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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
定价：498.00 元（全十册）
范晔（398—445），字蔚宗，南朝宋顺阳（今河南淅川东南）人，范宁之孙。博涉经史，善为文章。晋末为刘裕（宋武帝）子彭城王义康参军。刘宋建立，为尚书吏部郎，左迁宣城太守，不得志。于是删定自《东观汉记》以下诸书，撰为《后汉书》，成一家之作，自范书行而诸家皆废。后迁左卫将军、太子詹事。元嘉二十二年，以参与孔熙先谋立义康，事泄被杀。《宋书》《南史》皆有传。本书为四部要籍选刊史部之一种。《后汉书》是二十四史中评价最高的“前四史”之一，一百二十卷，其中本纪十卷，列传八十卷，南朝宋范晔撰；志三十卷，晋司马彪撰。范晔以前，有关东汉史史书已有多种，如汉末官修《东观汉记》、三国吴谢承《后汉书》、晋薛莹《后汉记》、晋司马彪《续汉书》、晋华峤《后汉书》、晋谢沈《后汉书》、晋袁宏《后汉纪》、晋张莹《后汉南记》、晋袁山松《后汉书》等。范晔在前人基础上进行归纳总结，剪裁提炼，取其精华，弃其冗赘，自成一家，大致沿袭《史记》、《汉书》纪传体，并因应东汉具体情况新增党锢、宦者、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等七种类传，从内容到形式都超过了当时同类著作。自其行世以后，其他各家东汉史书逐渐淘汰，成为研究东汉历史最主要的参考资料。今据清同治金陵书局刻本影印刊行。
《後漢書》一百卷，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注，《續漢書志》三十卷，晉司馬彪撰，梁劉昭注，據上海圖書館藏清同治八年（一八六九）金陵書局刻本影印。范曄，字蔚宗，南朝宋順陽郡（今河南淅川縣）人。其祖范甯著《春秋穀梁傳集解》，父范泰著《古今善言》，皆有名於世。范曄生於晉安帝隆安二年（三九八），出繼從伯范弘之，襲封武興縣五等侯，後歷任尚書吏部郎、宣城太守、左衛將軍、太子詹事等官，於元嘉二十二年（四四六）因謀反被處死，終年四十八歲。事跡見《宋書》卷六十九本傳、《南史》卷三十三附其父范泰傳後。范曄出身世族，博涉經史，善爲文章，著有文集十五卷録一卷（見《隋書·經籍志》卷四）、《上香方》一卷、《雜香膏方》一卷（見《隋書·經籍志》卷三，《宋書》本傳稱其撰《和香方》），《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還著録其《百官階次》一卷，但均已亡佚，流傳至今的只有這部自詡爲『天下奇作』的《後漢書》。與兩漢時期相比，魏晉南北朝的史學地位明顯提高，史書修撰也更繁榮。這種變化體現在官修目録上，即史部躍居爲僅次於經部的第二大類，不再是《漢書·藝文志》『六藝略』春秋類的附庸，收書也從《漢志》的不到十種激增至《隋志》的八百七十四部一萬六千五百五十八卷（通記亡書），其中首要的正史類收書八十部，大部分都是魏晉南北朝時所作，而記後漢者與記晉史者同爲十一種，數量遠逾其他朝代的正史。范曄編撰《後漢書》，始於宋元嘉九年（四三二）。《宋書》本傳云：『元嘉九年冬，彭城太妃薨，將葬，祖夕，僚故並集東府。曄弟廣淵，時爲司徒祭酒，其日在直。曄與司徒左西屬王深宿廣淵許，夜中酣飮，開北牖聽挽歌爲樂。義康大怒，左遷曄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衆家後漢書爲一家之作。』(《宋書》各本皆作『元嘉元年』，與同書《文帝紀》《彭城王義康傳》所言『九年』抵牾，亦不合史實，故中華書局點校本已改作『九年』。）時距東漢滅亡已歷二百餘年，前此成書而著録於《隋志》的正史也達八種之多，這種局面對於志『造《後漢》』的范曄來説，可謂利弊兼有。不能親身聞見，採訪耆舊，只得依靠前人著述，是其遺憾；去漢遠而恩怨盡，情誼、權勢都不復掣肘，可秉筆直書，則是優勢。已成書的正史中，作爲首部官修史書的《東觀漢記》長期與《史記》《漢書》並稱『三史』，司馬彪《續漢書》和華嶠《後漢書》被劉勰、劉知幾奉爲冠冕，清人對謝承《後漢書》推崇備至，薛瑩、謝沈、張瑩、袁山松等人所撰也各有所長，珠玉在前，改撰自然不易，然而舊史俱在，又爲後來者提供了豐富的材料和經驗，如范《書》沿用華嶠的《皇后紀》和謝承的《東夷列傳》，其敘事多本《東觀漢記》而序論間采華嶠成文，這些關係前人早已揭出，但范《書》能夠擷取衆家之長，後來居上，遂成爲後漢正史的代表，其他同類著作都逐漸散佚。至唐劉知幾撰《史通》，已稱『世言漢中興史者，唯范、袁二家而已』（袁指袁宏《後漢紀》，係編年體，與正史之紀傳不同，《隋志》入『古史』類）。雖然本傳稱范曄『删衆家後漢書爲一家之作』，實則在其眼中，作者雖衆，皆不足道，『既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唯取《漢書》多方權衡，較彼優劣，可見其欲抗行者，班固一人而已。范曄的修史宗旨具見於《獄中與諸甥姪書》中。首先是重視體例，以分類聚合的方式處理材料。他批評班固『任情無例，不可甲乙辨』，自評『博贍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便是此意。具體來説，《後漢書》新增黨錮、宦者、文苑、獨行、方術、逸民、列女七種類傳，對生平相類且不入類傳者又以合傳述之，如蘇竟、楊厚、郎顗、襄楷合傳，皆明於天文術數者，張純、曹褒、鄭玄合傳，皆通於儒家禮義者，至於不必專門立傳者也多取其共同點類敘於一人之下，如《來歷傳》羅列祋諷、劉瑋、薛皓、丘弘、陳光、趙代、施延、朱倀、第五頡、曹成、李尤、張敬、龔調、孔顯、徐崇、樂闈、鄭安世等十七人俱證太子無過，《卓茂傳》附載孔休、蔡勳、劉宣、龔勝、鮑宣五人，『不仕王莽時，並名重當時』，最終達到述人衆而條理明的目的（詳見王錦貴《范曄與〈後漢書〉》第二章）。『轉得統緒』之言，並非過分的誇讚。其次是序論贊的改良與發明。范曄遇害時《後漢書》尚未完稿，來不及撰成類似《太史公自序》《漢書敘傳》的全書總序，但《皇后紀》及部分類傳已有單獨的序文。他對此頗爲看重，『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後漢書》各篇末所附之『論』，大致相當於《史記》的『太史公曰』和《漢書》的『贊』，皆以凝練的散文闡述針對該篇正文的觀點，范曄於此亦頗自矜，稱『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約其詞句』。至於《後漢書》『論』後之『贊』，以四字韻語申發主旨，則是作者的發明，更强調『贊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合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范曄生當劉宋，搜集後漢史料難以企及前人，不得不在材料的整理分析方面多下功夫，其序論贊兼具深刻的史識和卓異的文采，也確實成爲范《書》最突出的特點。范曄修史，對《志》頗加重視，他認爲《漢書》『唯志可推耳』，又『欲遍作諸志，前漢所有者悉令備。雖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盡』，可惜其《書》傳本僅有本紀、列傳而無志，致使衆説紛紜。《後漢書·皇后紀》李賢注云：『沈約《謝儼傳》曰：「范曄所撰十志，一皆託儼。搜撰垂畢，遇曄敗，悉蠟以覆車。宋文帝令丹陽尹徐湛之就儼尋求，已不復得，一代以爲恨。其志今闕。」』洪邁《容齋四筆》卷一引此文改爲『沈約作《宋書·謝儼傳》曰：……今《宋書》却無，殊不可曉』，今人又據此推論李賢此注爲錯引，范曄託人撰《志》也與情理未合。然而李賢原注只稱《謝儼傳》，並未言及《宋書》，《隋志》史部『雜傳』類著録傳記二百十九部，多以個人爲主，則沈約撰單篇《謝儼傳》而不見於《宋書》，有何奇怪，焉能據此批評注者張冠李戴。《後漢書·班彪列傳》李賢注云：『沈約《宋書》曰：「初，謝儼作此贊，云裁成典墳，以示范曄，曄改爲帝墳。』稱《宋書》而不稱《謝儼傳》，也從側面證明《謝儼傳》不出於《宋書》。再者《謝儼傳》明云『范曄所撰十志，一皆託儼』，可見『搜撰』的主語是范曄，而非謝儼，後者的任務只是代爲保管，專門託人保管搜撰的材料反而證明范曄對《志》格外重視，這也與其《獄中與諸甥姪書》所言吻合，故李賢此注確爲范曄撰《志》的可靠文獻，毋庸置疑，後人考辨，徒自擾耳。梁劉昭《後漢書注補志序》云：『范曄《後漢》，良誠跨衆氏，序或未周，志遂全闕。』可見范《志》梁時已亡。劉知幾《史通·古今正史》云：范曄『作《後漢書》，凡十紀、十志、八十列傳，合爲百篇。會曄以罪被收，其十志亦未成而死』，十志中《百官》《五行》《天文》《禮樂》《輿服》五篇之名見於《後漢書》本文，劉昭《序》又稱『《律曆》《郡國》必依往式』，另外三篇，劉漢忠《説范曄〈後漢書〉之『志』》推測爲《刑法》《食貨》《郊祀》，于溯《范曄〈後漢志〉篇目考》推測爲《刑法》《食貨》《藝文》，皆無實據，姑存其説，以備參考。局本《後漢書》中，本紀十篇、列傳八十篇爲范曄撰，唐章懷太子李賢注；志八篇，晉司馬彪撰，梁劉昭注。因志係從司馬彪《續漢書》中摘出，故目録仍題《續漢書志》，不與《後漢書》相混。司馬彪字紹統，晉高陽王睦之長子。初拜騎都尉。泰始中，爲祕書郎，轉丞。注《莊子》，作《九州春秋》，又撰紀、志、傳凡八十篇，號曰《續漢書》。後拜散騎侍郎。惠帝末年卒，時年六十餘。《晉書》卷八十二有傳。劉昭字宣卿，平原高唐人。七歲通《老》《莊》義。既長，勤學善屬文。梁天監初，起家奉朝請，累遷征北行參軍，尚書倉部郎，尋除無錫令。歷爲宣惠豫章王、中軍臨川王記室。集後漢同異以注范曄《書》，世稱博悉。遷通直郎，出爲剡令，卒官。作《集注後漢》一百八十卷、《幼童傳》十卷、文集十卷。《梁書》卷四十九有傳。李賢字明允，唐高宗第六子。永徽六年（六五五）封潞王。上元二年（六七五）六月立爲皇太子。儀鳳元年（六七六）得高宗手敕褒獎。賢招集當時學者張大安、劉訥言、格希元、許叔牙、成玄一、史藏諸、周寶寧等，注范曄《後漢書》，表上之，以其書付祕閣。因遭武則天猜忌，於永隆元年（六八〇）被廢爲庶人，永淳二年（六八三），遷於巴州。光宅元年（六八四），武后臨朝，遣丘神勣往巴州逼其自殺。景雲元年（七一〇），睿宗即位，追謚爲章懷太子。《舊唐書》卷八十六、《新唐書》卷八十一有傳。關於范《書》與司馬《志》之分合，前人討論已多，余嘉錫先生在《四庫提要辨證》『後漢書』條中提出的觀點較爲合理。約而言之，劉昭所作《集注後漢》一百八十卷已將司馬彪八《志》併入范《書》，《隋志》著録范曄《後漢書》九十七卷，劉昭注范曄本《後漢書》一百二十五卷，多出的卷帙即併入之司馬《志》。李賢注既行，包括劉昭注在内的諸家之説盡廢，但李賢僅注范《書》紀傳，讀者遂兼習劉昭所注《續志》以補其闕。《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均著録劉昭補注《後漢書》五十八卷，題增『補』字，卷少六七，蓋即單行之劉昭注司馬《志》。《通典》引唐趙匡《舉人條例》云『《後漢書》并劉昭所注《志》爲一史』，是爲唐代劉昭注司馬《志》單行之證。《宋史·藝文志》著録范曄《後漢書》九十卷、劉昭《補注後漢志》三十卷，則卷數已與今本無異矣。因知唐以前有范《書》司馬《志》合鈔本，有此合鈔本之劉昭注本，又有范《書》單行本。唐代有李賢注范《書》本，有自劉注合鈔本中摘出之《志》單行本，又有將兩本合鈔之所謂『一史』者。至宋代乃有合刻范《書》司馬《志》並共題『後漢書』者。宋程俱《麟臺故事》卷二云：『淳化五年（九九四）七月，詔選官分校《史記》《前》《後漢書》。……命太常博士直昭文館陳充、國子博士史館檢討阮思道、著作佐郎直昭文館尹少連、著作佐郎直史館趙況、著作佐郎直集賢院趙安仁、將作監丞直史館孫何校《前》《後漢書》。既畢，遣内侍裴愈賷本就杭州鏤版』，是爲《後漢書》雕版之始。真宗咸平年間有重校之役。《麟臺故事》卷二記云：『真宗謂宰相曰：「太宗崇尚文史，而三史版本，如聞當時校勘官未能精詳，尚有謬誤，當再加刊正。」……命駕部員外郎直祕閣刁衎、右司諫直史館晁迥與丁遜覆校《前》《後漢書》版本，迥知制誥，又以祕書丞直史館陳彭年同其事。至（景德）二年（一〇〇五）七月，衎等上言：「《漢書》歷代名賢競爲注釋，是非互出，得失相參，至有章句不同，名氏交錯，苟無依據，皆屬闕疑。其餘則博訪羣書，徧觀諸本，儻非明白，安敢措辭？雖謝該通，粗無臆説。凡修改三百四十九，簽正三千餘字，録爲六卷以進。」』此次所成校記蓋詳於《漢書》而略於《後漢》。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本《漢書》卷端附孫奭奏語云：『竊見劉昭注補《後漢志》三十卷，蓋范曄作之于前，劉昭述之于後。始因亡逸，終遂補全。……其《後漢志》三十卷，欲望聖慈許令校勘雕印』，署乾興元年（一〇二二）十一月十四日，可見《後漢書》的淳化初刻、咸平重校本都不包括司馬《志》，乾興時纔提議雕印該《志》，天聖二年（一〇二四）付梓（見《宋會要輯稿·崇儒四》）。有學者認爲：『及宋真宗乾興元年，判國子監孫奭奏請朝廷合刻補缺，方把《續志》附於范《書》紀、傳之後，出現了合刻本』，但牒文只説雕印《續志》，與已刻的范《書》相配，恐不足以證明乾興、天聖時已合刻《書》《志》。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本《後漢書》卷末刻景祐元年（一〇三四）九月秘書丞余靖上言云：『國子監所印《兩漢書》文字舛譌，恐誤後學。臣謹參括衆本，旁據它書，列而辨之，望行刊正』，即所謂『景祐本』，其前又有題記云『范曄後漢書凡九十篇總一百卷/ 十帝后紀一十二卷/ 八十列傳八十八卷/ 右奉淳化五年七月二十五日/ 勑重校定刊正』，可見自淳化至景德至景祐之監刻本『一脈相承，屬同一系統』，尾崎康《正史宋元版之研究》第二章於此論證詳明，可以參看。尾崎氏又指出，此『景祐本』《後漢書》中多數刻工名見於北宋末南宋初開雕之福州開元寺《毗盧大藏》，則是當時據景祐監本翻刻者，並非原刻，但淳化、景祐諸本悉已失傳，此翻刻景祐本仍是現存合刻范《書》司馬《志》的最早刊本。不過尾崎氏見《玉海》《麟臺故事》述景祐二年（一〇三五）刻書事，皆只稱『刊定《前漢書》』而不及《後漢》，遂懷疑『景祐似無重刊《後漢書》之舉，遑論合刻范《書》、彪《志》，今不知合刻范《書》、彪《志》始於何時』，恐過於謹慎。景祐原刻雖已失傳，但此翻刻本卷末所附余靖上言與宋刻《漢書》同，『二年九月校畢』亦同，記校改字數則《漢書》『增七百四十一字，損二百一十二字，改正一千三百三字』，《後漢書》『增五百一十二字，損一百四十三字，改正四百一十一字』，歷歷可考，故當時同時重刻《兩漢書》，自無可疑。南宋以降，除上述翻刻景祐本外，另有官刻如福唐郡庠刊本（十行）、兩淮江東轉運司刊三史本（九行）、坊刻如建安王叔邊刊本（十三行）、建刊十三行本、建刊十四行本、宋慶元黄善夫劉元起刊本（十行）、宋嘉定元年蔡琪一經堂刊本（八行）。至元代又有據一經堂本覆刻之白鷺洲書院刊本（八行）、大德九年寧國路儒學翻刻宋景祐監本（十行）。大德本版片存世較久，遂經歷元末明初、成化、弘治、嘉靖至少四次以上的遞修。尾崎康《正史宋元版之研究·解題編》於上述諸本考辨極細，兹不贅述。明刻本中，南監、北監擅削舊注，姑置勿論，正統刊本（十行）聲名最盛，黄丕烈跋《元大德本後漢書》云：『惟正統本最稱善，以所從出爲淳化本也。大德本亦自淳化本出。此又有景祐間余祕書丞者，乃翻淳化本耳。景祐至大德，大德至弘治，遞爲修補，故板刻字樣各有不同，非如正統十年一例專刻也』，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録》稱之爲『淳化本嫡子』。覆刻元大德本的明嘉靖廣東刻本口碑亦佳，傅增湘跋《元大德本後漢書》云：『明代嘉靖時歐陽鐸在廣東刻范《書》，即依此本（大德本）覆刻，行款正復相同，錢竹汀常許爲佳刻。學者若難致元刊，則得此亦足爲勘正之資，蓋此本乃景祐再傳之嫡嗣也。』至於嘉靖汪文盛本則毀譽不一，或稱其『出於湖北茶鹽司本，其根源爲古舊，譌謬亦較少』（傅增湘語），『此猶上祖景祐，下承大德，謬譌尚少』（丁丙語），或斥其『仍譌襲舛，如《前書·地理》亦憚於互勘，書無善本，豈非苟簡之過哉』（何焯語），然多經名家校跋，亦被視爲明本之代表，『目録家舉明刻《兩漢書》佳本，必曰汪文盛』（鄧邦述《寒瘦山房鬻存善本書目》語）。明崇禎元年（一六二八），汲古閣主人毛晉發願雕印《十七史》，後逢明清鼎革之亂世，遷延至清順治十三年（一六五六）始告成，『多據宋元舊板，勝其十三經注疏之僅傳監板者多矣』，這是横向對比汲古閣所刻經書的結論，如縱向對比各史舊本，則仍未愜人意。以其所收《後漢書》爲例，錢大昕、陳鱣取與元明諸刻校勘，常見疏誤，故陳鱣以黄丕烈所言爲然：『汲古閣刻書富矣，每見所藏，底本極精，曾不一校，反多臆改，殊爲恨事』，但這並不妨礙汲古閣本成爲明清兩代影響最大的正史版本，前之南北監，後之武英殿，皆不足方駕。究其原因，一是汲古閣是晚明善本淵藪，『江南藏書之風刱自虞山，絳雲樓、汲古閣爲最』，又在版刻『縮衣節食，遑遑然以刊書爲急務。今板逾十萬，亦云多矣，竊恐祕册之流傳尚十不及一也』，其所刻十七史自然更易被人接受。其次，正史刻本多有錯訛是長期存在的問題，宋元舊板也不例外，如何焯跋汲古閣本所言，『《後漢書》所據之本遠不逮班《書》，……初讀此書，嫌其繆訛爲多，及觀劉氏《刊誤》諸條，乃知在北宋即罕善本，緣前人重之不如班《書》故也。嘉靖中南京國子監刊者注經删削，此猶完書，故是一長』。受限於自身學養，毛晉無力悉加校正，但大部分的錯訛淵源有自，不應歸咎於他的『臆改』。至少與同時代的其他出版物相比，毛氏保存舊本的意識和成績都足垂青史。再者，其付梓前完成了各史舊本的匯集整理，戰亂後又致力於壞板脱文的重刻補輯，使得這部凝聚了三十年心血的正史叢書在内容完備、體例整齊、面目美觀等方面都達到了新的高度，對於絶大部分讀者來説，汲古閣本十七史就是最『簡便可喜』（王鳴盛語）的選擇。即使到了樸學興盛的乾嘉時期，以校讎爲能事的學者們仍不得不一邊批評汲古閣本的『脱誤甚多』，一邊通過與其對勘的結果來論證各種版本的優劣得失，這也意味著汲古閣本十七史已成爲事實上的通行標準版本，影響越大，其地位越穩固，這種先發優勢連後來得到官方背書的武英殿本都望塵莫及，也爲晚清的書局翻刻埋下了伏筆。清同治四年（一八六五），李鴻章接管金陵書局，『有刻書之意，欲先從四書、五經、三史，次及《周》《儀禮》《爾雅》《孝經》《説文》《通鑑》諸書，蓋亦猶九帥（曾國荃）之意』。同治六年（一八六七）八月，張文虎《上曾沅浦宫保》云：『適合肥宫保復有校刊經史之舉，命仍留局。今春經書甫竣，而節相回任，接刊《史記》《班》《范》三書，移局城西冶城山。』當時派定人選，以周學濬爲提調，以《兩漢書》屬二劉，《前漢》歸劉毓崧，《後漢》歸劉恭冕。實際上張文虎也爲《後漢書》的校勘出力不少，其《日記》自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十二月至六年正月記録校勘《後漢書》本紀列傳之事凡十四條。同治七年（一八六八）五月，曾國藩函復何紹基云：『此間自刻《船山遺書》後，别無表章前哲之刻。李帥飭局刻《諸經讀本》，國藩回任後繼刻三史，計冬間乃可斷手開刷。時當以初印本奉寄臺端。』同年八月廿六日，張文虎《日記》云『局刻《後漢書》已告成，《史記》已刻者百有兩卷矣』，則其實際完成時間還要稍早於曾氏之計劃。當時書局重刻正史選擇汲古閣本爲底本的原因，筆者曾在《〈漢書〉影印説明》中試作分析，其理由亦基本適用於《後漢書》，故移録於左。一、汲古閣本口碑佳而影響廣，是清代的主流讀本；二、汲古閣『字密行多，篇帙縮減』，據之翻刻能顯著地降低成本，節約時間，以滿足當時書局刻書應對『亂後書籍殘毀』的迫切需求；三、汲古閣本的字體版式較爲契合以曾國藩爲代表的晚清士人所追求的『方粗清匀』的主流審美觀，浙江官書局總辦俞樾在與時任兩江總督、協調各局合刻正史的馬新貽往來的信件中記録了相關細節。馬氏云：『此間校刊俱照汲古閣本，蘇、浙局中亦能仿照，則將來全史一律，庶成巨觀。』俞氏云：『尊意全史格式宜求一律，請將金陵新刻《前》《後漢書》樣本寄一二本來，俾各局知所法守，幸甚。』在得到印本後，又云：『略一展玩，其字體工整，格式大方，洵爲海内善本。即函告浙局諸同人，《新》《舊唐書》照此刊刻，使成一律，亦藝苑之巨觀也。』（見《俞樾函札輯證》）需要强調的是，書局議刻三史之初，非欲翻刻汲古閣本，而是計劃匯集衆本，多方校勘，不僅要成一内容盡可能完善的『定本』，還要撰成校記附於書後，以響應清中期以來版本與考校並重的學風，但最終只有《史記》勉强實現了預設目標，《漢書》僅存一未執行的《校刻漢書凡例》，至《後漢書》則連《校刻凡例》也付之闕如。三史校刻的逐漸簡化，主要是因爲現實需求與客觀條件之間存在著巨大的矛盾。一方面，兵燹之後，民間亟需經史刻本滿足振興文教的需求，如同治八年（一八六九）五月，李鴻章《設局刊書折》奏云：『此次設局刊書，祇可先其所急。……現在浙江、江甯、蘇州、湖北四省公議令刻二十四史，照汲古閣十七史板式，行數字數較各家所刻者爲精密。擬即分認校刊，選派樸學員紳，悉心校勘，添募工匠，陸續付梓。一切經費酌提本省閒款動用，勿使稍有糜費。俟各書刻成之日，頒發各學書院，並準窮鄉寒儒、書肆賈人隨時刷印，以廣流傳，庶幾禮讓同敦，囂陵默化，以仰副聖主一道同文之至意』。另一方面，全面校定正史異文，即使在文獻資源空前豐富的今天，依然是一個尚未完成的長期目標，則同治年間踐行此事的難度可想而知。事久不成，靡費物力，又會招致更大的非議，如張文虎致曾國藩函云：『今刊刻全書，只宜取舊本之稍善者依樣葫蘆，爲力較易。縵雲侍御之議，則以刊書機會實爲難得，當略治蕪穢，以裨讀者。文虎等稟承此意，不揣弇陋，妄冀會合諸家，參補未備，求勝舊本。乃三年荏苒，刻鵠未成，人言實多，無以自解，伏讀鈞論「但求校讎之精審，不問成書之遲速」，仰見體恤愚蒙，特加慰勉。』儘管在曾國藩的支持下，《史記》得以按計劃成書，但包括《兩漢書》在内的後續諸史仍被迫改弦更張，走上所謂『取舊本之稍善者依樣葫蘆，爲力較易』的道路，在這種背景下，翻刻汲古閣本已經算是最好的選擇。取此次影印的金陵局本與汲古閣本相較，前者主要在篇章安排和目録編纂上有所改進。最突出的是汲古閣本將八志横亘於本紀、列傳之間，以求符合歷代正史慣例，卻未考慮《後漢書》非出一手的特殊情況，局本則將八志移置列傳之後，使范《書》司馬《志》涇渭分明。又如卷端總目，汲古閣本僅稱『八志三十卷 劉昭補注』，局本則稱『司馬彪續漢書志八篇三十卷 梁剡令劉昭注補』，表述更爲準確。卷端總目汲古閣本題『十帝紀十二卷』，細目則題『帝紀一十卷』，『第一卷 光武皇帝上 光武皇帝下』，末爲皇后紀的『第十卷上 第十卷下』，顯然抵牾，局本改爲『帝后紀一十二卷』，光武皇帝『第一卷上』『第一卷下』，就前後一致了。另外，各卷卷末的篆文木記，汲古閣本刻『琴川毛鳳苞氏審定宋本』，局本則改爲『金陵書局仿汲古閣本刊』，也是明顯變化之一。至於正文，兩本的行款版式、文字内容基本相同，僅在個别位置有所校改。如帝紀第四，汲古閣本『孝和皇帝諱肇』，局本改『肇』爲『肈』，但絶大部分文字（即使是前人已指出的汲古閣本錯誤）都無變化，如錢大昕、陳鱣多次提及的《郭太傳》自『初太始至南州』至『以是名聞天下』七十四字係李賢注儳入正文，汲古閣本、局本同誤。總的來説，汲古閣本與較忠實翻刻該本的金陵局本，内容未必盡善，但體例整齊、流傳廣泛，在各自所處的時代都具有巨大的影響力，被衆多學者用作校勘異文的工作本。《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史部》著録《後漢書》的版本中，汲古閣本凡二十部，金陵局本凡六部（汪文盛本亦六部），數量分列一、二名，批校者多有惠棟、沈欽韓、錢泰吉、陳倬、傅增湘這樣的名家，足以證明二者的歷史意義。今循舊例，取蔣抑巵舊藏初印精本影印刊行，對我們深入研究清代學術史及閲讀史當有裨益。底本原書目録或見未確處，故參考中華書局點校本，重編詳目冠於卷首。底本闕載范曄《獄中與諸甥姪書》、劉昭《後漢書注補志序》這兩篇重要文獻，亦據中華書局點校本移録於末，以便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