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存心事，欧高黎嘉陈 | 陈省身先生逝世20周年

来源 | 《百年潮》2007年第4期

我希望能够鼓励中国有些人将来拿数学为他的职业。我想一般的社会上的人不知道数学家在做什么工作。

南开大学国际数学中心

记者：200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中国召开，它开创了一个有百年历史的大会第一次由发展中国家主办的先河。这个大会能够在中国主办，与您的申请和您在国际数学界的地位是分不开的。您为了这个大会举办成功积极奔走，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动机呢？

陈省身：这个大会最初开始的时候，就是那些对于数学研究有成就有活动的数学家的一个聚会。那时候这些人都集中在西欧。他们觉得需要有个聚会的机会。很要紧的一次会就是1900年的会。那时候世界上有最伟大的两个数学家：一个是法国的庞加莱，一个是德国的希尔伯特，大会请他们作了报告。希尔伯特提了23个没有解决的问题，范围非常广，在数学界有很多的影响。到现在，一半以上的问题都解决了，还有几个没有解决。

前国际数学家联盟主席芒福德教授与陈省身

记者：那您觉得这次召开的国际数学家大会，对整个中国数学的发展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推动作用呢？

陈省身：我希望能够鼓励中国有些人将来拿数学作为他的职业。很少人了解有数学这么一个工作，甚至有这么一行。我想一般的社会上的人不知道数学家在做什么工作。

国际数学大会是最高水平的全球性数学科学学术会议。每四年举行一次。由国际数学联盟主办，瑞士苏黎世是首届大会的举办地。105年后。第24届国际数学大会在北京召开。陈省身是大会的名誉主席。来自世界100多个国家的约4000名数学家会聚一堂。回顾和总结了4年来数学各分支领域的最新进展。而中国数学的发展状况也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1948年中研院第一届院士合影。末排左四为陈省身，末排右一为姜立夫，前排右二为饶毓泰

记者：您个人认为中国的数学在世界上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陈省身：我个人认为是前途无量的，中国最近数学建设成绩非常好。中国从1986年开始参加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一共参加十几次，有10次得到第一。所以中国是有这个基础的。不过这些得到第一的人，后来都没有拿数学当成他的职业。

记者：您一直在提让数学变得好玩，那是不是我们在教育的过程当中，也要让这些孩子对数学觉得非常有兴趣，而不是为了比赛而比赛？

陈省身：那当然。数学好玩就是数学是有许多有意思的问题，有一点跟下棋有关系。如果你下棋能够达到某一个阶段，你觉得某一步棋你要看见了，觉得某一步棋是妙棋，下得对方一点办法也没有，是不是很好玩？

杨振宁与

记者：中国是一个数学大国。我们的老祖宗是从0创造了10，包括以前的几何学和方程组都是我们的祖先创造的。可是现在呢，我们不能忽略的一个现实就是，中国在世界的数学水平还是相对比较落后的。

陈省身：我想落后的不仅是数学了，就整个的科学中国也落后了，物理也落后了。现在大家都热衷于研究生物学，但中国生物学差得也很远。

记者：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您觉得是教育体制啊，还是我们的教育方式，还是别的什么?因为我们也不缺人才，像您、华罗庚、陈景润这样的世界级的大数学家都是中国人，但是为什么中国的整体数学水平会比较落后呢？

陈省身：就是中国人对于自然界的了解不太有兴趣，外国人如果到天津，可能会对某种小虫子有兴趣，要研究它，可是中国人不会这样。中国人很实际，如果你要跟他讲，说我这个深圳、纽约的股票怎么样，大家就有兴趣。因为你投资了之后，立刻就会变成钱，当然很有意思。可是如果说天津有什么小虫子，很值得研究，或者什么植物，比方像我们南开大学，也有相当大的校园，校园里头有什么样的花是好看的，为什么？是什么东西？中国人都没有兴趣。所以引起孩子、引起学生对数学或者科学的兴趣是非常重要的。

记者：那么您认为中国发展数学的关键是什么？

陈省身：我想我是很乐观的，数学在中国是很有希望的，因为这个科学需要的经费最低，不太需要钱。其他的科学往往有实验，有实验就要有房子，要实验室，要仪器，这就需要经费。我们搞数学的人，拿支笔、拿几张纸就可以做。

陈省身题词：数学好玩

我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不但解决了，还发展到现在成为“陈省身示性类”

记者：我们知道，您获沃尔夫奖的理由主要是三个方面大的贡献：一个是您对高斯・邦尼公式的证明，还有您对美国整个的微分几何的贡献，再有就是您的纤维丛的几何理论。

陈省身：国际上最有名的一个几何学家叫霍普夫，他本来是柏林大学的，后来在瑞士的高工大学，爱因斯坦在那儿念过书。他就做这个问题，他自己把高斯·邦尼公式的一部分推广了，然后他说，这个是当前微分几何最重要最难的问题。我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不但解决了，还发展到现在成为“陈省身示性类”。

记者：听说您只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就把它解答了，这听起来有点神奇。

陈省身：是啊，一个人许多事情靠运气。有时候你一做就很顺利。

记者：您觉得还有什么原因使您能够在两个月时间里把它解答出来呢？

陈省身：我在昆明西南联大教课的时候，对高斯・邦尼公式有个新证明。后来我到了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当时是世界上最要紧的一个数学中心，爱因斯坦在那里想推广他的相对论什么的。他跟我很熟，他希望他就要做微分几何。可是我就决定，我这微分几何不跟爱因斯坦做。为什么?他那个东西没道理，他老了，他的名气大极了，但是我就跟他谈谈就是了。

记者：除了爱因斯坦，普林斯顿大学还有另一位数学天才纳什。

陈省身：他跟我很熟，常一起谈谈。他是个怪人，极有能力的数学家，他的数学是很好的，做难题是他的追求。

200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陈省身和纳什

记者：您对数学的追求是什么？

陈省身：我是要了解整个数学各个方面。数学就像一个大观园，在里头好玩，东西多得很多。有些个问题比方说数学，你拿一个曲线包一个面积成圆周的时候，这个面积最大怎么证明?这是很浅的问题，也很有意思。所以我觉得数学好玩，非常好玩。老的东西中，我把新的观念加进去就改样了。我对这有兴趣。

1992年，四大巨星汇聚南开（左起：陈省身、吴大猷、吴大任、杨振宁）

我在家里跟别的小孩玩不谈数学。我父亲教我怎么写12345，仅此而已。

记者：听说您还没上小学，就能解答父亲给您看的《笔算数学》？

陈省身：我小的时候第一部书看的是《笔算数学》，三大厚本，维亚利编的，也有些地方不会做，不过大致都懂。我在家里跟别的小孩玩不谈数学。我父亲教我怎么写12345，仅此而已。一直到大学毕业，南开毕业之后，我才要念高深的数学，并且那时候我就知道，这个数学在国内没法学，一定要留学。可是我家里不能供我留学，我就要找公费。

陈省身的数学启蒙书《笔算数学》

记者：您为什么选择数学呢？

陈省身：我不喜欢实验，我不会动手。

1931年，陈省身进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学习，图为清华大学算学会会员合影（前排：左二唐培经、左三赵访熊、左四郑之蕃、左五杨武之、左六周鸿经、左七华罗庚，中排：左一陈省身、左二施祥林、左四段学复）

记者：您的导师姜立夫是我国数学大教育家，对他的评价是：他总能使学生对数学充满了兴趣，觉得数学非常有前途。您对他的评价更高，认为他是近代史上的一代圣人。我很想知道他的“圣”表现在什么地方？

陈省身：他这个人很简单，他是个教授，就规规矩矩教书，别的事情都不管。他当时是系主任，他也不要做院长，更不要做校长，所以我叫他是“圣人”。他教书教得很好。在他班上，我和吴大任两个人书念得都不错，姜立夫开的比较高深的课我们都念。

记者：您还记得您第一次见嘉当时的情景吗？

陈省身：第一次见他，他就给我三个题。嘉当是很有名的数学家，不过他有种种的问题。一见他给三个题，我不会做。所以我不去看他了，我没法看他。

有一次在学校碰到，他说，你好不好？我说，没什么，我很好，但是你的问题我不会做。他说，你到我这儿来谈谈。所以我跟他谈了一阵子。后来他总有问题，有些我也会做了。慢慢地能够做到每两个星期去看他一次。他讲法文，我的法文不好，每次我就把我的问题、我的结果用法文写在一张纸上给他看。他讲我听，我一共在巴黎待了10个月，学了很多东西，嘉当是很伟大的。

记者：人们都说您是嘉当的学术继承人，虽然您从来没有跟他正式成为师生关系，但是对他的评价，他是超越这个时代的。您觉得您和嘉当相比，您超越他的又是什么？

陈省身：不，我不超越他。嘉当是超越不了的。他的数学能力绝对比我高。我跟他学了很多，学了很多之后，我在国际的几何学，才很有地位。

国际著名数学家嘉当

其实我已经是国际上要紧的微分学家了，但国内不一定知道。

记者：杨振宁有首诗……

陈省身：我知道，这是他跟我开玩笑，我是做了些要紧的工作。我想历史上有地位不一定要说这个就比那个好。比如嘉当，我比不上，他是好的。

记者：您觉得您能够在历史上为自己赢得这样一个地位，赢得这样一个荣誉，关键是什么？

陈省身：就糊里糊涂做，后来这个东西就变成要紧了。我是在主要的方面，做了一个主要的进展，我跟嘉当学了一阵，然后我知道许多其他东西。当时我对微分几何很熟悉，其实我已经是国际上要紧的微分学家了，但国内不一定知道。

记者：相对姜立夫和华罗庚，您的一生还是比较顺的。

陈省身：在华罗庚时代，中国的数学跟国际差得很远。那时候文章杂志进来，看不懂啊！谁都看不懂，学生看不懂，教授也看不懂，但华罗庚能够看懂，把它推广了，这个是很不得了的工作，这是华罗庚做的工作，他真正创造性的不多。

记者：1950年他决定回国时还特意去看了您，您对他回国是一个什么态度呢？

陈省身：我一向的原则，这是他的决定，他要回国就回国，他不要回国就不回国。他考虑了很久我知道，考虑了很久。他那时候我们住得很近，我在芝加哥大学，他在伊里诺大学，坐火车也就一个多钟头，他有时候甚至在我家里住。

陈省身夫妇与华罗庚夫妇

记者：当他决定要回国的时候，面对他的选择，您是什么反应？

陈省身：那时候，我们不讨论这些问题。因为我在芝加哥的时候，在美国数学界有很高的地位。例如说1950年国际数学大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第一次开会，我是作一小时报告的。那时很难，因为是十几年不开会，可以做报告的人很多。那时候微分几何我是公认最要紧的，所以我做一小时报告。

记者：那看到华罗庚回国您没有动心吗？

陈省身：我当然考虑这个问题。不过中国这个政权改变是要有很大的变化，我不见得能够适应。我待在芝加哥很舒服，那时候芝加哥是数学的黄金时代。我是考虑回国的，不过我觉得那个时候时机不成熟。

一般中国人觉得我们不如外国人，所以我要把这个心理给改过来。

1972年9月16日合影。前排左起：周培源、陈璞、吴有训、竺可桢、陈省身、郭沫若、郑世宁、于立群、章文晋、郝梦笔

记者：您办的第一所数学研究所是解放前的“中央研究院”的数学研究所，当时人家对您的评价是：您把一个研究所办成了一个研究生院。

陈省身：你找一群人来，叫他做研究，他不会做研究，一定要先教他，所以我就开课，教课。我在南京办中央研究院的数学研究所，名义上我不是所长，我不要做所长，所有的所长我都不做的。但是我说有什么事可做呢?我就写信，给大一点的数学系写信，请他们推荐三年内最好的学生。大家都推荐，然后我写信让这些学生都来。

记者：吴文俊也在这个研究所里吧？

陈省身：吴文俊就在这里，他是那时候很好的一个。以后我们出了好几个人。

陈省身与吴文俊

记者：30年后您又在美国办了美国国家数学研究所？

陈省身：是的。我告诉你最近我接到的消息，美国国家研究所大楼要用我的名字命名。

记者：您听了心里特别开心吧？

陈省身：也没什么，当然好玩。你知道为什么这个数学所我做第一任所长?原因是这是美国第一个国家设立的数学研究所。全美国第一个，历史上没有的。因为美国一切东西的发展，教育方面的发展，都是私人捐款，哈佛大学、普林斯顿、耶鲁都是私人的学校，所以国家就请各个学校来申请了。开过会，每个学校说应该设在我这个学校，大家都在抢。因为是政府支持，有一大笔钱。我向来不活动的。我们有一个申请给基金会，我也不跟任何人打电话，我说你要不给我，我没事了更好，结果他给了我。最后伯克莱大学得到这个数学研究所。

美国国家数学科学研究所主楼——陈省身楼

记者：南开数学所是您创办的第三个数学研究所，跟前两所比起来，有什么不同吗？

陈省身：不一样。因为第三个数学研究所最需要办的是怎么样把中国数学提高。中国数学现在的地位不高，所以要提高，而且这是我的祖国了。我觉得现在的时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了不得的一个时代，开放了。

记者：大家都很关心您生活过得好吗?我们知道，您老伴前两年去世了，您在天津生活得愉快吗？

陈省身：我生活还愉快，老伴去世当然很伤心了，因为我老伴人很好，她去世之前，我们庆祝了60年结婚纪念日。60年是钻石婚了！请了些朋友，我们60年没有吵过架。她管家，我不管，我就做我的数学，所以我们家里生活很简单。

陈省身与夫人郑士宁和岳父郑桐荪先生

记者：您到了晚年，把自己的钱，您自己的生活费全部留给了中国，留给了您的母校南开大学，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呢？

陈省身：一般中国人觉得我们不如外国人，所以我要把这个心理给改过来，某些事情可以做得跟外国人同样好，甚至更好。中国人是有能力的。我要把这个心理改过来。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