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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证的国际化不能生搬硬套条条对齐，核心按照求同存异的原则，在关键设计上达成共识，并在实操细节上理解国情差异
文｜郑颖
以中国绿证(GECs)等为代表的能源属性证书（Energy Attribute Certificates,EACs)，旨在通过简单、易操作和可追溯的方式，让更多消费者支持和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及能源转型，是可再生能源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的市场和政策机制。自上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以来，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能源转型的核心已经逐渐从扩大生产侧规模变成了提高市场的可再生能源消费能力。在可再生能源发展过程中，绿证的出现，让消费者能够有渠道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消费可再生能源，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绿证出现的初期，民间机构的行动，也早于政府部门。随着各国政府逐渐重视可再生能源发展，绿证机制进入了新的时期，它成为政府引导激励可再生能源重要的政策手段。由于各国政策出发点不同、市场环境不同，设计的绿证机制也存在差异。EACs面临着新的国际化发展机遇和挑战，如何能够立住自身，与国际规则实现求同存异，是EACs机制当前以及未来需要考虑和关注的重点。要推动绿证的国际化，需要求同存异。在防止重复核发和重复使用的核心原则下，在关键设计上达成共识，并在实操细节上理解国情差异，在不影响机制运行根本的情况下，推动EACs与不同的电力消费机制进行对接和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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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70年代，全球爆发了两次石油危机，推动了全球，尤其是发达国家对石油依赖的反思。由此开始，能源独立成为各国发展中的最重要议题之一，美国、西欧国家等加速强化了对能源政策的调整，重新设计和实施可再生能源、核能等对石油的能源替代方案，并开始重视节能技术和能源效率与此同时，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大幕也逐渐拉开。从1979年国际气候学大会首次讨论气候变化问题，到1988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和世界气象组织（WMO）联合成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此后的近40年中，各国不断升级应对气候变化的治理行动。由于能源生产碳排放是全球最主要的碳排放来源，因此，降低能源生产碳排放，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的低碳化甚至无碳化成为实现气候目标的最主要路径之一。在能源安全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双重目标引导下，全球的可再生能源技术，如太阳能、风能、水能等，进入了最重要的发展时期，并延续至今：在市场方面，20世纪80年代起，全球的风能、太阳能等技术发展不断取得突破，进入千禧年后，随着技术革新和应用的推广，可再生能源发电实现了生产效率提高和成本下降的目标，在部分国家和地区，太阳能和风能成本已低于化石燃料发电成本，竞争力不断提升。在政策推动方面，各国政府相继出台政策，以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例如，美国艾奥瓦州在1983年颁布了《替代能源生产法》 ，成为美国第一个实施可再生能源配置(RPS) 的州；德国在1990年代开始实施《可再生能源法》，通过补贴和上网电价等政策推动太阳能和风能的快速发展；欧盟从2009年发布了第一版《可再生能源指令》，旨在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至今可再生能源指令已经修订至第三版，对欧盟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起到了关键的促进作用。从走过石油危机到走进应对气候变化，从上世纪70年代到进入千禧年，再走到2024年，全球对于能源转型路径达成了较为统一的共识，即通过提升技术、降低生产成本、扩大生产和消费规模等方式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以实现对化石燃料的替代。可再生能源在全球范围内迎来了持续、快速的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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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各国发展“绿证”
提升技术和扩大装机规模，是大多数国家发展可再生能源的第一步。但随着装机量的不断提升，可再生能源的间歇性和波动性对于能源的安全稳定供应的影响也在加强。在发展初期，可再生能源生产规模尚小时，政策和市场主要通过一些集中的生产侧调控手段去削弱这种影响。但当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越来越高，超过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时，单一侧的生产侧调节可能会逐渐失去原本的效力，此时，调动市场的力量，让更多的能源消费者参与可再生能源消费，则逐渐成为转型政策的核心、对所有参与市场发展的行业或企业而言，最终目的都是使商品的价值在消费侧获得认可，从而获取收益，消费者则利用购买的商品去解决生产或者生活需求。当生产侧产能与消费侧的需求完成匹配后，才能形成完整的商品价值闭环，从而使市场能够按照良性循环发展。可再生能源也不例外。对于生产商而言，更多的消费侧参与，可以使他们更多的通过市场获得确定且灵活的收益，激发生产商继续投资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兴趣。对于消费者而言，通过参与可再生能源消费，一是彰显社会责任，有助于形成良好的品牌形象；二是可以在国际商业市场获得更好的评级和认可，提高企业的商业价值；三是对于部分行业而言，开展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实际也是对冲电价波动风险，优化价格成本的方式。因此，2010年前后，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重点，逐渐从最初单一的拉动供给侧转型，变成了以促进消费者参与可再生能源消费为核心，配合供给侧转型的上下游联动综合方案。在此背景下，以绿证为代表的能源属性证书（Energy Attribute Certificates,EACs)闪亮登场。EACs是伴随着能源转型和可再生能源发展而诞生的一类标准化的市场工具，通常是可以表征和追溯能源属性（生产时间、生产位置、生产技术、发电量等）的证书或者系统，中国的绿证（GECs）、美国RECs（可再生能源电力证书）、欧洲的GOs（来源担保证机制）、日本的NFCs（非化石能源证书）等都是典型的EACs机制。EACs机制的设立旨在通过简单、易操作和可追溯的方式，让消费者能参与支撑能源转型目标。虽然各国设计EACs的原因各不相同，比如美国RECs是为了配合各州RPS（可再生能源配额制）的执行，欧盟GOs是为了能源生产和消费的追踪和披露，而中国绿证和日本NFCs最初则是希望解决对可再生能源的补贴难题。但这些工具的设立，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的目标：通过市场化的方式，通过促进可再生能源的消费，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为什么EACs能成为促进公认的促进可再生能源消费和发展的市场工具呢？因为EACs的发行、交易和注销流程的标准化程度很高，交易模式简单，不受电力市场交易模式的限制，对于能源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参与门槛都不高。当证书的购买方越多，可再生能源的生产方受到的激励就会越多，投资方的投资意愿就会越强。因此，采用EACs这类易懂、易操作的工具推动能源转型，有利于各国扩大参与可再生能源消费市场相关方的规模，带动更多的市场主体参与到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行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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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证的国际化需要求同存异
虽然各国设计了自己的EACs，但应对气候变化、绿色贸易、能源转型是个全球性的工作。在全球化发展的背景下，需要将各种EACs与国际和各国的绿色电力消费规则进行衔接和融合，由此衍生出了EACs的国际化需求。放在中国，就是大家常说的绿证国际互认。通过推动绿证等EACs的国际化，让更多的国家或地区的商品购买方认同制造商所在地的绿色电力消费结果，将更有利于加快推动能源转型。绿证国际化背后的主要依据和驱动力，主要来自各类可再生能源消费规则制定。全球的各类可再生能源消费规则发展呈现出两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全球最早促进消费者采购可再生能源的标准可以追溯到90年代的GHG Protocol（温室气体核算体系），而最负盛名的可再生能源消费倡议RE100则诞生于2014年。这类由独立于政府的民间机构自己发起的带有行业自治色彩的标准和倡议，在初期极大地促进了商业相关方对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支持。进入2020年后，随着各国气候目标的确立和转型速度的加快，发布了越来越多的旨在促进消费者参与的政策。以欧盟为例，不管是REPower EU，电力市场改革，还是可再生能源指令或者EU ETS2（新设立的欧盟碳市场，将从2027年开始运行），其核心之一都是通过各种手段撬动消费者支持电气化和可再生能源发展。GHG Protocol和RE100能够成功并且广为人知，最大的原因来自他们在空白时期建立了一套科学且符合各方利益的标准化体系，使得可再生能源采购和消费有了明确的实现和认定路径，让相关方可以按照标准化的方式和流程完成可再生能源消费目标。但随着各国可再生能源产业的不断扩大，各国更加倾向于设计符合本国或者本地区发展目标和利益的体系，并制定和发布带有本地化特征的可再生能源消费规则，这意味着，由行业建立的可再生能源消费标准走到了强制政策主导和标准升级重构的新阶段。因此，对于绿证也好，或者碳市场等机制也好，当说到国际化时，其实核心谈论的是在当前的发展时期，如何实现各国间在机制上的求同存异，即同样的核心规则和目标，但在细节操作上尊重各国不一样的发展阶段和市场特征。举个简单的例子，中国绿证和欧洲的GOs都是能源追溯体系，两个机制在本国或者本区域内都享有经过政府文件或者法律条文确认的地位。虽然中国绿证和欧洲的GOs的核心设计理念均是全流程追溯，并且防止重复核发和重复使用，但由于中欧情况差异，因此两个机制在细节上仍有诸多不同。例如，中国绿证是基于国家的电力系统建立的由政府管理的证书工具，但欧洲的GOs严格来说并非证书，而是一个横跨多个主权国家的区域互联和追溯系统。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之一是中欧的体制和国情不同，中国作为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按照自上而下的方式整体推动可再生能源电力发展，因此由主管部门对证书进行统一设计和统一管理，是相对高效且严格的做法。而欧盟并不是一个国家，它是以27国组成的区域联合体，成员国各自拥有国家治理主权，因此GOs是一个以欧洲能源市场互联为基础建立的跨国的属性追溯系统，AIB（发行机构协会）负责系统的运维，各成员国各自决定在本国如何对GOs进行管理，这是最符合欧盟市场的运行方式。同理，美国也是如此，联邦政府并不管理RECs，由各州自行运行和管理RECs系统；日本与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发展政策和管理机制相似，因此日本的NFC也是由日本自然资源和能源署（ANRE）统一管理。我们无法评判哪项机制的设计更好、更合理，因为在各自的国情或者市场机制下，管理方都在遵照核心原则的前提下，按照管理最高效和标准最严格的方式设计符合本国或者本地区实际情况的EACs。那么对于以绿证为代表的全球EACs机制来说，在各国机制存在差异的情况下，应该坚持的核心原则是什么呢？答案是防止两个重复——防止重复核发和重复使用。至于现在市场上讨论较多的话题，是否要进行小时级证书的发放、是否考虑增加机组并网时间信息、是否区分新建项目等，这些都是EACs机制未来可能优化升级的方向，而非机制是否成立和运行的核心。因为EACs最核心和基础的功能就是追溯和属性表征，只要没有对能源进行重复溯源，也没有对属性进行重复认可和使用，这项工具的设计就是完整且合理的。国情不同，国在市场机制和政策设计上有千差万别，因此全世界也找不到完全一模一样的两套EACs系统。推动国际化，不能生搬硬套，也不需要条条对齐，核心按照求同存异的原则，关键设计上达成共识，并在实操细节上理解国情差异，在不影响机制运行根本的情况下，推动EACs与不同的电力消费机制进行对接和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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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发展的未来：我们是否还需要绿证支持
近年来，国内外围绕EACs及绿证的争议不断，包括漂绿，在碳排放核算中的使用方式，以及传说中的国际接受度不高等问题。有声音在问，那么全球的可再生能源发展，还需要EACs和绿证吗？是否以后都是PPA（购电协议）的天下，EACs会慢慢退出？回到一切的起源，为什么会有EACs和绿证？因为它的标准化程度很高，交易模式简单，不受电力市场交易模式的限制，能够让大部分的消费者参与支持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说句大白话，这是一个让大部分消费者能直接、无差别地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工具，不论你是世界500强，还是普通居民，只要愿意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就能通过购买EACs和绿证实现目标。放眼全球的消费侧政策，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能找到一个比EACs更简单、更直接、更广泛支持大部分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非补贴类政策吗？不能。相比于其他的方式，绿证以及EACs是最适合于几乎所有消费者参与的机制，一个只要大家愿意支持可再生能源转型，就能触手可及的支持机制。那么PPA的发展呢？对于有能力通过PPA方式直接支持可再生项目的相关方而言，PPA是一个非常好的市场工具，也是很多大型企业的购电首选方式。但市场并非仅有大型企业或者龙头企业组成，因此在推动PPA时，还需要关注一个事实和一个误解。一个事实是，PPA的参与门槛相对较高，购买方需具备较强的资源协调能力和资金投入能力，因此能达到参与门槛的通常是大企业或者龙头企业，但对于大部分难以达到参与门槛的中小微企业甚至个人而言，则无法通过PPA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一个误解是，部分市场参与者认为，PPA与EACs或者绿证是二选一的关系，市场选择了PPA就可以抛弃EACs或者绿证。但其实，PPA与EACs或者绿证并不互斥，反而是共生关系，因为在很多国际规则的规定中，如RE100，PPA本身不具有溯源和防止双重使用的功能，即使使用PPA，也必须提交相应的EACs作为属性聚合的工具，只有在没有证书或者发不出证书的地区，才允许采用PPA+可信声明的方式，作为可再生能源消费的证明。因此，PPA是一项好工具，但并不是一项对所有行业和企业都适用的工具，从未来发展来看，只有PPA和EACs两个机制相互协作，共同发展，才能更好发挥推动可再生能发展的作用。![]()
RE100对于PPA和EACs的处理
至于碳足迹和碳核算中要不要考虑EACs或者绿证作为电力消费的依据的讨论。不管是在GHG Protocol,欧盟的PEFCR（产品环境足迹分类规则）还是ISO 14067（温室气体-产品碳足迹-量化标准和指南）中，均有采用包括EACs在内的合同文书（contractual Instrument）作为核算依据的表述，但最终各国的规则是否采用这项工具，应当由开展碳足迹和碳核算的目标和目的来决定。![]()
ISO 14067对于合同工具的解释
举例来说，对欧盟来说，电池法案下的碳足迹计算规则设计的电力建模方式，其本质并非帮助其他国家发展可再生能源电力，背后逻辑是为了拉开欧盟与非欧盟国家的差异，通过电力建模的方式筑起“高墙”，确保欧盟本土的电池产业能够发展和壮大，因此欧盟在草案中舍弃了证书甚至PPA的选项。对于我国而言，我们的碳排放管理或者碳足迹目标是为了实现“双碳”目标，推动实现绿色转型，如果通过纳入绿证的方式，一方面能支持企业提高绿色竞争力，另一方面确实能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让全社会共同参与支持可再生能源的发展，那么相关规则中就应当考虑绿证。所以我们要讨论的不应当是需要或者不需要绿证这样的机制，而是如何在最符合国情的情况下，进一步优化。在这些优化方向中，最受瞩目的是24/7小时级匹配。24/7小时级匹配指的是以每小时或者更小的时间尺度，对电力消费和生产情况进行追踪和匹配，目前美欧等国家和地区对于24/7及其背后代表的电力细颗粒度消费和核算逻辑有了一定的认知，正在通过研究和制定政策，支持市场通过24/7小时级匹配和核发小时级证书的方式，精准支持可再生能源项目发展。由于相关规则中涉及24/7的要求均未进入执行阶段，虽然已有国外研究机构通过模型预测过小时级匹配对于电力系统和用户的影响，但还需要持续跟踪对市场的实际影响；此外，24/7小时级匹配并不适合于所有的行业，其更适合于生产方式相对灵活可调节，边际收益大于24/7小时级匹配边际成本的企业。考虑到我国的发展实际，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分析24/7小时级匹配和细颗粒度证书在我国的适用情况，包括分析24/7的模式如何适应和影响中国的能源转型和产业发展，如何与中国现有的电力市场机制进行融合等。回望2024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消费和证书发展仍存在很多挑战，特别是在规则和政策层面，包括政策变化大、规则要求过于复杂以及各项规则之间匹配难等，常常让企业付出非常高的合规成本，影响企业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信心，反而不利于扩大可再生能源消费市场。走进2025年，期待全球的EACs机制和我国的绿证机制能有新的惊喜和发展，期待各项规则在完善自身的基础上，能进一步实现互融和互通，让市场能通过清晰更明确的方式，使用简单易懂操作性高的合规工具，全力支持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作者为北京电链科技双碳事业部总监，中国碳中和50人论坛特邀研究员；编辑，韩舒淋）![]()
责编 | 杨明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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