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生家庭伤害：我们要无条件原谅父母吗？

文/孙宇凡

编辑/脾气不好

排版/董雨昕

“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

这句话或许最直接地揭示了“原生家庭伤害”的杀伤力。我们从小被教导要“懂事”、要体谅父母，可当父母直接给我们带来了伤害时，“懂事”和“原谅”真的那么容易吗？当我们长大后，真的如父母期望般变得“懂事”了，我们又是否能够、也是否应该“无条件原谅”那些伤害过我们的父母呢？

*图源网络，侵删

当我们谈论“原生家庭伤害”时，总有人会说：那是你的父母啊！当然要无条件原谅。

也有人认为：伤害就是伤害！过去的痛苦无法被抹去，即便我们努力自我治愈，也不代表我们必须选择原谅，更别提无条件原谅。

原谅或宽恕，也是近年来伦理学与社会学的交叉前沿议题。对于这一议题，一些当代女性思想家讨论得更多一些，尤其是纽约大学教授Miranda Fricker。这篇文章，我将结合她的观点和大家分享讨论：对于原生家庭伤害，我们应不应该原谅？我们真的能做到无条件地原谅伤害我们的父母？

*Miranda Fricker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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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亲戚聚会时、在考试放榜后、甚至在日常生活的任何场景中，我们可能都会经历来自父母的肢体上的惩罚，或行为上的忽视、数落、责备、辱骂、道德绑架等。这些伤害，经常被父母刻意无视，却始终存在，成为我们内心挥之不去的阴影和创伤。

为什么父母会这样？不是最亲的一家人吗？当我们这样去发问时，可能听到最多的回答是：“父母是为我们好”、“父母不会表达爱”、“父母也是望子成龙”……但这些真的是原因吗？还是一种伤害的借口？

当我们回想起这些伤害时，有必要认真思考一个问题：父母的这些行为，是不是一种“霸凌”？

说到“霸凌”，我们通常想到的是“校园霸凌”。根据普遍的定义，霸凌是侵犯者对受害者实施的持续且蓄意的伤害行为，使受害者无力保护自己，并因此产生长期的阴影和创伤。如果抛开亲子关系，对霸凌的定义描述和我们在原生家庭中所经历的伤害又有什么区别？

*《被霸凌：折磨、身份和青春的故事》书籍封面

家庭内的霸凌现象，也是现在的家庭社会学在“批判性家庭沟通研究”（critical family communication research）领域的重要关注方向。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教授Keith Berry在他的专著《被霸凌：折磨、身份和青春的故事》（Bullied: Tales of Torment, Identity, and Youth）中，将“校园霸凌”与“家庭霸凌”进行了类比。他认为，家庭内部的霸凌比校园霸凌更隐秘、更持久，带来的创伤也更深。

Berry的研究获得了美国全国传播学学会最佳著作奖和国际定性研究方法大会最佳著作奖。那么，我们不妨以他的观点为切入点，来看看父母对孩子的伤害，如何在四个方面类比校园霸凌。

首先，和校园霸凌一样，父母的伤害也是蓄意的。很多人倾向于为父母的行为找借口，比如“父母不是故意的”，但事实真的如此吗？和校园霸凌一样，父母的伤害行为往往是基于他们的主观认知和价值判断。他们认为“为人父母就有权教育孩子”，而“教育”往往意味着指责、控制甚至惩罚。他们对“理想的孩子”有特定的想象，而当我们的行为、成绩或态度与他们的期待不符时，就会引发他们的责备和打击。这些伤害行为是基于他们对亲子关系和教育的固有理解，怎么会是随意和偶然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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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和校园霸凌一样，父母的伤害更是持续的。很多家庭霸凌则可能持续数年甚至数十年。许多人在成年后依然在心理上困于原生家庭的创伤，因为父母的期待、压力和控制并不会随着我们长大而消失。即便我们已经离开了家庭，走向社会，父母的声音和影子依然渗透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考研、找工作、结婚、生育……这种持续性甚至超越了现实场景，存在于我们的想象之中：即使父母不在身边，我们依然会感到过去的伤害和未来的控制随时可能发生，这是一种无形的紧张感和焦虑感。

接着，和校园霸凌一样，父母的伤害基于特定的“挑剔”特征。在校园霸凌中，受害者可能因为外貌、身高、口音、性格等特征而成为霸凌的对象。同样，父母的伤害也往往针对孩子的某些特定特征。

这些特征可能是成绩不够好、说话方式不够礼貌、做事不够利落，甚至是性别、性格、兴趣等难以改变的东西。就像校园里的霸凌者会“挑刺”，父母的责难往往也是出于“看不顺眼”的挑剔——他们并非只在特定情境中批评你，而是会反复因为同一特征发难，造成持续的心理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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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面对父母的霸凌，我们无力保护自己。相比校园霸凌，家庭霸凌更难逃避，因为家庭是无法轻易离开的共同生活空间。在学校里，受害者可能通过更换班级、转学、求助老师等方式获得保护，而在家庭中，孩子却无处可逃。尤其是“共享空间”的特性，让家庭霸凌的受害者几乎没有喘息的机会——在餐桌上、厨房里、客厅里，甚至在节假日的聚会上，父母的批评、责备、控制都可能随时发生。

这种长时间的无力感，会让孩子陷入一种“永久的不安状态”。他们时刻担心自己做错事、说错话，甚至害怕即将到来的家庭场景中再次受到攻击。这种心理阴影，可能伴随他们一生。

“我真的没法原谅他们——我的父母！”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不必感到不安：无条件原谅是一种选择，而不是一种义务。

“我想无条件原谅他们，毕竟事情都过去了。”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也没问题。但你要小心问自己——你真的觉得事情都过去了吗？你真的认同父母曾经的霸凌行为是合理的吗？

关于“原谅”，纽约大学社会伦理学家Miranda Fricker曾写过一篇重要文章《对原谅的矛盾态度》。她指出，我们对原谅存在一种深刻的矛盾情感：一方面，我们认为原谅是一种值得追求的道德理想；另一方面，我们又对自己是否能够真正原谅持怀疑态度。这种矛盾背后，是原谅中包含的多重道德情感和心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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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cker教授认为，我们往往基于一个假设来思考原谅——我们本该责备，但却选择了宽恕。这种假设源于“责备”和“原谅”在沟通过程中的共同作用：道德的预示机制。什么意思呢？就是面对伤害过我们的父母，不管是指责还是原谅，其实都是一种沟通模式，希望达到三项道德预示效果：

第一，道德预期的一致化。我们希望对方认识到，由于我们以前对“良好的关系”的理解存在差异，那么我们现在应该通过沟通调整对齐彼此的观点，让双方对未来关系的规范形成一致预期。

第二，道德身份的尊重化。不管是责备还是原谅，我们希望恢复因伤害而受损的道德身份，实现彼此的平等尊重。

第三，道德力量的持中化。责备和原谅都是持中的方式，因为责备不是过度的愤怒和暴力，原谅也不是玩世不恭的不在乎。所以，不管是选择责备还是原谅父母，都说明我们选择一种“持中”的沟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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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责备式沟通和原谅式沟通有类似的道德过程，但当我们选择“无条件原谅”时，也意味着我们放弃了追责的权利——这真的可行吗？真的值得吗？Fricker教授提醒我们，无条件原谅在沟通过程中存在三个要点：

第一，“无条件原谅”是一份“慷慨的礼物”，通过超出常规来重建常规。Fricker认为，我们可以用“礼物”的隐喻来理解“无条件原谅”。礼物是一种超出规则的慷慨行为，它不是等价交换，而是额外赠予对方的善意。无条件原谅就像一份道德礼物，它试图打破既有的伤害模式，重建新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当你选择无条件原谅父母，你实际上是在赠送一份超越常规的礼物，希望父母因此产生羞愧、自省，承认自己的错误，并在未来修正行为。

但问题在于，父母真的会把这份“礼物”看作礼物吗？

他们可能会认为，这是孩子长大懂事了，不再计较从前的伤害，而非真正意识到自己的霸凌行为有错。甚至，他们可能觉得自己在这场亲子关系的博弈中“赢了两次”：第一次是通过伤害获得了控制权，第二次是通过被原谅强化了权威。如果父母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无条件原谅”就会变成一种纵容，反而让他们继续忽视你曾经的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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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无条件原谅，意味着“抢占先机”。在亲子对话中，破冰往往是最难的。谁先开口？谁先揭开伤疤？在Fricker看来，无条件原谅可以帮助你在对话中抢占先机，避免陷入争吵，甚至免受对方的挑战。

表面上看，无条件原谅是一种大度的表现，它让你占据道德的高地。但问题在于，这种破冰方式可能会掩盖真正的问题，让问题停留在表面，而没有得到公开讨论。如果不经过正视问题、直面伤害的过程，表面的和解很可能是脆弱的。你选择原谅了，但心中的委屈和痛苦却没有得到释放，反而可能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再次爆发。

第三，无条件原谅，可能是另一种策略操纵。Fricker提出一个颇具挑战的问题：有没有人能真正做到无条件原谅？我们可能认为自己已经原谅了父母，但心底却依然渴望听到一句道歉或看到一次真诚的反思。如果没有道歉与承认，就意味着你们的道德身份没有恢复到平等地位，又怎么会真正走向未来的平等对话呢？

换句话说，“无条件原谅”可能是一种策略性操纵——现在的原谅，是为了未来的责备。想想那些“道德绑架式”的父母，是否也曾在你犯错时表面宽容，然后反复提及过去的错误？这种反复提及，就是隐形的责备和操控。

同样地，当我们选择“无条件原谅”父母时，可能也会陷入类似的模式：我们渴望得到父母的道歉和承认，但如果没有等到，内心的委屈和不甘会让我们在未来的互动中暗中施压，形成新的伤害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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