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如何重新认识自然？（微信文章未删减版）

作者 | 张云亭

2024年的这个春夏，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都是艰难的一年。先是河南的干旱与广东的洪水共同侵袭农业和城市生活，然后是洪水在福建、广西、安徽、江西、贵州、湖南、四川、东北等不同省市造成了巨大伤亡和财产损失。

对于大众来说，今年这些地区所遭遇的无疑属于极端天气事件。但对于气候专家来说，极端天气指的是非正常、严重、季节性，或超出历史平均数值的天气，一般情况下发生的概率较小。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更多是从切身遭遇和感受出发，而后者则会根据气候模型来分析，并通过长时段的统计学观察和比对来作出判断。因此，当气候专家预警某地的极端天气时，对当地居民来说可能并不显性。

2023年3月，联合国下属组织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在第六次评估报告中指出，2011年至2020年的10年间全球地表平均温度相比1850年至1900年的基线已经升高了1.1℃。

这个数字解释了我们目前所遭受的部分极端天气的原因——全球气候变暖。而气温的持续上升会进一步加剧这些变化。例如，全球气温每上升0.5℃，极端高温、强降雨和区域干旱就会愈加频发，程度也更加严重。这就是为什么IPCC会反复提醒，将升温控制在1.5℃内，是目前迫切的全球目标。

全球气温升高会造成极端天气发生频率的增加。以热浪为例——热浪指的是天气在某一段时间内持续保持异常高的气温（相对于该地区多年平均气温而言）——在较少人类活动影响的情况下，热浪平均每10年才会出现一次。而在平均气温升高1.5℃、2℃和4℃时，高温热浪出现的频率将可能分别增加4.1倍、5.6倍和9.4倍，其温度也可能分别增加1.9℃、2.6℃和5.1℃。

人类行为已经成为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20世纪至今的能源使用、工业生产等，开启了人类社会的经济繁荣期，同时，也造成了人类社会对环境数倍于此前的影响。

不过，让我们先来捋一捋：这种经济繁荣是如何发生的？

环境史学家约翰·R.麦克尼尔给出了一个意料之外的答案：首先，是运气。他认为，在18世纪，大部分足以抑制人口及人类生产力的疾病都已被消灭，这个现象纯属运气。小冰河期（大约是1550年至1850年）的结束也是人类的运气，它使得现代经济大扩张成为可能。

其次，当然是人类的创造力。我们自19世纪中期以来持续发明出各种新技术，取得各种新形态能源并提升劳动生产力，同时，我们也设计出了新形态的社会与商业组织，促进了经济活动的速度。

这种繁荣形塑了20世纪人们对于自然的普遍看法：自然被看作是一种资源，取之不竭，而人类可以依靠技术的进步“战胜”自然，比如全球对水资源的利用便是这方面最杰出的人类工程。与此同时，人们还产生了一种经济会一直持续增长的信念。

它所开启的气候影响是缓慢而巨大的，但如果不是近在眼前，普通人就难以察觉。记者、气候变化行动者娜奥米·克莱恩曾举过一个生动的例子：1927年生产的一辆福特T型车所释放的二氧化碳，如今依然与所有的人类活动所制造的碳排放一起影响着大气温度。

尽管如此，却一直有不同的声音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陆续有新的国际合作与环保组织诞生。1962年，蕾切尔·卡森出版的《寂静的春天》大范围引发了人们对于环保的思考，环保主义在1960年代之后出现了一个高峰。1972年，非政府组织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增长的极限》报告，从系统的角度探讨人口增长、人类活动日益增长的生态足迹及其对我们有限的地球的物理影响。

2000年，1995年诺贝尔奖得主、荷兰大气化学家保罗·克鲁岑（Paul Crutzen）提出了“人类世”的概念，他认为人类活动对地球的影响足以确立一个新的地质时代。这个词在21世纪变得越来越为学界讨论和熟知，意味着人们开始重新思考人与自然之间并非对抗，而是共生的关系。

生态经济学在21世纪初开始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这类经济学家普遍认为，需要向“更绿的”经济增长方向转变。比如经济学家乔纳森·M.哈里斯就提出，希望政府政策能将资源密集的消费、基建投资支出，与对环境没有负作用的——如健康、教育、文化活动、资源保护等——产品区别开来。前者是增长有限的，但对于后者，经济活动的增长还有很大的空间。

这些观念的转变带来了积极的结果，比如2015年达成的《巴黎协定》，以及近年来各国加快能源产业转型。2020年，中国提出在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

但宏观政策和产业改造的方向是长期规划，它常常滞后于甚至忽视微观社会中迫近的现实。在今年极端天气事件频发的情况下，更多的人意识到了气候变化对切身生活意味着什么，同时也意识到，与自然共生的同时，还需加强适应这个新的、多变的气候环境。

因此，如何在极端天气大背景下，弥合长远政策与当下人们生活中的环境适应性需求，成为本期封面专题的其中一个诉求。

以去年夏天经历过暴雨的北京为例，城市预警系统已经作出变化，但在城市规划、抗灾方法和意识等层面上，还需要政策制定者投入更多的注意力；农业是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最为相关、也直接受极端天气影响的产业，因此，有必要看看种子公司和农场们在种植和抗洪抗旱技术上付出了哪些努力；保险业在拥抱极端天气带来的机会，但同时极端天气频率的增加也使得其赔付能力受到挑战；这种频率同样让中国的民间救援队们感到疲惫，如何让更多人具备专业防灾救援意识成为当务之急；最后，气候专家和农业技术专家向我们普及了极端天气下可能潜存的危机及我们可以做好的准备。

把注意力和资金投入在产业转型上固然重要，但让政策的重点从灾后重建转向灾前城市韧性和农业抗灾体系建设、自然环境的修复以及公众抗灾意识的培养上，却更为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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