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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低生育率不可逆转,谁来监护单身人士的养老和财产?

一条  · 视频  · 1 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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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单身人口超2.39亿人”,

“城市30岁人群未婚率超30%”……

当不婚、不育成为越来越多人的生活选择,

养老问题也应运而生:

第一批单身、丁克,老去之后

要找谁来监护自己的晚年?

台剧《不够善良的我们》,年近40岁的Rebecca面临着很多单身女性特有的生活难题

2017年,《民法总则》首次规定,

成年人可根据自己的意愿预先设定监护人,

2020年颁布的《民法典》延续了这一“意定监护制度”,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提前为自己设立意定监护人,

以便自己失能失智后,

有人为自己履行人身照护、医疗规划、财产处理等监护职责。

他们中,包括子女定居海外的空巢老人,

终身未育的初代丁克,

丧偶、丧子的高龄老人等。

“尽善”是全国第一家从事意定监护的社会组织,位于上海市闵行区,为丧子、丧偶、未婚未育的孤岛老人提供监护服务
一条采访了全国最早代理意定监护的律师之一、

全国第一家从事意定监护的社会组织、

以及一位办理过几十起意定监护公证案例的公证员,

和他们探讨:

当少子老龄化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意定监护的价值到底是什么?

普通人如何找到自己的意定监护人,

去保障自己意外发生后的合法权益?
编辑:韩嘉琪

责编:陈子文

2017年,我参与了中国第一例同性伴侣意定监护的案例,记得当时给全国各地的公证处打电话,只有上海普陀公证处给予了肯定的回应,其他的公证处都回答得非常含糊。

《民法典》中的“意定监护”条例延续自2017年颁布的《民法总则》。意定监护,与法定监护相对,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自主选择自己的监护人

这么多年过去,能够接办意定监护的公证处越来越多,找我咨询意定监护的人少说也有上百位了。但能走到最后一步的,比例不高,因为很多人都对意定监护存在误解。

为什么来做意定监护?最常见的回答是“如果我有一天出现意外要做手术了,我希望Ta来帮我签字”。通常来说,只有那些需要全麻的重大的手术、需要涉及二次决定的,可能才需要意定监护人来帮忙决策。

另一种误读是,意定监护无所不能。在社交媒体上,尤其在特定群体中,它甚至被宣传成了“婚姻平替”,好像只要双方把身份证噌地拿出来,签个协议,然后啥都有了。但事实完全不是这样的,监护权只是婚姻关系里,极端情况下所拥有的一项权利。

一些小型手术,在没有影响心智的情况下,朋友、同事,甚至是自己,都可以签字

所以,这么多年,我们做的意定监护代理,不只是给自己失能失智后找个“监护人”,更多的时候它是一个体系,涉及的内容跟人生息息相关:人身照顾,医疗方案,财产处理,包括生前的和身后的等等。

首先是人身照顾的问题,曾经一个老先生提出过一条要求,失能后不要男护工,一定要请女护工,因为男护工粗手粗脚。再比如,失能失智后,我住哪?是住养老院,还是落叶归根,在家里安度晚年?

医疗方案,我就讨论一个最粗的,你是希望穷尽一切治疗方法,不管痛不痛苦、花多少钱,都一定要延长生命?还是说,在没有生命质量的情况下,可以放弃治疗?

《欢乐颂》里,安迪继承了祖父的遗产

对于财产管理,我们会设计一个配套方案,也会严格规定意定监护人的财产处理权限。哪张卡里是流动资金,哪张卡里是固定资产,在什么阶段能够动用委托人哪张卡?一旦当事人进入失能失智状态,是把房子卖了治病?还是出租后把租金用于医疗照护?

一般我们在做财产规划的时候,还会建议客户做一份遗嘱。因为一个人一旦进入监护状态,往往离生命终点也就不太远了。

这两年,我还发现有一些有趣的需求,比如数字资产的处理,社交媒体上的账户,抖音上的粉丝,淘宝网店,交给谁?怎么办?

“有些人会在遗嘱里写上人生经验、家族美德,就像《都挺好》里苏大强的遗嘱,他觉得自己工作第一天买的一支钢笔,是他精神的传承,必须留给孙子”

这几年,找我咨询的人主要是3类,初老人群,心智障碍家庭和同性伴侣。

初老人群基本在五六十岁左右,这里面可能有子女在海外的,或者因为一些客观条件没法要孩子的。他们往往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思路清晰,能接受新鲜事物,跟他们聊方案就非常容易。

在我办理的案例里,有老师找自己学生的,有找邻居的,找同事的,也有找侄女、表兄妹,关系远一点的亲戚的。人活到50多岁,你一定有可以交心的人。

还有一类是心智障碍、罕见病群体家庭,因为这些孩子常年需要被人照顾,所以很多家长会提前规划,以防自己老去后没人照护孩子。意定监护之于他们,更是一种刚需。

咨询人数最多的群体,还是同性好友。但在我的统计里,最终落成的比例只有3%。

我们还会在方案里加入一些委托事宜。曾经有一位客户,她最重要的事情是要照顾他的三只小狗,后来,我做了她监护人的监督人,加了小狗常去的宠物店的店员微信”/《我和狗狗的十个约定》剧照

我最年轻的客户是98年的,她来找我的时候,25岁都没满。一开始我其实有一点警惕的,但仔细聊完之后发现不是,两人是互联网行业的,因为单位里有码农猝死了,她们就发现死亡没有想象中那么遥远。所以我就帮她俩办理了。

在商议方案的时候,我经常会用画图的方式帮助他们厘清自己的需求。我们会议室里有面白板,我就反复给出一系列假设,如果你残了,他瘫了,孩子发生意外了,分别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出现……经常从下午聊到天黑。

我特别喜欢用一个例子:假设明天三体人要把你抓走了,你想一下有什么事是要别人帮你干的?有时候,我也会建议他们出一个“照顾清单”,从早上睁开眼的第一件事,你都会做什么,哪些事情是特别重要的?

讲得越细,我就越知道这个方案怎么落地。细到什么程度?比如说有的人追星,她觉得自己最重要的财产就是明星周边,所以她的协议里就会规定,这些周边一定要给懂它价值的粉丝去继承。

上海一老人将300万元的房产送给水果摊摊主后,该老人的妹妹将摊主起诉至法院,最终,法院驳回妹妹的上诉请求,维持房屋归属摊主的一审判决

做方案设计时,我们还需要去考虑两人各自的家庭情况。因为有时候,法定监护人会和意定监护人会“打架”,就像“上海水果摊”的案例,所以我们要规划,如果发生冲突,我们要怎么处理。

好玩的是,有一些案例做到后面,我感觉我做的是心理咨询,甚至是家庭公约。因为不管是伴侣,还是闺蜜,其实很少有人会在日常交流里讨论生老病死。当我摁着大家的头去讨论的过程里,你就会发现,平时大家一块吃吃喝喝,想法好像都挺一致,但一聊到生命本质的东西,大家的三观是如此参差。

有的人在做意定监护的过程中当场翻脸,闹崩了,也有的人做完之后跟彼此关系更紧密了。

“有人做完意定监护咨询之后,坚定了彼此的关系”/pexels

我之前写过一篇文章,说我坐在公证处,看当事人录音录像的时候,我感觉我像个“证婚人”一样。为什么这么说?虽然我反复强调,意定监护的权利跟婚姻不同,但这个过程比结婚麻烦多了。结婚很多时候是激情和冲动的产物,没点荷尔蒙上脑,人是很难结婚扯证的。

但是做意定监护,你就被我这么反复追问,还无数次地假设了生死,联想不曾预料的极端局面,你还愿意当我的监护人,这一定是个理性的决定。

目前,找我办理的人群里,主动选择不婚不育的丁克人群其实不多。80后的初代丁克,现在也就四十多岁,大多还没有到需要设定意定监护的年龄段,这个群体的需求,估计在未来才能看到。

但不管在哪个群体里,找到我做意定监护的,都是女生多,男生少。

电影《0.5毫米》中,安藤樱饰演的护工保护孤岛老人不受伤害

现在不婚不育的人越来越多,如果又是独生子女,未来,找一个意定监护人就很难了,更别说找第二顺位的监护人了。

我们这代人都是“线上e线下i”,不像爸妈那代人,跟邻居、同事都有比较鲜活的联系。所以我也经常跟我的一些客户建议,平时对你同事的孩子好一点,你知道吧?如果你同事也没孩子,那就对领导的孩子好一点吧。(笑)

2020年8月,《民法典》颁布不久之后,上海闵行区尽善社会监护服务中心成立,它是我国第一家从事意定监护服务的社会组织。

有人问,比起找个体(自然人)作为监护人,找社会组织做监护有什么好处?

首先,作为社会组织,我们和老人的财产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其实,不论是找亲属还是朋友当监护人,难免会和财产牵连,这个时候就会产生利益问题:住1万块一个月的养老院,到底值不值?会不会影响我能继承的遗产金额?但监护组织就不会有这样的考量。

费超与医生商量老人的治疗方案,代签字

另一方面,监护组织有更多的人力支持。在一些极端情况下,监护人要在ICU室外等几十个小时,这个时候,组织可以换班,但对于个人来说,他/她可能就很难独自支撑这么久。

我们把服务内容分为几个板块,人身照管、医疗决定、权益维护、财产管理、身后丧葬,但真正的监护行为,其实很难清晰地界定在这些板块里。

很多老人在咨询的时候会问:“意定监护能做什么?”,我们通常会说:“如果你有子女,你希望他/她做什么?”“子女能做的事,我们也会努力做到。”

比如,有些长辈住的老房子没有电梯,就会问我们能不能帮他/她买菜;有些长辈经济条件比较好,想让我们陪他/她去国外旅游。只要是不违背公序良俗、法律的需求,我们都会尽量帮助他们。

电影《人生果实》剧照
意定监护,本质上要基于信任,而不是血缘。怎么和一个陌生的机构去建立信任?就要来自于日常的互动、沟通、支持,长辈提出问题后,如果我们能去不断地帮他们解决,信任就建立起来了。法定节假日,我们也都会到长辈的家中看望他们。

过去4年,找我们做意定监护咨询的老人差不多有200多位,最后成功签约的有30多位,每月收费500元。这些老人大多没有子女,或者和子女关系不好,而且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近亲或朋友,生活上比较孤单,所以才会找一家社会组织做监护。

我听过的故事里,有子女把父母的户口本、银行卡、身份证全都拿走的,也有把父母的财产悄悄转移掉的。还有过一个案例,一位长辈在医院里住了一个多月,出院之后,他发现小孩就把家里的装修全都拆掉了,不允许他回家住。这些子女里,其实不少拥有很高的文凭,长辈们有时候会哀叹,是自己的道德教育出了错。

这些年最让我感触的,反而是老人们简单朴素的遗愿。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可能30岁就开始思考遗嘱,内容也稀奇古怪。但其实,只有在死亡临近的时候,我们才会对死亡产生真正的思考,而这些想法往往是很直白、很简单的。

电影《入殓师》剧照

比如老人们会说,“到时候麻烦你一定要帮我入土”“如果你不嫌弃的话,就把我的身体擦拭一下,再送到太平间去”,有些长辈会留给我们一些联系人的方式,希望请我们在他/她过世之后,通知一下在世的朋友。也有一些老人会叫我们去做遗嘱执行,把自己的钱款捐赠给贫困的老人。

让我感慨的是,人生就很多时候它可能不那么绚丽,也不那么精彩,它真的是很平凡的一生。

我们送终的第一位长辈,是在去年的时候,他过世的晚上刚好是除夕。

费超和机构工作人员给过世的老人落葬

我们有一个24小时开机的紧急联系电话,医院给我们电话的时候,大概是凌晨两点左右。等到我们赶过去的时候,长辈已经独自过世了。医生给出的死亡原因是呼吸骤停,应该是他肺部的肿瘤发生了突变,引起了压迫。

在死亡证明上签字的时候,我感受到了其中的重量。因为之前做意定监护都是纸面上的,这次是真正地在践行承诺,送走他的最后一程。他们把自己的余生交付给一群陌生人,这份信任是最让人感动的。

未来,我想会有更多的社会组织可以共同实践社会化的监护,探索对监护组织的监管、经费保障。因为在老龄化、低生育率的背景下,监护人缺失会成为越来越普遍的问题。

2019年,我做的第一个案例是一位在婚姻中很挣扎的母亲。当时她已经患有重病,丈夫却在这个时候出轨了,她担心如果病情继续加重,丈夫会不会对自己做出伤害,毕竟手术的材料全要丈夫签署。所以她就委任自己20岁的儿子作为意定监护人。

这个故事里,配偶才是她第一顺位的法定监护人,这位母亲优先了儿子的排序。

这些年,我公证过的意定监护差不多有四五十例,其中超过2/3的群体是七八十岁的老人。这个年龄段的人,身体健康面临着断崖式下滑的风险,他们会担心突然患病无法自理,所以设立意定监护的需求往往是最迫切的。

意定监护流程图

这个群体里,包括失独老人、丧偶老人、空巢老人。主动选择做丁克的老人很少,大多还是因为一些客观原因“单身”的,比如当时的医疗条件不允许他/她做人工辅助生殖。

珠三角地区的家庭观念相对保守,大部分人还是会选择有血缘关系的亲属作为意定监护人,一些老人也会选择生活里遇到的年轻后辈。随着这两年监护组织的逐步推开,对于那些找不到意定监护人的老人,他们也会把目光投向监护组织。

作为公证员,我们首先要考察两人的情感关系和信任基础,我会和双方单独谈话,也会通过各种资料交叉验证。

曾经有一个离异的老伯伯找到我们,想指定一位没有血缘关系的年轻男子作为他的意定监护人。我一开始对两个人的关系有点摸不清,但了解过后,发现他们是师徒关系,年轻的时候,徒弟跟随了他很多年,老伯也见证了徒弟的成家立业。两人是忘年交。

日本的社会监护服务体系,已经有一个长期的、相对成熟的运作

还有一个案例,我们前后沟通了一年多的时间,才做出了最后的公证。

一位丧偶的爷爷,一生未育,唯一的直系亲属是争过他财产的养女。这位爷爷来公证处的时候,带了一个小伙子。小伙子说照顾爷爷多年,帮爷爷维过权,两人还一起上过电视。

很快,我们发现小伙子是一家医养机构的工作人员,两人是买保健品时候相识的。基于这个背景,我就谨慎地核查了两人的关系和背景。

我们首先了解了爷爷的家庭关系情况,包括查人事档案、户籍,询问旁系亲属。之后我们联系了爷爷年轻时候待过的单位,街道居委,询问近几年是谁去帮他办理养老金的,谁会日常帮他上传核酸报告等等。

这个案例里我们还找律师进行了介入,因为涉及爷爷去世后的财产分配。后来我们发现爷爷的侄女、姨甥对他是挺有感情的,而小伙子也在尽心尽力地上门照顾老人。经过沟通,最后各方商定由爷爷的侄女担任意定监护人,把小伙子作为实际照管人,等于说降低了小伙子的决定权。

广东省广州市南粤公证处

无论是对于意定监护人,还是照管人,当事人通常会给予他们一些相应的财产馈赠。试想,一个人无限付出却没有回报,久而久之就成了道德绑架,监护很难长久。
但另一方面,涉及金钱的问题,容易和人性产生冲突,所以必须加入意定的监督条款进去,以防引发“谋财害命”的事情发生。

大多数老人不太懂法,他们来的时候也不会带协议草稿。我会问出他们的想法,根据对方的要求和意愿,从日常生活、医疗备案到财产管理,然后共同去起草一份协议。一般来说,每份协议有20条左右的条款,此外还有当事人家庭背景和关系的陈述。

从《民法总则》到《民法典》,意定监护的法律规定其实没有变化。只不过《民法典》实施后的半年里,推出了司法解释,对于意定监护的细节认定,我们有了更多的参考依据。

电影《妈妈!》中,女儿罹患阿兹海默后,逐渐失去自主生活的能力

另一个变化是,这些年我们做的意定监护,大多都是“委任代理+意定监护”的组合。委任代理和意定监护的关系就像是时间进度条上的不同阶段,一个在前,一个在后。

具体来说,一个人要进入法律所规定的“监护阶段”,是要经过一个严格的司法程序的。除了医学上的司法鉴定,一般还需要经过法院的流程,当事人被宣告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这样才开始进入监护阶段。

但当一些意外突然发生时,当事人的身体状况已经达到了某个程度,但还没来得及去法院裁定,这个时候,就可以根据协议的约定先启动“委任代理”阶段。

意定监护是一个年轻的制度,法条上也只有几行字而已,未来还需要制度上更多的配套措施,比如,当我们拿着这份意定监护资格证明的时候,保险机构、医院、银行认不认?

这几年,光我们公证处的文书框架都已经修正了10几个版本了,相信在更多人的实践中,它也会慢慢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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