的小说、动漫或朋友。和家长相反,孩子们向接线员提出最多的问题是,怎么让父母“别管我”。邵啸说,青少年喜欢被关心、倾听、理解和陪伴,不喜欢被约束和训斥。

“你要接纳孩子。”孟繁强也是一名接线员,在电话中遇到焦虑的家长时,他会告诉对方,如果强迫孩子在没准备好的情况下复学,很容易复学失败,这种阴影会让下次复学变得更难。

孟繁强会和家长们一起复盘孩子的休学原因。厌学往往只是表面症状,同样是不愿上学,有人因为人际关系,有人因为学业跟不上,有人因为在意他人评价,还有人是因为达不到父母期待。

近几年,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和伴随而来的休学问题日益突出。孟繁强提到,青少年在疫情期间经历过长时间的网课,这对他们的心理健康不利。社会隔离对人的身心是负性的,因为寻求亲密关系是人的本能。相对来说,成年人的社会连接更多,而青少年最主要的连接就是课堂,离开校园,让他们失去情绪纾解渠道,和父母又容易有代沟,许多东西无法倾诉,这会让青少年积攒情绪问题,社交能力下降。

在接线员们眼中,不少孩子厌学、休学和父母的心理状态关系很大,一个焦虑的孩子,往往有一对更焦虑的父母。如果父母的焦虑症状能好转,孩子也会向好。“太多家长比孩子的病重多了。”孟繁强说,许多家长的逻辑是,孩子好我就好,但事实不是这样。

在和青少年电话沟通时,接线员们也会有一些特别的方式。

邵啸说,和成年人沟通时,他可能会用一些专业术语,但和孩子们聊天时,他尽量说易懂的话。比如,不说“就医”,而说“看大夫”,不说“精神科药物”,而说“考虑吃点药”。

另外,孩子们常会提到一些接线员没听说过的内容,比如画漫画的App、网文平台、动漫、游戏和同人。这时,接线员会立即搜索相关信息,让孩子们知道对方既愿意用他们能听懂的话去交流,也愿意去了解他们平时在做什么,而不是仅仅以权威的姿态对话。

“做到和来电者在同一个认知水平、同一个语境里沟通,是我们的必修课。”孟繁强说。



困在失业里的年轻人

“我感觉压力特别大,焦虑,睡不着,时常有想死的念头。”对着电话那头的陌生人,林兰把许多无法和家人讲的话说了出来。

林兰是2024年毕业的考古学硕士,因为找不到工作,她没有回家过年。2025年2月12日,抱着尝试的心态,林兰拨通了北京心理援助热线。十几秒后,电话通了。

听完林兰描述的心理状态后,接线员建议她尽快去精神类专科医院就诊。

“我的情况有点特殊,我是从编制内辞职再去读研的,没想到时局转变这么快,毕业后完全找不到工作。”林兰继续讲着自己的经历,对方静静听着,时不时给她一些回应。

读研之前,林兰曾在西南一所小学当语文老师,这份工作有编制、简单而稳定,但她不习惯学校里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也不想过一辈子能望到头的生活。她不喜欢逼学生刷题,做班主任时,班里的小学生到周末需要写近10张试卷,她于心不忍,但要想出成绩就必须这样做。

“那个地方太小了,我想走到更宽广的地方去。”在对体制和教育的双重怀疑中,林兰决定跨专业考研,追逐中学时代就种下的考古梦想。

入学之初,林兰满怀期待,一头埋进书堆。她写了几十篇读书札记,帮助老师整理书简,把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满心以为,毕业后学历和能力都提升了,下一份工作一定能更好。

从2023年夏天开始,现实给了林兰沉重一击。那时,网络上关于失业的讨论已经很多了,那种颓丧的气氛让她第一次嗅到危险。进入研三后,她一边写论文、答辩,一边投简历,但结果并不理想。

转眼就到了2024年7月,林兰正式开始了失业的生活。她情绪很差,在焦虑和失眠中想办法自救,去五台山的寺庙里住了一个月。状态有所缓解后,她来到北京找工作,每天一睁眼就投简历,不管是否对口。400多份简历里,给她回应的只有3个,月薪7000元。她最终没能得到任何一份工作。

为了生计,她一边继续考编,一边到西南某省的考古工地打零工,日薪100元。林兰告诉经济观察报,这通心理援助热线就是她在一个考古工地上拨打的,她问接线员:“我到底要不要继续考编?”

接线员听完,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答案,而是告诉她,不同的路有不同的人生体验。最后,当林兰提及自己状态有所好转,但偶尔仍会莫名其妙流泪时,接线员再次提醒她,如果失眠和焦虑的状态长期持续,尽可能寻求专业的帮助,不要避讳求医。

林兰说,她打电话不是一定要接线员给出一个准确答案,只是需要有人陪她聊一聊,看能不能从交流中获得新启发。

在热线中,像林兰这样因为就业或工作压力来电的人很多。邵啸告诉经济观察报,这些人的难题各不相同,有工作内容上的挑战,也有与领导、同事间人际关系上的烦恼。有人晋升不顺利,有人正面临公司裁员,失业者也占了不小比例。



需要更多接线员

成为接线员一个多月了,这份工作和邵啸报名时的想象有很多不同。比如,他没想到会有这么多来自外省市甚至海外的来电者。

2024年12月25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关于应用“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电话号码的通知。当天,和许多同事一样,邵啸决定加入这一热线。排班时,医院考虑到接线员本职工作的强度和形式,为每人平均每月安排了2—3次值班。

按照国家卫健委的规划,全国各省要在2025年5月1日前确保心理援助热线投入运营,但还有不少省份暂未开通热线,一些有需求的人就会拨打外地热线。孟繁强说,目前在北京安定医院接听的电话中,有50%以上来自京外,其中有不少来自偏远地区。

经济观察报了解到,目前,北京市有11条热线,其中白天有9条热线,时间为8点—18点,夜间有2条热线,时间为18点至次日8点。

一通热线接进来时,邵啸会先把注意力集中,快速调整坐姿,让自己处于舒适的状态,佩戴上耳机,确认网络连接,这些动作只需要几秒钟时间。随后,他点击接线,迅速浏览系统提示的来电者基本信息,包括电话区号、过往来电情况等,这会让他对来电者先有一个基本判断。

多数来电者的通话时长在30—45分钟之间。一般情况下,接线员会先用20分钟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和对方当前主要的问题和症状,再用20分钟分析问题和探讨解决方案。

电话接通后,来电者通常会开始讲当下的情况,或是主观痛苦,或是当前症状,或是近期发生的事件。每通热线都会有系统工单,接线员需填写来电者的性别、年龄、工作、主要问题、当下面临的主要事件、干预和效果。邵啸会边听边用笔或电脑做记录,也会边听边做判断,对对方的问题做一些专业的总结或澄清。

在合适的时机,邵啸还会主动提问。比如,面对以孤独和抑郁情绪为主的来电者,他会优先问居住环境,周围有没有家人或室友,以确定他当下能得到的支持。如果对方以焦虑情绪为主,他会问对方面对的工作、经济和家庭压力,这些问题既表达了他对来电者生活的好奇心和理解,也能更有针对性地为下一步干预做准备。

不少来电者属于有抑郁、焦虑情绪,但又没到必须用药的地步。孟繁强说,许多人会困惑自己是心理问题还是精神疾病,不知道下一步应该自我调适还是去医院。当人们有就医羞耻或疑问时,接线员可以给他们基本的心理健康教育。

当遇到有自伤、自杀风险的来电者时,邵啸会首先给他们一种“在场”的支持。邵啸说,只要对方选择打电话,就是有需求的,这个需求并不是让接线员仅仅评估风险,而是得到劝慰、支持和安抚。

“有任何心理困惑,都可以打热线寻求帮助。”孟繁强说,对于产生短期抑郁、焦虑情绪的人来说,或许只需要有一个人能听他们倾诉、帮着答疑解惑,就能解决问题。

不过,他要提醒大家的是,心理热线有别于传统的心理咨询和线下诊疗,更多起到的是缓冲和解决小问题的作用,一次热线电话很难系统地解决求助者的问题。同时,仅靠当前志愿者的力量还无法满足社会需求,他呼吁,未来全国能有更多专业志愿者参与到心理援助热线工作中来。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林兰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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