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胜 | 我的口吃简史（微信文章未删减版）

文 | 王永胜

在童年无数个幽暗的日子里，我常常蹲在村口几株巨大的榕树下出神发呆，持久地困惑着。那是几株树身需要数人合抱，说不清年岁的大树，繁茂的树枝如童童车盖散开，又俯身下去接近河面。阳光下斑驳闪烁、扑朔迷离的榕树叶，尤其是大片的叶子，一进入我的眼帘，马上就会变成一根根鲜红的舌头，大树在瞬间熊熊燃烧，火红一片。

我也对舌头充满好奇。我曾经无数次在镜子前张开嘴巴，仔细观察这个在我看来全身最为神秘的器官。其神秘中的神秘，不在布满无数味蕾的舌面，而在舌头隐藏的背部，其神秘难测的经络结构，是郑和庞大舰队藏于水中的部分。我不确定的是，我口中这只孤舟，这片叶子，最终能到达什么地方。

在温州方言里，“舌”和“叶”同音，都读yi（入声），“口吃”称“大舌”。刚识字时，我曾鼓起勇气用温州方言问我父亲的一位朋友，大ye中的ye具体是哪一个字？父亲的这位朋友刚好从村口榕树下经过，看着朋友家这个可怜的口吃的孩子，就用手指一戳榕树叶，很认真地对我说：“喏，就是树叶的叶。”就这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把“大舌”误认为“大叶”，“舌头”和“叶子”的意象，在我脑海里诡异地重叠着。

舌头指向话语。话语，即可伤人，如在恶中淬过毒的利箭；也可隐藏，如真实可以躲避在谎言的后面，如龙隐介藏形。我也曾经像公鸡一样牢牢蹲在村口的榕树上，隐藏自己，带着有罪之身，透过榕树叶的缝隙，用两只像猫眼一样的大眼睛偷窥着这个让我感到恐惧的世界。

模仿与嘲笑

口吃，白日梦魇，我的兽，是在我八九岁开始紧紧跟随。可是只要被它盯上，它就如不眠不休的影子，紧紧抓住、撕咬我长达三十来年。

我是1982年出生，1989年虚岁八岁，当年九月进入庄泉小学读一年级。那是一所规模很小的小学，只够招收周边两三个村的适龄孩子，每个年级段只开设两个班。学校建在一大片绿油油的稻田边，夏日里听取蛙声蝉鸣一片。学校围墙上刷着“四个现代化”的标语，每一个鲜红的字有半张课桌那么大。

还记得开学第一天的兴奋与新奇。按照惯例，班主任会给每个小朋友发几块糕儿和几粒糖果，当作见面礼。糕儿是糯米做的，雪白雪白，形状分正方形和圆形两种，橡皮大小。很多年后回味起来，这种糕点其实非常难吃，又硬又干，难以下咽，不过在没有零食可以吃的年代，这无异于蟠桃会上的奇珍异果。又硬又干又有什么关系？我们都有一口摧毁一切的钢铁牙齿，而汩汩而出的口水，足以浮起整块糕儿。

糕儿的滋味还没有散去。有一天，年轻的数学女老师不知何故忘记了上课，我们一班小猴子早已经在教室里闹翻天，有同学自告奋勇说，他知道老师家在哪，我去通知，然后飞奔而出。半节课的工夫，我们就远远看见田埂上的同学往回飞奔，在他身后长长的一段田埂上，女老师扭着腰肢，不紧不慢地跟着，似乎一点也不着急。我和一伙同学就趴在窗户上，往田埂方向开心地大喊，喊的无非就是“老师加油”或“老师赶紧”之类。

女老师越走越近，依旧扭着腰肢，不紧不慢地走着。我们还以为老师没有听到大伙的呼喊声，就喊得更起劲了。等到老师转进学校围墙，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之中，我们马上回到各自的座位，绷紧脸部肌肉，伸直手指，把右前臂压在左前臂上，挺直小腰板，坐端正。

走进教室的女老师表情阴沉，先是沉默着用眼睛威严地扫视一遍，扫得我们每一个人心里发毛。她开始缓缓说道：“我刚刚走过来的时候，哪几个同学离开座位跑到窗户边大喊大叫，我都记得清清楚楚。你们这样子，被校长听到多不好。”女老师点了几个男同学的名字，我赫然在列。我似乎还在教室里模仿女老师的走路动作，毕竟模仿是人的天性。这一罪状似乎还被正义的女同学告发，让老师更加怒不可遏。

以口吃为界分割我的人生，八九岁之前是我天真的、肆无忌惮的原始时代。糕儿的回味，女老师在田埂上扭着腰肢不紧不慢地走着，成为一片片脉络清晰的陌生植物化石，长埋在我的记忆深海里。无声的化石透露一个重要的确切信息：我在八九岁的时候，还没有口吃，还是一个能在教室里张牙舞爪叫喊表演的正常小孩。

那该死的口吃，是我八九岁的时候，通过嘲笑、模仿得来的。

按照族谱的说法，我是浙江温州永强三浃环川人氏。永强王氏三巨族：英桥王、殿前王，还有一巨族正是环川王。

何谓“三浃环川”？据本族先贤王毓英公考证，三浃环绕，“地处中心点，四面绕以各村落，而王氏较巨”，所以称三浃环川王氏。按照我们当地老一辈人的说法，我是温州永强天河镇三甲乡西前村人。从“三浃”到“三甲”名称的转变，除了读音相同之外，也许与保甲制度有关。

从我出生至今三十多年来，村名和辖区名称屡次变更，从归属瓯海区变成归属龙湾区，镇改成街道，乡改社区，“城头变幻大王旗”。我最新版身份证上的地址是，天河街道天河南路某某号，直接抹去了乡名和村名。我的故乡，三甲乡西前村，似乎也一同被抹去。我总觉得，老改村名地名，是对古人的大不敬，如果说那些先人真的会魂归故里，不都要迷路、徘徊踌躇在崭新的水泥路旁陌生的门牌前了吗？

在我的意识里，故乡三甲乡西前村的名字一直没有变。它是一座宁静小村。来自大罗山山麓金山寺前的一条小河缓缓向东，像菜刀在九层糕上切了一刀，把西前村分为南北两块，至村口汇入池塘，再斜切流向村外，汇入远方更宽更大的塘河。儿时小河清澈，河岸边蜻蜓停停歇歇。村口榕树巨大，我在树下发呆，父亲在树下赌博。

小河也是村里一条天然分界线，南北两边的村民互称对方为“隔岸的”，在潜意识里亲疏有别。我家住小河北边，自然而然，南北两边的小孩各聚成一个独立的松散团体。在我们小孩子的心目中，相比大人，这条小河的分界作用更为重要明显，尤其是在战争游戏中“攻占杀伐”之时。

关于领地和边界意识，人其实和动物差不多。在一项研究当中，研究人员把夏令营里的十岁男孩分为两个团体竞争，如此一来，团体之间的互相鄙夷——例如看见另一个团体的成员，就装出恶心的表情捏住鼻子——随即成为常见的行为。当我们这些南北两边的小孩在村口桥头碰到，或隔河相望时，也是做出如此举动。以小河为界，双方小孩少有往来。

不过有一段时间，这条边界被暂时打破。同伴告诉我：“隔岸突然发现一个小孩，是‘大叶（舌）’的，讲话讲不出来，很有意思，我们快去看看吧。”我一听同伴这么说，那还等什么，赶紧去看看，去嘲笑吧。

这一次我和同伴，我们村的全体小孩，包括南北两边，都毫无心理负担轻松跑过边界——也就是村口那条普普通通的水泥桥——暂时不分敌友，开心地奔走相告，一起相邀去看奇观。

当我们回忆往事时，真实部分与在头脑里反复加工之间的界限会变得模糊，这就好比回想故乡的桥，桥的基本架构方位如何，桥洞如何，准确无误，不过栏杆上是否有雕花，雕的又是什么花，就不大确定了。记忆如藤蔓，会自发磨损或生长。

我和同伴在隔岸河边开心地大笑着、喘着粗气，放开手脚奔跑着，眼中看到的树木房屋都是摇晃跳跃的。我已经迫不及待了。远远看到一个和我差不多大小的八九岁小孩，被围在垓心，一群人围着嘲笑。既然是多对一，那就不用担心，我和同伴到了之后，也加入了其中，无非是把这个圆圈圈得更大一点而已。我环视一周，看到曾经可怕的敌人面目不再可怕，而且是并肩作战，一起嘲笑一个最弱者。如此场面，非常有趣。

他好像一只无意闯入人群，被人堵住没来得及逃脱的黄鼠狼，十分可怜，又十分倔强，昂着小小的头颅，鼓着腮帮，红着脸，又像一只穷途末路的小刺猬，捏紧拳头，与我们车轮战。

我们出招的方式是：轮流模仿他口吃的说话方式来嘲笑他。后来我知道，对口吃者（其实是弱者中的一种）的模仿与嘲讽，是每一个人的天性，也是最日常最轻松的恶，而对内心敏感的口吃者来说，这种最日常最轻松的恶，恰恰是最羞辱最致命的打击。反之，能克服这种行为人的，在口吃者看来，是天底下最和善的人。后来我也突然明白，当年被我们围在垓心的那个小孩，内心有多屈辱有多痛。

“大……大……叶（舌）……的，你……你……怎么，不……不骂……我们呀？”

“我……我……我。”

真是一个倔强不服输的小孩，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轮番嘲笑，他都想顶回去，可是由于口吃，他回不了话，就算好不容易用力顶回完整一句，又会马上淹没在接下来好几人推来的嘲笑大潮里。口吃的小孩终于意识到，两者之间存在一段他难以逾越如鸿沟的致命时间差，而我们早已经笑得前仰后合，甚至在地上打滚了。他捏紧小拳头，瘦小的肩膀气得发抖，他看到自己的溃败。

我们狠狠地模仿、嘲笑那个口吃的小孩很长一段时间，直到被家长发现，拧着耳朵警告：“短命儿，你会死耶，不要学那个孩子‘大舌’，你也会变成‘大舌’的！晓得否？”

“短命儿，你会死耶”，是我们那个年代母亲骂儿子的常用语，这句话还有一个语气加强版本，是一个母亲在盛怒之下的咒骂：“短命儿，单下死亡（指猝死）！”这样的咒，我们小时候早就听惯了，早已不当回事了，不过现在当我把这句话写下时，才发现它的悚然。

可能是家中母亲责骂严厉，又或者是他们毕竟比我大几岁经验老到，有几个“短命儿”确实见好就收，不再模仿、嘲笑那个口吃的小孩，远远看到他如遇瘟疫，避而走之。

而我并不当回事，在和同伴游玩时，继续故意模仿口吃觉得有趣。也是合该有事，我家人多碗筷多，爷爷有眼疾，只能算半个劳动力，大姑妈已经出嫁，还有两个姑妈待字闺中（说待字闺中只是文雅的说法，无非是在家或在田劳作），叔叔为求功名在家苦读，足不出户。父亲身为长子，在十一二岁时就要撑起这个家，每天起早摸黑，已经是一家之主。

我家又孩子多，父母每天都要操持大家庭，对我这个老三只能放养，没有多少精力看顾。每天放学回来，书包往家里一扔，脚还没沾地，我就往外跑找同伴去了，上山爬树下河游泳，等到肚子饿了，暮色四合，每家每户炊烟袅袅，我们才各自依依不舍回家。

这也使得父母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发现我当年这个奇特的爱好，等到有一天我突然发现自己也变成口吃，想改也改不过来时，已经是万劫不复。我意识到，那个在教室里张牙舞爪自由表达的我，永远回不来了，生活本身唤起一种全然古老的恐惧与战栗。我和那个口吃的孩子一样，也已经彻底溃败。

在往后的许多日子里，每当我回忆这个噩梦般的时刻，我总看不清那个同龄口吃小孩的面容，他的面容仿佛裹在云雾里，云雾也藏起他的眼神。他仿佛是一尊小小的古希腊雕像。古希腊工匠在创作时大多不会雕出雕像的眼神，这反而使得雕像能用全身来“观看”你。那位被我嘲笑的口吃的孩子也一样，他不让我看到他的面容和眼神，是用他的全身来“观看”我谴责我，谴责着自食其果的我。在我内心深处的潜意识里，藏着对他的深深愧疚，负罪感。回忆里的他不看我一眼，是拒绝与我和解。

罪与罚

在接下去近三十年岁月里，我无时无刻不在承受着口吃对我的惩罚。我从九岁左右开始，一直到过而立之年，口吃跟随我从懵懂到发育，第一次梦遗，穿过整个青春期，直到娶妻生子。可以想象，它对我的影响之大，它甚至改变了我行走的方式，让我走路都显得拘谨，不那么堂堂正正、光明正大。口吃让我自卑，羞涩，不自信，以及对公开表达，站在台上，成为众人焦点产生恐惧。

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曾身患癌症，在持续数年的治疗中，不仅忍受疾病本身带来的痛苦，而且更得承受加诸疾病之上的那些象征意义的重压。在她看来，后一种痛苦远比前一种痛苦致命，因为它以道德批判的方式使患者蒙受羞辱。

这其实也是对疾病的一种普遍体验，尼采在《曙光》一书中写道：“想想疾病吧！——去平息患者对疾病的想象，这样，他就至少不必因对疾病胡思乱想而遭受比疾病本身更多的痛苦——我认为，这种痛苦很是厉害！它大得很哪！”

桑塔格在癌症康复之后发表的《疾病的隐喻》一书，考察了疾病（尤其是传染性流行病如结核病、艾滋病，及恶性的肿瘤病，如癌症）如何被一步步隐喻化，从“仅仅是身体的一种病”转换成一种道德批判或者政治态度，从一种疾病的隐喻又如何进入另一种疾病的隐喻。

我仿佛看到不再年轻的桑塔格就坐在上江路肯德基一楼有着整排落地窗的走廊座位，在我对面，隔着我正在使用的这台联想笔记本，在二零一九年一月下午的温暖阳光里。她撩了一下额头前那一缕白刘海。不得不承认，不管是青春年少还是容颜衰老，她都长得挺好看，那一缕白刘海恰到好处，不增不减。

桑塔格发现，“只要某种特别的疾病被当作邪恶的、不可克服的坏事而不是仅仅当作疾病来对待，那大多数癌症患者一旦获悉自己所患之病，就会感到道德上低人一头”。对待不同的疾病，有不同的态度。人们对癌症患者撒谎，“人们之所以对癌症患者撒谎，不是因为这种疾病是（或被认为是）死刑判决，还因为它——就这个词原初的意义而言——令人感到厌恶：对感官来说，它显得不祥、可恶、令人反感……从加之结核病和癌症之上的这些隐喻，可以看出一类特别能引起共鸣的、令人恐惧的隐喻的实施过程”。她说：“身体里有一个瘤，这通常会唤起一种羞愧感。”

我说过，口吃的我感到生活本身唤起的一种全然古老的恐惧与战栗，这是一种综合的体验，或者说是经过一步步运算得出的结果。很多年过去，当我内心已经足够平和，宛如大病初愈，得以对其好好观察一番，捋清这只贴身怪兽的每一层毛发，这才发现，口吃和某些难以启齿的使身体发生异变的疾病一样，有着太多太多相同点。其第一层毛发，正是羞愧以及对自己的厌恶——对后天口吃的我来说，羞愧、厌恶的里层，是罪。

层层叠叠复杂的隐喻裹在羞愧的外层。因为任何一种病因不明，医治无效的疾病，都充斥着意义。从某种意义来说，口吃就是一种病因不明，医疗无效的神秘传染病，是一种对选定人群的惩罚与审判。

桑塔格的这本书，仿佛一把质量很好的洛阳铲，在我成分复杂的内心铲起深藏其中的诸多意识，并在日光之下，让其纷纷扬扬，无处遁形。我们两人感同身受，真应该好好浮一大白。

二零一九年一月，为了着手写这篇文章，我在各种购书网站猎书，发现相关的书籍非常少，这是一个被忽略的冷门话题，也可遥想古往今来谋求自救的口吃者，会多么绝望。最后好不容易在孔夫子旧书网上找到两本，一本是一九五四年浙江口吃矫正所编著的《矫正口吃讲义》，另一本是二零零七年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口吃矫正概论》。

要知道，我是在读了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之后才下单买这两本书的，吊诡的是，手机上刚一下单，马上泛起一阵羞愧感。我仿佛买了两本治疗某种羞于启齿疾病的小册子，比如《如何戒掉手淫坏习惯》。我猛然惊醒，附加在口吃上的隐喻竟然如此浓重，让我自觉低下象征“正常”的头颅。

除此之外，口吃者还一直生活在暗示的云团之中，不管是来自外部环境还是自身，都充满暗示。

口吃者一再被暗示的首要精神活动是，区分别人的正常与自己的不正常。当口吃者反思自身时，首先发现的是，便是一种矛盾，他卷入旋涡之中，晕乎乎迷失方向。不管何种文字游戏和逻辑绝技，理解首先是统合，而口吃者是感到一股强烈的分裂意识。就人而言，理解世界，就是迫使世界具有人性，在世界上烙下人的印记。口吃者的世界不同于不口吃者的世界，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

——我其实只是简单换几个关键词，改写了加缪那篇著名的长文《西西弗神话》中的一段，就能说出口吃者的困境，羞愧过后的困境。加缪那篇著名的长文是谈荒诞的，口吃者对此当然有浓浓的体会。对口吃者来说，羞愧过后，正是荒诞。

众所周知，《圣经·新约》里“肉中刺”的形象一直困扰着克尔凯郭尔，正如身体里的一个瘤一直在提醒着、羞愧着桑塔格。桑塔格观察到，在疾病被赋予的某些道德判断之下，潜藏着有关美与丑、洁与不洁、熟悉与陌生或怪异的审美判断，比这些形变更重要的是，它们反映了一种潜在的、持续不断的变化，即患者身体的分解溃烂。而克尔凯郭尔的“肉中刺”的形象，来得更为内在、隐蔽。

加缪评论道，克尔凯郭尔感受到的那根刺，不是用来平息痛苦，相反是用来唤醒痛苦。其实，世上再没有其他人比口吃者更容易感受到这根“肉中刺”了。

当口吃者不得不说话时，这根“肉中刺”会马上显现，他会马上意识到，最可靠的是缄默，口吃者会马上闭嘴，在嘲笑（外部环境）和屈辱中（内在的），这个“肉中刺”又马上藏好，如暗河通过皮肤随意一个毛孔隐入体内，又如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马上消失不见，然后等待着下次被唤醒。既悲哀又嘲讽的是，下一次的被召唤是必然会到来，一次又一次，反复无穷。

西西弗艰难的上山之路，加缪早已经很漂亮地说过了：“他脸部痉挛，面颊贴紧石头，一肩顶住，承受着布满黏土的庞然大物；一脚蹲稳，在石下垫撑；双臂把巨石抱得满满当当的，沾满泥土的双手呈现出十足的人性稳健。”我口吃最严重时，碰到不得不表达时，会张大嘴巴，嘴唇颤抖，藏在口袋里的双拳紧握，有时还不得不一跺脚，如炮弹发射，才能迸出几个磕碰难受的词，辛苦荒诞如西西弗。

对口吃者来说，这颗巨石又是什么呢？就是“想要正常表达的意图”。而好不容易推到山顶的巨石又一次滚落，是口吃再次发生。

在加缪看来，正是西西弗在地狱里无休止的重复劳作，才让“荒诞”的体验凸显。回程时稍事休息的西西弗，也让加缪“感兴趣”，因为这是西西弗“意识到荒诞的那些少有片刻，命运才是悲壮的”。对西西弗来说，加缪终究只是一个悠闲地喝着咖啡、抽着烟斗，骨子里乐观的旁观者，而我却是一个切切实实的亲历者、苦难者。西西弗不会“比他推的石头更坚强”（这是加缪漂亮的原话），也不应当想象是“幸福的”（加缪原话）——这只能是捂住西西弗的嘴巴不让他表达，而再强迫赋予其象征意义。

我最感兴趣的，也是最能感同身受的，是巨石在山顶开始松动时，站在山顶的西西弗那难以描摹的面部表情。怒吼有之，悲叹有之，然后又不得不如此。

阳间的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同样地，在地狱里，也有时间之河在滚滚不息流淌。在加缪看来，西西弗每一次的“重复劳作”，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重复，都是独一为二的。就像口吃者的每一次口吃，也是独一为二的，对当事人来说，其嘲讽、无能为力的挫败感，是一次次在加强，在累积，被暗示。

羞愧—痛苦—恐惧，形成一条首咬尾闭环的荒诞大蛇，每一次口吃，就是一次被暗示，如电流通过条闭环，能量加强再储存。这正是童年口吃走投无路的我内心所受的折磨。当我偶尔记起，这条荒诞大蛇是我通过嘲讽的方式得来的，更是让我羞愧难当，悔恨交加。这也使得我不敢再去嘲讽任何一个人，因为我无时无刻不背负着的嘲讽十字架，本身就够沉重的了。

我做过很多梦，大部分当然都已经忘却，不过有几个梦，却还记忆犹新。它们犹如轮廓分明重量明确的怪石，矗立在色调灰暗的记忆园子里。我能够记起的梦，大多是灰暗的，这也许是我幽暗童年的投射。

有一个梦是这样的。我躲在一堵灰墙的转角，手握一把能发射子弹的玩具枪，以一对多，远远地看着我的敌人，一大拨孩子跑近。梦里的我，既紧张又恐惧，并不断告诫自己，再等等再等等，等他们跑进射程，再开枪也不迟。等他们跑得很近，眼看快要扑向我的时候，我的枪却卡壳了，然后惊醒。

另一个梦与这个梦类似。我梦到自己突然会飞，不过刚学会这项神技还不熟练，总是很难控制平衡。我飞过村子上空，飞过自家屋顶上的烟囱。可是，等我被一拨孩子包围时，无论怎样死活挥舞手臂，都飞不起来。

奥地利心理分析学家A·阿德勒说，许多人都做过飞翔的梦。这种梦的关键，和其他的一样，在于它们所引起的感觉。它们留下了一种轻松和充满勇气的心境。它们把人由下带到上，把克服困难及对优越感的目标视为轻而易举之事。因此，还能让我们推测出是一个勇敢的人，他高瞻远瞩，雄心勃勃，即使在睡眠中，也不愿放下他的野心。它们包含了一个问题：“我是否应该继续向前？”和一个答案：“我的前途必定是一往无阻的。”对许多人来说，A·阿德勒的解读应该没有错，不过，许多人中却不包括我，飞翔对我来说，是悲伤，是逃避。

这两个梦现在看起来明白好懂，那就是童年口吃的我，被人嘲笑之后，不能反驳、反击（梦里的枪卡壳），又无所逃于天地间（梦里的飞翔）的苦闷象征。

还有一个梦是这样的。我独自在景区山间行走，似乎是故乡天河镇境内天柱寺景区模样，四周空无一人，走着走着，四周突然崩塌，大地只剩脚下一线，我如踩在悬空石梁，脚下是黑暗深渊，最后连石梁也崩塌，我飞速下坠，坠入无边黑暗，然后惊醒。

天柱寺景区位于大罗山天柱峰下，因晋代古刹天柱寺而得名。它是我们这些附近的小孩抬抬脚马上就能到达的风景区，小学春游必选，也是大人照片之中最常见的背景，因为熟悉，就显得普通。湖、瀑、亭、寺，乏善可陈，如此而已。想不到它进入我的潜意识，成为我谋求安全依靠的一个符号。

童年的我极度缺乏安全感，要把床顶到墙，靠墙睡才睡得踏实。母亲每每看到我把床顶到墙，就会把床拉出二十厘米的距离，我呢，又会把床顶回去，俩人如木匠拉锯，旷日持久，母亲最后也没办法，只得依了我的意思。后来发现，大人们不让床靠墙其实是有道理的，早年农村卫生条件不好，墙壁上常有蜘蛛、壁虎、老鼠光顾，从墙壁上掉下活物也是常有的事，最恐怖的活物当然是蛇。大人们留出的这二十厘米空间，是在人和虫兽之间留了一条缓冲带，说得道家一点，是留出一条虫路，让大家各自体面。

在老人之间，还曾流传着驱蛇咒。从我有记忆开始，全村只有一位老太婆会念这种咒了。她告诉我们这些上蹿下跳的小猴子，如果有碰到蛇，千万不要打它更不能杀它，要不然会有报应的，你们只管跑来告诉我，我会念咒，一念咒，蛇自然就走了，不会害人的。有一次，我们还真的在一间老房子的墙角看到掉下一条蛇来，我们赶紧去告诉那个老太婆，只见她颤颤巍巍用小脚走来，对着蛇念念有词。我躲在她那有老人味的灰衣服后面，打量着她也打量这蛇，这时，她原本非常讨厌的核桃一样的脸却不怎么讨厌了，反而散发出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神光，宛如菩萨模样。我肃然起敬。全版的驱蛇咒我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都是四字一句，朗朗上口，开头两句是：“蛇有蛇路，人有人路。”

纵使墙角会掉下虫蛇来，我也觉得墙角是最安全的。我梦中的“脚下一线”，可能是安全的床沿在梦中的变异。

我记得前两个梦是小学时期做的，而第三个梦是在初中时期做的，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第三个梦变得深刻隐晦，难懂起来。天柱寺景区和脚下一线好解读，可是让我费解的地陷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A·阿德勒说，很少人没有做过从高处摔下的梦。这是非常值得加以注意的。它表示这个人的心灵保守并担心遭受失败，而不是全心全意要克服困难。当我们记起：我们传统的教育就是警告孩子，要他们保护自己时，这种梦便很容易了解了。孩子经常受到告诫：“不要爬上椅子！不要动剪刀！不要玩火！”他们总是包围在这种虚构的危险之中。

与A·阿德勒所说的从高处摔下的梦相比，脚下大地突然崩坍吞噬的梦中意象所要揭示的内容，显然要沉重得多。直到我写这篇文章的今天，才恍然大悟，塌陷的大地，是我童年不能构建的语言系统——没有了用来有效沟通的语言系统，我只能坠入深渊。三个梦，其实是同一个噩梦。

据说每一个为口吃所苦的人，都有几个死活难发的音。对我来说，最难发的，是以W开头的字，如：王、我、吾、吴、五……。我后来发现，这些字，大多指向我自己，是我长久恐惧的暗示坠石。王，是鄙人的姓，是历代先祖在我额头刻下的抹不去的印记；“五”，由于和“吾”同音，“吾”又指向我羞涩的内心，这使得与“吾”同音的字一并遭殃。如此确凿，又如此吊诡。

从小到大，与人谈话，我都一直不敢直呼自己的名字，一喊自己的名字，就会很不自然，会脸红，会感到羞涩，会口吃。每当我听到有人直呼自己的名字高谈阔论时，我内心都会一惊：“他为何能如此轻松又毫无顾及地说出自己的名字？”

大学毕业后，我供职温州一家媒体单位，有一位领导刚好也姓王。有一次电梯在一楼打开，他出来我进去，我们陡然相遇。这个时候，我不得不招呼，就张大了嘴巴，宛如穿过诗人的寒舍，凄苦的风，从我嘴巴里外穿梭，对“王”字对自我的恐惧，以及对权力的恐惧（这一点，我需要坦率承认），在这一刻双箭齐发，击中了我。

我说：“王……王……总……好。”刚一说出口，我就对自己感到无比羞愧，无比厌恶。然后电梯一路爬升而上；他笑笑，走出单位大门。

后来他多次谈起此事助兴，他口中的版本是：我“王”还没“王”好，他人已经在大门口了。一个很有画面感的描述；一句很刻薄的嘲讽；一击重重的惩罚，让我回到了久远的童年时代，痛苦地站在垓心。我身处席间，无法反抗。无法反抗的无奈最悲凉。我也只能陪着大家大笑，哈哈哈哈。

在我的家乡，每逢好日子，比如正月或者是胡公大帝的诞辰，常常会做戏。做戏是热闹的，族人于烟雾缭绕、锣鼓喧嚣中去庙里请神，把神明请来端坐在戏台正对面高出地面一米多的神龛之上，方可开始做戏，同样地，戏做完之后，也要把神明请回去。这表示着，做戏是为了娱神，而我们这些被神明俯视的凡人只是顺便“蹭”看了几场出将入相、才子佳人的好戏。

来看戏的人，大多是穿着黑色或灰色衣服的老人，远远看上去，像一群在等待什么的乌鸦。在老人们早早坐好，演员们粉墨登场之前，有个把小时的空档期，琴师们在调音，有人在摆桌子简单布景。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空着的，但又不完全是空着的戏台，有着致命的吸引力，所以戏台两边挤满了孩子。这个时候，调皮的胆子大的孩子会趁机上台朝下面的观众扮几秒钟鬼脸，再飞速撤回，蹲回原来的位置。随着孩子们的“好戏”轮番上演，胆子会越来越大，跑出的距离离戏台角落越来越远，有时甚至到达舞台中间位置。胆子最大的小孩，会跑到舞台中间，有模有样地打几拳或者是翻个跟头，再从舞台那一头跑下，然后在众目睽睽之中，跑过整场观众，宛如英雄凯旋，脸上洋溢着骄傲，回到之前的角落，让我们刮目相看。

而我，从来不敢跑上戏台一步。在锣鼓喧嚣、烟雾缭绕之中，我越来越疏离，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我仿佛看到自己坐上一只小船，在风平浪静之中，被推开湖岸，慢慢飘向湖中心，孤立无援。整个过程，极其痛苦，又异常敏感。这种恐惧、疏离、无援的感觉“一以贯之”，影响我对班级讲台、学校舞台、起身回答问题，甚至对进入职场后会议桌的观感。在后来的媒体单位工作时，还没轮到我发言，我早已经心跳加快，脸皮发红，喉咙干渴发烫宛如刀割。

麻烦的是，童年家乡的戏台会无限扩大，如一把巨大的铲子，不管我如何抗拒逃避，它终究会铲到我，把我托举放在戏台之上。人生不就是一个大戏台？很遗憾，我生而为人，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当戏台覆盖整个天地之间，我开始对无所不在的人际关系感到恐惧。

和许多口吃的人一样，我不敢在人前打电话，对座机感到恐惧。可我又在媒体工作，身处隔出一格格的大办公室，每天又不得不打许多电话。每当我面前的座机响起，我就浑身一抖。单位的老前辈老是语重心长地告诫我：“要多打电话，才会有新闻。”我连忙“嗯嗯”。

有一个补救的办法，那就是偷偷躲在消防楼梯井里用手机联系或采访。门禁刷出去的消防楼梯井，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那里灯光幽暗，地面并不太干净，每一层楼梯上常常坐着一群颓废的中年人在低头抽烟，等到快吸完时，就狠狠地猛嘬一大口，突然变得明亮的烟头，照出一张张苦闷破碎的脸。他们深吸一口气，然后戴上依旧乐观的面具，开门，走进每一层的亮光里。

等他们都走进去之后，我才敢掏出手机，战战兢兢地给采访对象打电话。电话里头的采访对象如果有点官职，我会更紧张，一接通电话，自己的身体会马上一弯，语气变得卑微：“是某某科长吗？您好您好!我是永胜……”

我从市区单位下班回到永强家，中途要转一趟车，耗时一个多小时，在每天的公交车上，我不得要领地读书。我从傍晚出发，一直走到暮色四合，公交车在乡村的柏油路上颠簸飞驰，宛如孤舟开在黑漆漆的海面上。我合上书本，看不清楚未来的路在何方，驮着一身夜色与疲惫走进家门。

我刚结婚不久，妻子性格温柔，如李安妻子。我当然一再暗示妻子，我才华如李安，妻子总是笑笑，说，假李安也多得是，不过有才无才都无妨。儿子刚出生，笑得肉嘟嘟。我和父母住在一起，没有存款，工资不够我买书。

这是我人生中最幽暗的岁月。

拯救与逍遥

众所周知，卡夫卡写过一封著名的长信《致父亲》。据卡夫卡好友勃罗德回忆，《致父亲》写于1919年11月初，卡夫卡声称要通过母亲向父亲转交此信，迟至11月下旬，信终于到了母亲手里，但是母亲并未转交，相反，她把信退还给了卡夫卡。这是一封未到达收信者手里的长信。

卡夫卡研究者叶廷芳认为，这与其说是一封家信，毋宁说是一篇政论，一篇有关社会学、伦理学、儿童心理学、教育学和文学的论文。这也是一篇向过时了的价值观念宣战的檄文，其观点之鲜明、文笔之犀利，为一般书信所没有，它反映了时代转型期两代人之间精神上、思想上的隔阂之深。这封信可以看作是卡夫卡用书信体写的一篇创作，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历史文献价值。

己亥年正月，我窝在沙发好几天，才读完卡夫卡的《致父亲》，坦率地讲，阅读的过程并不快意，可称为艰难跋涉。卡夫卡固然是向他高大伟岸的父亲袒露内心，不过他袒露的又是怎样晦暗难明的内心？信中句子布满大量用于补充的“（）”，“前提”，“也许”，“可能性”等等的词语或标点符号，以及“几乎从来没有比这次”“一方面它具有某种不言而喻的性质，某种原始性质”之类的曲折表达。这让我想起北京白云观保存的描述道家养生方法的《内经图》拓片，在修行的当事人看来，经络分明，自成体系，而在旁人看来，却是七弯八拐，云山雾罩，甚是费力，一点也不“观点之鲜明”。在卡夫卡这里，“观点之鲜明”尤其困难，正如他在写给自认唯一与他有着深厚感情的亲人——妹妹奥特拉书信中袒露的：“我写的与说的不同，我说的与想的不同，我想的与应有的想法不同，于是一步步走向极端的黑暗。”

旁观者勃罗德认为，卡夫卡母亲不转交书信的做法也是情理之中：“此信若果真送去，效果必然适得其反：通过此信使父亲理解自己的意图根本不可能实现。”勃罗德是从递交书信的效果来考虑此问题。

卡夫卡想托母亲转交这封信而遭到拒绝后，他就再也没有采取别的途径让父亲读到它，也没有因此把它撕毁。在叶廷芳看来，收信人是否能读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留下这样一篇文献，而这是符合作者观点的，卡夫卡认为，一切真正的文学都是“文献和见证”。而我觉得，叶廷芳的看法太过超脱，仿佛是一个远远站在事故现场之外的人，没有顾及受害人的切身感受，而大谈此次事故有何独特的永恒的意义。

有人认为，卡夫卡没有直面父亲的勇气，更重要的一个因素显然是，他内心一定明了这封信的真正目的：它锋芒所向，绝非单纯针对父亲，而是“父—母”双边同盟。他知道，只要这封信交到母亲手里，他就达到了基本目的。

在我看来，解读这份书信的诸人，都没有看到或者说忽略了卡夫卡写这份信时内心的恐惧。

卡夫卡有写日记的习惯，日记是他用来解放疏通“庞大的内心世界”而安装的一条隐秘暗河。不写日记，“就会感到怅然”，是他不能忍受的。

1919年7月6日，卡夫卡在日记中写道：“同样的思想、渴求、恐惧经常不断。但却比以往更安详，这样，就好像有了一个大的发展，我感觉到了这个发展遥远的战栗。说得太多了。”而日记的下一条，直接跳到了5个月之后的12月5日，卡夫卡写道：“又被这可怕的、长长的、窄窄的裂缝撕碎，这裂缝原来只有在梦里才能被抑制。从自己的意志来说，这在清醒的时候自然是永远不行的。”

对断断续续写日记的卡夫卡来说，5个月的空白并不少见，不过，这段时间的空白却不能等闲视之。因为，它也越过了卡夫卡写《致父亲》长信的11月，这一大片留白，尤其显得刺目。参考恐惧与战栗气息弥漫的7月6日和12月5日首尾两条日记，在我看来，这段空白，恰恰是卡夫卡特意留下的，是他内心一以贯之的恐惧使然。

当然也不排除这一种情况，卡夫卡可能毁掉了若干日记以及与日记相近的其他文字。因为1921年年底，自知将不久于人世的卡夫卡郑重托付给恋人密伦娜的日记是经过处理的。不过，不管卡夫卡是用何种方式造成了1919年11月前后的日记空白，都无损我们的推论。

卡夫卡说，与父亲搏斗的希望是一幅绚丽的夜景。这固然雄壮，可也是无望，因为结局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是卡夫卡的恐惧、战栗与无望感染了我。可以想象卡夫卡是按捺着全身的恐惧，一气呵成写完这封灼人的书信，在写信的过程中，流泪有之，战栗有之。

“卡夫卡没有直面父亲的勇气”，这句话固然没错。可是又有多少人能有真正直面父亲的勇气？如堂吉诃德跨上瘦马，举起长矛，无所畏惧地冲向风车？

读卡夫卡的《致父亲》，总让我想起我的父亲。阅读所营造的封闭环境，宛如置身戏剧舞台，当你沉醉其中时，四周的廊柱会不知不觉出现。在这个中央明亮，四周昏暗却没有观众的戏剧舞台上，出现了四个人——两对可以对观的父子。

卡夫卡的父亲十四岁从小贩做起，独自闯荡世界，逐步成为较为大型的零售和批发经销商，劳碌一生，终于谋得商场一席之地，也充满忧虑和疾病，留下一个子孙满堂的家庭。他完全靠自己的劳动，干练地、谨慎地、以牺牲和奋斗建立了这个财丁两旺的家庭，这个家庭及其丰裕的生活供给给卡夫卡的想象力和创作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我父亲在十一二岁时，就以长子的身份撑起人口众多的大家庭，和卡夫卡的父亲一样，他也是劳碌一生，充满忧虑和疾病。在和叔叔分家当晚，父亲盘算了一下，按照每年田里稻谷收成，要还上十几年也就是还到我大哥结婚那时，才能还清从我爷爷手中开始欠下的利滚利债务，于是父亲蒙着被子，在黑夜里绝望痛哭。后来，他从农民到手艺人再到商人的身份装换，也是完全靠自己的劳动，干练地、谨慎地、以牺牲和奋斗建立了这个大家庭，虽不能称得上富裕，不过衣食倒是无忧。

几年前，我带着妻儿从市区回永强老家聚餐，晚饭过后，碗筷收拢，灯光之下，祖孙三代其乐融融。饭桌前的这种氛围，在我的童年是不可想象的。母亲带着自豪的口气对我的妻子说：“永胜爸爸算了一下，他一辈子总共盖了7间房子。”母亲说完，忍不住呵呵笑着，转头看着父亲，父亲带着他一贯的平静，只是简单补充一下，从他营造自己的房子，到换到马路边地段更好的房子，再到分别给我大哥和我置办装修房子，总数确实是7间。

卡夫卡欣赏着自己的父亲那些伟大的商业才干，怎样售货，怎样待人接物，开玩笑，不知疲劳，遇疑难情况马上就知道该如何决断，等等。

我父亲同样精力旺盛，处事精明。他没有读过几年书，可是三位数加减能立马说出结果，身份证号码看一眼就能入眼，在童年的我看来，这无疑是一项神技。村里人办红白喜事，他是账房首选，归账时，能算到几枚硬币。父亲后来给我的新房装潢监工，最后能算出胶水被装修师傅偷拿走了一桶，钉子还剩大约多少枚。

对我和卡夫卡来说，童年的饭桌都是痛苦的存在。卡夫卡形容，“饭桌旁笼罩着阴沉沉的寂静，只有一些训诫不时打破这种寂静。”在我的童年，父亲整天在外奔波，只有到饭点，才会回家吃饭。在饭桌上，我们兄妹三人（我和大哥中间，还有一个姐姐）总是战战兢兢，担心受怕父亲在大口嘬粥扒饭之余，会问起我们的成绩。我在小学时的功课并不算差，不过难免有考不好的时候，最主要是父亲自身所带威望的姿态，让我们不寒而栗，都想尽快吃完，好溜下饭桌。

在父亲高大的背影里，我和卡夫卡都失去自信，感到自惭形秽，对自己的身体没有把握，像一只卑微的甲虫。卡夫卡的这种体验，有其复杂的、难以把握的心理因素，而我很大一部分是拜口吃所赐，但是殊途同归，我和卡夫夫都从各自幽暗小径出发，前往那片早已经注定的黑森林。卡夫夫和他父亲讲话时，“是一种断断续续、结结巴巴的讲话方式”，这是我们各自所走小径发生了交叉。

在父亲这把“衡量万物的尺度”面前，卡夫卡看到了“分裂”。世界在卡夫卡眼中分成三个部分：一个部分是他这个奴隶的生活世界，其中布满了条条框框，这些法规是专为他制定的，可他，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无法完全符合这些法规；然后是第二个世界，是与他的世界有天渊之别的父亲的生活世界；最后是第三个世界，他和父亲之外的所有人都幸福地生活在其中，不受任何命令和戒律约束的世界。

关于第二个世界，卡夫夫有过一个很具画面感的描写：“有时我突发奇想，觉得在打开的世界地图上，你四脚八叉地躺着。于是我感到，只有那些你的肢体未曾盖住或尚够不到地方才是我的生活可以插入的空地。根据我对你魁梧身材的遮盖面的设想，留给我的地方是不多的，那些有限的地方也不是很令人鼓舞的。”

卡夫卡承认，在父子关系之中，是他站错了位置，才铸就了如此特殊的一个样本，“但总之是同我现在这样完全不同的人，我们可能会相处得非常好。如果你作为我的朋友、头头、叔叔、祖父，甚至（尽管那样我会更加犹豫呢）作为我的岳父，我都会很高兴的。但正是作为父亲，你对我来说是太强大了，尤其因为我的哥哥们很早就死了，而妹妹们隔很久才来到人世，我不得不一个人承受第一次冲击，对此我的力量大弱了。”“我相信，你有一种教育天才；你的教育对一个像你这种类型的人很有可能会是有效的。”

这也让我想起《圣经》里的歌利亚和霍布斯笔下的巨人“骄傲的国王”，当我们以普通人的身份仰望、对阵这两个巨人时，第一感受是恐惧。我也相信，这很有可能也是卡夫卡死亡意象中的最后一层底色，他从高空坠落时，最后的着落点正是父亲魁梧的身体。

检阅卡夫卡的日记和书信，“自杀”一词或者有关自杀和死亡的意象出现频率之高，令人震惊。这是卡夫卡清醒时的噩梦，“我时刻准备赴死”。他想象最多的场景，是纵身跃出窗户。坦率地讲，当我从高处窗户往下望，看着几十米开外的神秘莫测大地，内心总有一股晕眩，脚底板发虚，也很想纵身一跃，不过由于怕疼，或者说怯懦不够勇敢，不得不作罢。很多年前，我的姐姐曾平静地对我说：她也常常想到自杀。听到这一句，我与其说是震惊，不如说是终于收到的一份踏实：原来姐姐也有和我一样的想法。也许，对毁灭的渴望、对虚无的拥抱，想手摸热铁、火中取栗，是人的一种普遍的欲望？

只是卡夫夫想象的细节，更加令人毛骨悚然。

1913年5月4日，他在日记里写道：“不停地想象着一把宽阔的熏肉切刀，它极迅速地以机械的均匀从一边切入我体内，切着很薄的片，它们在迅速的切削动作中几乎呈卷状一片片飞出去。”这基本上就是日本寿司的做法。

1913年7月21日，他在日记里写道：“（想象）脖子套上绞索，被某人毫不在乎地从底楼窗户往上拉，血肉模糊，穿过所有的天花板、家具、墙壁和顶楼，冲破屋瓦时，我身体的残余部分也散落了，只剩下空空的绳套。”

在我看来，这是卡夫卡面对父亲这把“衡量万物的尺度”时，在世界分裂之后，紧接着，看到自我的彻底分裂。

拜口吃所赐，我也体验到切肤的“分裂”疼痛，世界在我眼中也分成三个部分，只是和卡夫卡分裂的世界相比，溢出的内容稍有不同。口吃者看到的世界，第一个，是在“正常”世界（除我之外）参照下显得“不正常”的自我世界，其四周布满了表达的雷池，这些雷池是专为我制定的；第二个就是“正常”的世界，“所有人都幸福地生活在其中，不受任何命令和戒律约束的”，自由的、流畅表达的世界。

我父亲的形象固然高大魁梧，但是相对地，他也给了我绝对的自由（主要是，他也没有精力来管我），让我可以纵横故乡山水，肆无忌惮爬梧桐树踩农田，打鸟抓青蛙。在父子关系之中，也许我刚好选了老幺这个好位置，让我的大哥承受更多的关爱，相对地，他也要承受更多的冲击，所有才没有形成卡夫卡眼中“与自己的世界有天渊之别的”，压得他透不过气的父亲的生活世界。卡夫夫在天之灵，一定会羡慕我的老幺位置。

我所看到的第三部分，是自我分裂的世界。和卡夫卡把自己切割成碎片的残酷想象不同，我感觉到体内还藏着一个完整的我，一个截然不同于世人看到的另一个我，他是“肉中刺”慢慢长大，最后长成一个俄罗斯套娃一样，躲在我的皮肤几寸之下。如果说，我是正常的，那么，他是不正常的，如果说，我是不正常的，那么，他一定是正常的。我分成两个互为里外多重的我。

一个分裂的我，也看到一个分裂的父亲。准确地说，在童年的我看来，父亲一度是分裂的。这是他的赌徒习性带来的。

我家是赌博世家。曾祖父和曾伯公两家人辛辛苦苦劳作一年，一年的收成无非就是一头猪，几担谷。正月，兄弟俩卸下劳累了一年的扁担，坐下来豪赌，赌注是全年的收成，一开一合，要么一年收成变两年收成，要么一年收成付诸流水，非常刺激。

父亲很好地继承了“家学”，从我记事时，他就已经是赌徒了，而且远近闻名。童年我随大人一道出门吃酒，边上的人问起我是谁家的孩子，我只要报出父亲的名字，人群之中就会发出一阵恍然大悟、拉长读音的“哦……”。大家没说的意思是：你父亲闻名已久，就是赌徒嘛。

还真有一个故事。家乡有一家金银铺，卖金银首饰，也给顾客熔打金银，把碎金碎银打成顾客想要的款式，无非就是简单的戒指、项链、手镯之类。父亲把好几小块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碎金摊在掌柜面前，掌柜一块块拿起指给父亲看，右掌一把收拢，过称，像扫帚掠过秋天的晒谷道坦，说：“就这些打成一个金手镯，对吧。”当年有一段时间，家乡的男人流行戴粗粗的黄灿灿的金手镯。

父亲道：“不对，少了一块。”

掌柜说：“错不了，我一块块指给你看过了。”

父亲道：“在来的路上，我把每一块碎金都记清楚了。确实少了一块，要不你再找找，看是不是不小心粘在什么地方了？”父亲微微一扬剑眉，睁了睁双目，露出冰冷的光。

父亲两道剑眉，眉毛如杂草疯长，太长的部分眉毛往下挂，有的甚至到达眼睛的位置，让原本犀利如刀的眼神，显得更加犀利，仿佛是在草丛里藏了一双刀刃发蓝的尖刀。赌博时，父亲看对手一眼，仿佛能看穿对方手中的底牌，会让对手心里发毛。那是一双能看穿老千的凶狠眼睛。

掌柜无奈，只得在柜台上东摸摸西摸摸，做出寻找的样子。

父亲道：“你把手摊开看看。”

掌柜只得摊开那只肥嘟嘟的右掌，在右手大拇指指窝处，卡着一块老大不小的碎金。掌柜连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没注意没注意。父亲嘿嘿冷笑几声。

父亲曾屡屡向母亲痛下毒誓，说不再赌博，再赌，就是狗生，就不是人，就切下手指，可是他一再破戒，一再发誓，一赌再赌，十根手指一根不少。年少时，我经过村口，看到父亲蹲在村口大榕树下赌博，父亲已经看到我，我却假装没看到，决绝地走开，余光中的父亲起身想跟我打招呼，看我如此，就欲言又止，又走回大榕树下的赌局。赌徒们蹲在榕树下，远远望去，像一群围在一起捆绑着的田蟹。

小学有一天我从托管班突然回到老家，撞见父亲在家中摆下赌局，那天母亲刚好不在，要不然一定是要大吵的。烟雾缭绕如寮，赌局上的人，两臂刺青龙白虎，父亲显得很不好意思，和我打招呼，我没接话，表情厌恶地上楼。我想这两次，一定深深地伤了父亲的心。

父亲是节俭持家的人，知道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早年，他带我外出吃面（都是不得已外出办事的机会，在他看来，在外吃饭是浪费钱），看着店里挂着的菜单，问我要吃什么面，我想都不用想，他只会点最便宜的清汤肉丝面，2.5元一碗。父亲曾曰：“吃可以吃差点，穿可以穿好点。因为吃进去的东西无论好坏，别人都看不见，而你穿得如何，别人却看得一清二楚。”现在，父亲年过六旬，对早年说过的这句名言应该会有更复杂的看法。

可与此同时，父亲又一掷千金，在赌桌上杀红了眼。那一叠叠掷向地下赌场的钞票，都是他一分分辛苦赚来的。在童年的我看来，父亲的精明与权威，让他显得高大，如阵前的大英雄，可是他赌徒身份，又让他在众目睽睽之下，在家人的面前，跌下马来，狼狈不堪。

在很多年前一个特殊的夜晚，父亲一夜未归，这是之前少有的事。母亲焦急如焚，有两种情况，要么父亲手气很好，赢了很多，要么父亲手气很差，输红了眼不死心，在赌场里“捣款”想翻盘。“捣款”就是向赌场借钱的意思，当年家乡赌场“捣款”的规则是，借900当1000，借9000当10000，利滚利，随借随堵，要么翻盘，要么一败涂地，妻离子散，也是非常刺激。

母亲越想越恐怖，觉得父亲很有可能是碰到后一种情况了。她在黑夜里瑟瑟发抖，披上衣裳，准备挨个去赌场找父亲，出门前嘱咐我们三个先睡。碰到如此变局，我们三个难能睡得着，也干坐在床上瑟瑟发抖。等到天蒙蒙亮的时候，终于从后门传来开门声，父亲和母亲错开了，父亲裹着雾气先回来了。他看着一夜未睡的我们，开心地把一把钱如扇子状打开，说：“爸爸今晚赢了很多钱，每人一张一百元。”然后抽出三张，想分给我们三人。我们三个像躲避瘟疫一样，连忙摆手道：“不要不要！”父亲一看如此，也作罢，收好钱，坐等母亲回来，肚子里盘算着是选择吵架还是选择哄母亲。

很多年之后，父亲赌性开始慢慢退去，如蓝色牛仔裤慢慢褪色。有一年春节，拜年的亲戚间摆赌局怡情，父亲上桌，我这才得以有机会好好观察父亲，只见他搓搓双手，或咒骂或大笑，像做戏一样，眼睛里闪烁着孩子般的天真。原来如此！我这才重新回忆早年父亲裹着薄雾回来的凌晨，我一直忽视了那一大把钞票背后的一双眼睛，那是一双闪着极致单纯的孩子般的眼睛。

随着我年岁上涨和阅历丰富，我拼凑了各种信息，拼完这张巨大的拼图之后，才开始懂得甚至理解父亲。农村风行的赌博，是面朝黑土的农民，对贫穷乏味没有希望的漫长岁月的一种短暂“超越”，是农忙过后稻谷收拢之后酒神般的癫狂解脱，它是父亲这样的“海难幸存者”，浮沉在波涛汹涌黑漆漆的海面上时，怀中抱着的唯一一块浮木。我曾经大胆劝父亲戒赌，打比方道：“赌博好比两碗水，从这碗倒到那碗，再从那碗倒到这碗，水不见多，散出去的反倒不少。”父亲看着我，没有说话，后来我也想明白，对父亲来说，乐趣就在此中，道亦在此中！

家学如此，生活经历如此，父亲就该是一名赌徒，而且就该是一名天才好手。是赌博，给父亲的身体注入不竭的精力，磨利了他的眼神，让他精通人情世故，保持镇定，看清对手，撑起大家庭。直到头发鬓角灰白，背微驼，父亲不再赌博，就像推手遇到高手，激情一下子被人卸去，突然变老了，也就进入了陈酒一样的老年生活。

母亲后来热衷佛、道，逛遍了方圆好几十里的寺庙和道观，在烟雾缭绕之中，点香下跪，祈求诸事大吉。父母都曾过着烟雾缭绕的日子（地下赌场里的烟当然是很重的），在我看来，一位是重金属摇滚，一位是迷幻摇滚，都是“齐物论”。

我如此絮絮叨叨“我的”卡夫卡和我的父亲，无非是想说，大多数口吃者自我拯救的第一步，其实是要与父亲和解。有点遗憾的是，我似乎理解父亲太迟了。卡夫卡说：“与父亲搏斗的希望，是一幅绚丽的夜景。”这句话固然没错，不过，我帮卡夫卡续上的下半句是——“既然无望，那就不如和解。”等我理解了父亲，和父亲和解之后，巨大的压力卸去，我忽然发现，我的口吃竟然好了一大半。

接下来，如何抹去口吃这只巨兽剩下的下半截身体，更是一个艰难缓慢的过程。是阅读与写作，拯救了我。

大约是在小学毕业后的漫长暑假，蹲在榕树下发呆的我突然想要读书，我当然不是指读教科书，而是要读正儿八经的课外书。我发现，在我们村少有同伴有此看法，我想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当年挨家挨户都不富裕使然，家长都不曾想过要给孩子营造阅读氛围，也认为买课外书纯粹是浪费钱。

我已经在几里地外的永中镇（以前称镇，现在改街道了）一家书店里看牢了岳麓书店出版的《三国演义》，书价10元以内，那黄色的封面很是可爱，胜过村口小店里卖的任何口味的糖果。我决定，一定要得到这本书，便开始有意识地存钱。当年，父母给我的零花钱少得可怜，而慈爱的奶奶有求必应，无奈奶奶身边钱也不多，爱莫能助。这是一个旷日持久、孤独的行动，这是一个无比灼人的秘密。

我终于存好钱，除去来回的车费，刚好够买书。一路上，我焦渴难耐，如成年人奔赴在偷情的路上，也如困兽埋头用爪子挖掘逃生出口，我也一路咒骂我所生活的乡镇为什么没有一家像样的书店，要不然就不用白白浪费路费，那样就可以更快得到那本我朝思暮想的《三国演义》。车停靠在永中桥头，口吃的孩子狂喜地奔向那家梦中的书店，我进门，来到熟悉的书架那一格，抽出来一看，傻眼了，书重版，涨价了。我只能又把书放回去，颓丧回家。

不过，接下来存钱就快了。没过多久，我也终于得到人生第一本属于我的书。

我光着膀子躺在走廊水磨地板上读《三国演义》，宛如夏日饮冰，如此阅读经验，刻骨铭心。矫情地说，我吃的第一口阅读的奶，是罗贯中给我的。

很多年后，电视剧《新三国》热播，我的人生导师瞿炜先生鼓励我在报纸上写三国专栏，写完之后，反响不错，单位也顺势让我做一场讲座。讲座安排在晚上，当晚刚好打起了雷，而我的妻子最怕打雷，她要在惊恐的滚滚雷声中，从几十里外的老家转一趟公交车来我所在的单位听我演讲。讲座开始的时候，我看到妻子收拢雨伞，安静地坐在最后一排，微笑着看着我。无边落木萧萧，越过山丘的人，也不过如此。

阅读是正视，帮我一层层剥落裹在生活之上的幽暗意义，而后期阅读、写作体系的构建与尝试，有一位明师的指点。

我的一个福分，是在供职的单位碰到人生最明亮的导师——作家瞿炜先生，我称他为瞿夫子。是他给我创造了轻松的工作环境，帮我改善了人际关系，让我可以在工作之余写作。我是在他的指点下，花了两年半时间，用单位的电脑写出了我人生第一本书《迷途的羔羊——中国托派沉浮录》。是瞿夫子领着我走上文学的道路，这是一辈子的恩情。

瞿夫子允文允武，从文之余，挥拳于斗室，有嘶嘶破空之音，又舞春秋大刀于公园榕树之下，有古之大将之容。我执弟子礼甚恭，向他讨教文武之道，我仿佛一堆乱码碰到程序师，被编排重组。我笑曰：“吾当为周仓。”

文武之道，在于一张一弛。瞿夫子一再告诫：打拳，要落落大方，立身中正，往开里打。我于呼吸吐纳之间，打开了躯体，改善气息，人也自信了，有勇气了，也在冥冥之中改善了口吃——这其实和许多口吃治疗师提倡的呼吸训练法殊途同归，甚至要比后者更上一层。

阅读写作是心灵层面的活动，而习武是生理层面。它们最后都如江河入海，让我的灵魂得到拯救，帮我洗去我对那个口吃的孩子犯下的罪孽。

祸兮福所倚。口吃这种缺陷，此时不仅是受难的史诗，而且也可以是某种形式自我超越的契机。陆云对“三害”之一的周处说：“人患志之不立。”当我立志之后，仿佛倒持的太阿调转了个，口吃所带来的疏离感，冷眼旁观的姿态，内省的性格，反而让我找到了观察、书写这个世界独特的，甚至是有点舒服的角度。我想，口吃严重的毛姆一定也会同意我的这个观点，虽然他表面上一定是死活不承认。

把我所处的人、事、环境比作一本小说，比如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那我就是那个自我感觉“多余”的“我”，名叫安东·拉夫连季耶维奇的“我”，冷冷地看着与“我”无关的诸多人事轮番上演、收场。

冷酷的作家，旁观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啊。“我”看似疏离、多余，其实也是忠实于自己，忠实于书中的每一个人。安东·拉夫连季耶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我，是同频共振，如鲠在喉。

2017年3月，我从供职15年的单位离职，离开我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在办理离职手续当天，我偷偷撕下了工作卡上的照片放在钱包里，再上交空白的工作卡。照片上的我，穿一件红T恤，站在办公室白墙前，笑得如少年模样。然后打开电脑，剪切走我用来存放个人文章的文档——这是我15年来最宝贵的积蓄——然后看着每一个盘慢慢格式化。

我离开单位，穿过单位附近的门洞，无所畏惧地走进夜幕之中。在虚空之中找到意义，我决定去做一名前途未卜的自由撰稿人。离职之后，我也写了人生第一首诗《我写一百二十块一条的影评》，这首蹩脚的诗全文如下：

我写一百二十块一条的影评

也写一千元一首的优美赞

我听从现场的人指挥

帮忙摆放会场椅子

装好名目繁多的荣誉证书

还要不失时机夸奖一句

以壮行色

我把灵魂的繁茂大树一片片切落

再放在油腻腻的秤上待价而沽

我还要并说服自己

这就是祖祖辈辈的生活

亘古如此

我演好片也演烂片

我咀嚼生活的五味杂陈

我穿过午夜的门洞

走进裹着薄雾的城市

周而复始

2019年2月，农历己亥年正月，我带着妻儿去台北旅游。我们在雨雾朦胧中到达九份老街，阿朱和序哥沿街吃喝，不亦乐乎。走着吃着，游客的喧嚣渐渐被我们抛到脑后，原来我们不知不觉已经逛到老街尽头，转过几株孤绝的樱花，在一个上坡转弯处，赫然发现一间二手书店，名曰乐伯二手书店。

我大喜过望，马上钻进书店淘书。不知是算运气好还是算运气不好，恰逢这间二手书店歇业打折拍卖。在意大利男高音的吟唱之中，真有离别君王垂泪对宫娥之感。我在书架里抽出一册卡夫卡的小说，反复摩挲。在结账出门之时，山间的雨雾突然散去。我一再回头，回望这个既真实又不真实的书店，这个读书人的避难所，卡夫卡笔下的“城堡”。

从九份回西门町的当晚，我们继续逛街。我在西门红楼二楼转角一间文创商店看到一排陶瓷制品，里头刚好有一只制作精美的陶瓷甲虫。女店员用嗲嗲的台湾腔向我推销：“都是泰国设计师设计的，独一无二。”

我看着阿朱说：“你买给我吧。”

阿朱问，这个有什么用？我说无非就是镇镇纸，放着看看。阿朱一边掏钱，一边说：“真是搞不懂你。”

我和卡夫卡，曾经都是甲虫。现在，我的兽收起舌头，变成一只明亮的甲虫栖息我的案头，看着我写作。我们微笑和解，坦然面对。

（刊于《江南》2019年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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