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古典学拓展跨文明对话与比较研究——访塞萨洛尼基亚里士多德大学古希腊文学教授克里斯托斯·察加利斯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交流从未停止，而比较研究正是促进这一对话的重要桥梁。通过比较不同文明中的文学、艺术和历史，我们不仅能够更深入地理解不同文明的独特性，还能揭示它们之间的共鸣与互动。如今，在全球化与多元文化交融的背景下，如何在尊重文化个性的同时推动跨文化研究，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核心议题。为此，本报记者专访了希腊塞萨洛尼基亚里士多德大学古希腊文学教授克里斯托斯·察加利斯（Christos Tsagalis），请他就人文学科的价值、古典学及史诗比较研究的重要性，以及中国古代文明在这一体系中的学术定位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察加利斯认为，人文学科无需以带有“辩护”意味的姿态来证明自身在现代世界的价值。文学、艺术和音乐是所有文明的基石，关于它们的研究对文化的延续至关重要，而且不同文明间的对话和跨文化交流对于全人类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谈到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他期待这一研究机构“走出一条与众不同的路”。

古典学的宏大叙事转向

《中国社会科学报》：如今，国际学术界对古典学的学科定位正经历深刻反思和重大理论讨论。传统学术范式下，古典学以古希腊罗马文明为核心研究对象。然而，随着知识生产的全球化转向，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应将中国等其他古代文明纳入这一学科框架。您如何看待这一观点？

察加利斯：古典学作为一门学科，主要致力于研究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学、历史等。这一研究框架的确立，源于两者在欧洲文明的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并进一步影响了美洲的塑造。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西方学术界对其他古代文明缺乏兴趣。事实上，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研究已发生重要变化，这不仅体现在各大高校设立相关学系和研究中心上，也体现在对这些文明曾繁盛的地区所进行的系统性考古发掘等方面。尽管如此，将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纳入西方古典学范畴可能会引起误解，因为它们并未在西方文明的形成过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它们无疑是值得深入研究、探索的对象，但并不属于西方文明所谓的“古典”范畴。

但是，我们需要意识到，同一术语在不同文化与历史语境下可能具有不同含义。例如，在中国，“古典”的概念或许不同于西方。中华文明历史悠久，影响深远，被赋予“古典”的称号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并不能简单地将中华文明纳入西方古典文化的框架。

关于中国古代文明，我认为最合适的做法是赋予其在西方学术体系中应有的学术地位。从更现实的角度来看，它应成为不断发展的比较研究的一部分，以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互动研究与阐释。事实上，这种方法不仅能让中华文明作为独立研究对象被理解，又能在与古希腊、古罗马的比较研究中展现其独特价值。我坚信，这才是未来研究应当推进的方向。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参与了多本古典学学术刊物、系列丛书的编辑工作，您如何看待大家对古典学在当今社会是否还有“生命力”的质疑？目前有哪些新兴趋势或研究领域值得关注？

察加利斯：我认为人文学科无需以带有“辩护”意味的姿态来证明自身在现代世界的价值。文学、艺术和音乐是所有文明的基石，因此，有关它们的研究对于文化的延续至关重要。一个严重的误区在于，某些文明试图凌驾于他者之上，或过分强调自身的重要性。我认为这并无必要。相反，我们应当倡导比较研究，这不仅能够尊重各自文明的独特性，也能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交流。

不过，我观察到目前古典学领域有一个正在兴起的重要研究方向，那就是打破传统的学科界限，不再局限于文学、历史学和考古学等学科，而是关注更广泛的文化现象和发展趋势，特别是那些与当今世界紧密相关的问题。这种研究重点的转变，将为古典学研究注入新的活力，也有助于回应它在21世纪是否仍然重要的质疑。除此之外，通过研究古代历史，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如果我们把现代社会的一些现象放到古代文明的背景下进行比较和分析，可能会得到更有趣、更有启发性的研究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报》：雅典拥有多所享有盛誉的外国古典学研究机构。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成立后，您认为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中，有哪些新的研究视角和合作机会值得期待？

察加利斯：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的成立，为雅典乃至整个希腊的文化研究带来了新鲜且重要的变化。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是一所古典学研究机构，更在于它已经超越了这一角色，把中国古代文明带入充满活力的跨文化学术对话之中。我个人非常期待，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能更加积极、深入地参与到希腊的学术和文化研究中。相比之下，许多外国的古典学研究机构在希腊与当地的学术界保持一定的距离，这种态度在某种程度上是受到了殖民时期遗留观念的影响，这些观念至今还未完全消散。因此，我认为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应该走出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

具体来说，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可以组织研讨会，邀请中希两国的学者共同探讨某些研究领域，并从中希对比的角度出发，拓宽学术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丰富我们的研究成果。另外，也可以举办面向学生的联合研讨会，利用数字资源打破地域限制，让中国和希腊的学生都能参与其中。在中希两国都非常重视的研究领域里，史诗研究无疑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方向。如果能在这一领域展开深度合作，我将非常乐意贡献自己的力量。

比较视角凸显史诗的当代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报》：古代希腊史诗作为西方文学与文化的基石，至今对现代社会仍产生深远影响。它们为什么能够持续塑造希腊及全球范围内的文化认同和历史意识？

察加利斯：古希腊史诗跨越了13个世纪，从公元前8世纪的荷马到公元5世纪的诺努斯。史诗（希腊语中的“epos”）涵盖了古风时期（公元前8—前6世纪）、古典时期（公元前5—前4世纪）、希腊化时期（公元前3—前1世纪）和罗马帝国时期（公元1—5世纪）。在希腊，荷马史诗在塑造文化认同和历史意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点从古希腊时期开始，尤其在古典时期起着重要作用，并一直延续到现代。

以荷马史诗《伊利亚特》来说，它讲述的是希腊人共同的事业，以及古希腊世界中地方利益和纷争的影响，同时它探讨的问题也具有普遍意义：英雄主义、友谊、承诺的界限、愤怒、复仇、痛苦与死亡、哀悼与哀歌、人类与神祇的互动、命运的角色以及个人自由。还有《奥德赛》这部荷马史诗，它讲述了归乡的主题，家庭的重要性，神祇旁的永生与妻子旁的短暂人生之间的选择，以及“英雄”这一词的新定义，即智慧战胜超自然生物的胜利，“英雄”克服重重困难、无论如何都要生还的故事。这些主题以及叙事技巧极具诗意，加上希腊文本本身的美感，使得荷马史诗在希腊乃至全世界具有独特的意义。

此外，荷马史诗也是古希腊时期泛希腊主义兴起的关键因素之一。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字母文字的出现、德尔斐和多多纳成为泛希腊的神谕地、第二次殖民化、泛希腊运动的体育比赛（奥林匹亚、皮提亚、伊斯墨亚和尼美亚）的创立以及城邦经济的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荷马史诗的崛起应当放在古希腊时期一系列重大变革的背景下进行理解，这些变革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希腊世界的面貌。

《中国社会科学报》：考古发现常常印证、质疑或复杂化我们对史诗叙事的理解。鉴于口头传统的灵活性与物理证据的局限性，我们应如何将史诗作为历史来源加以研究？

察加利斯：我认为如何解读这些考古发现，与“发现”本身同样重要，甚至更为关键。这是因为考古成果需要放在更广阔的背景中，与多种因素相互参照、深入剖析。发掘工作只是漫长研究过程的起点而非终点，它需要经过全面的评估、批判性审视和深入分析。然而，媒体往往在研究尚未开始时，就急于将某些发现贴上“震撼”“突破性”的标签，以吸引公众关注，而忽略了严谨的解读过程。事实上，物理证据只是整体拼图的一部分，而在研究荷马史诗时这一点尤为明显。

20世纪50年代初，迈克尔·文特里斯（Michael Ventris）和约翰·查德威克（John Chadwick）成功破译了线形文字B（Linear B）铭文，这一突破揭示了迈锡尼时期古希腊世界的真实面貌。迈锡尼文明的晚期正好与特洛伊VIIa（约公元前1300—前1190年）的毁灭时间吻合，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它不仅使迈锡尼文明的历史变得更加清晰，还为探索特洛伊战争的真实性提供了新的线索。此外，对于赫梯语的破译使我们能以前所未有的历史视角审视公元前2000年的希腊人，以及他们与各类政权尤其是安纳托利亚中部强盛的赫梯王国的互动。

至于口头传统，我们应当在两种极端观点之间取得平衡：既不能简单地将荷马史诗中的所有内容视为纯粹的神话虚构，也不能过度强调其历史真实性而忽视其作为文学作品的本质。

《中国社会科学报》：荷马史诗是西方经典文学的核心，但许多文化都有各自的史诗传统。您认为，对不同文化的史诗进行比较研究是否有助于深化我们对史诗在社会中作用的理解？

察加利斯：比较视角的独特优势在于，它不仅为研究者提供了更广泛的参考体系，使其能够借助跨文化的类比方法填补某些史料空白，还能在更宏观的层面上揭示不同文明在史诗创作、传播和社会功能上的共性与差异。对于某些缺乏直接证据的文化而言，这种方法尤为关键。例如，在荷马史诗研究中，一个长期困扰学术界的核心问题是书写在《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创作、定型与传播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它具有哪些影响。然而，仅凭希腊本土的材料，往往难以提供令人信服的答案。此时，研究美索不达米亚、印度和中国等其他古代史诗传统，或许能够为此提供更丰富的实证支持，以及为这一复杂问题提供更为稳固的理论框架。

除此之外，比较方法的价值还远不止于弥补史料缺陷，更在于拓展我们对文化如何塑造社会的整体认知。尽管不同文明的发展路径各异，但人类社会往往共享某些源自本能与经验的核心信念，例如英雄观念、集体身份认同、道德价值体系等。这些观念并非完全取决于特定的时代、地域或物质条件，而是深植于人类心理。通过比较研究，我们不仅能够理解史诗在不同社会中的作用，还能更全面地揭示文化如何在时间和空间的流转中影响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

从荷马史诗看口头传统流变及文本传播

《中国社会科学报》：荷马史诗在不同时代不断被重新解读，其意义与影响也随历史变迁而不断演化。您认为，现代学术研究如何通过新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重塑我们对荷马史诗的理解，特别是在其口头传统的流变及文本传播的复杂性方面？

察加利斯：要对荷马史诗诠释中的关键问题——口头传统的流变及文本传播所涉及的诸多理论进行概述，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此，我仅简要重申，关于口头传统与文本传播问题，最富成效的研究路径之一是一些学者试图将口头程式理论（oral-formulaic theory）与新分析法（Neoanalysis）的见解结合起来。

早在1984年，W. 库尔曼（W. Kullmann）就在其论文《荷马研究中的口头诗理论与新分析法》（Oral Poetry Theory and Neoanalysis in Homeric Research）中指出，这两种理论在某些基本原则上具有共通性，并认为若能避免各自最初模式的僵化，对二者进行整合是可能的。伯吉斯（J. Burgess）随后进一步推进了这一研究方向。我本人也在《口头重写本：探析荷马史诗的互文性》（The Oral Palimpsest: Exploring Intertextuality in the Homeric Epics）一书及其他研究中提出类似观点。伯吉斯和我均认为，不同口头史诗传统之间的互文性联系是可能的，史诗文本的某种固定性可以通过除书写之外的其他方式实现，而《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依托于前荷马时期的口头循环史诗，并以此作为特洛伊战争和底比斯战争神话传统的核心表达。

至于文本传播，口述记录仍是解释两部荷马史诗文本化起源最具“经济性”的方案。近年来的学术研究已对这一过程的具体机制进行了深入探讨。目前来看，可以合理推测这一过程不仅涉及一位诗人和一位书记员，还应包括另一位关键人物——“整理者”。正是这位整理者促成了整个口述记录的实现，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口头文本的最终形态。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能否深入阐释“口头重写本”这一概念，以及它在揭示荷马史诗中互文关系方面的独特意义与学术价值？

察加利斯：“口头重写本”是我2008年出版的《口头重写本：探索荷马史诗的互文性》一书中着重谈论的关键词，这一标题有意使用了一种矛盾修辞。虽然“重写本”（palimpsest）一词通常与手稿相关，而非口头传统，但我认为它是描述荷马史诗的一个非常合适的隐喻。荷马史诗经过了长时间的演变，它吸收、改变、掩饰并重新采纳了不同来源的神话、词汇和主题。可以说，它像一个口头的“重写本”——在传统的结构和多样的语言形式框架内，被“擦除”并重新“书写”。神话的碎片化和词汇的省略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视角，帮助我们进入其他多元文化的世界，这些传统需要被揭示和理解，才能让我们全面评估和欣赏史诗歌唱的复杂性。

当讨论口头创作的诗歌时，互文性这一概念需要更清晰地界定“文本”这一术语的含义。理解“文本”时，三个关键因素至关重要：固定性、独特性和自主性。正如世界各地对口头文化的研究所揭示的，具有清晰结构、内在连贯性和整体一致性的口头表达可以被视为“口头文本”。这些文本能够在听众中获得某种固定性，被认作独立的意义单位，并在一定程度上具备自主性——它们可以在同一首诗歌内部传播，也可以在不同诗歌之间流传。此外，如果我们能在一首诗中找到贯穿全篇的关联（即诗内的联系），或者在《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这样完整的史诗之间发现主题乃至词句层面的相似性，那么就可以合理推测，不同口头史诗和传统之间确实可能存在互文性关联。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希腊史诗上，但您也研究墓碑铭文。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对铭文产生兴趣？您如何看待铭文与史诗诗歌主题之间的联系？

察加利斯：在我的著作《铭刻悲伤：四世纪雅典墓碑铭文》（Inscribing Sorrow: Fourth-Century Attic Funerary Epigrams）中，我探讨了4世纪雅典的计量墓碑铭文，这些铭文采用了特定的诗歌韵律和格律形式。这些墓碑铭文让我们得以窥见从古风时期到古典时期，与哀悼逝者相关的主题和辞藻的演变过程。尤其是五音步诗和悼文二行诗的常规使用，这些诗体在形式上相似或相同，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早期希腊史诗中的某些主题如何在新的语境中被重新塑造。

简而言之，我认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墓碑铭文与史诗不同，它们短小精悍，这是由墓碑本身有限的空间决定的。虽然墓碑铭文通常言简意赅，却往往充满表现力，能够传达最为核心的信息。与史诗的英雄壮丽不同，墓碑铭文描写的是普通人的生活，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史诗中的光辉，充满了失落的痛苦和深深的情感。这些铭文展现了那些留下来的人，他们因为失去亲人而感到无尽的痛苦。这个主题，是墓碑铭文与荷马史诗中哀悼演讲的共同之处。

作者：本报驻雅典特派记者 杨雪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赵琪

新媒体编辑：张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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