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诚 谁会真的在意我是谁

「谁会真的在意陈思诚是谁？」

《唐探1900》上映后的第三天，陈思诚跑去了三亚，票房走向基本已定，任何和宣发有关的事情，他一律不想理。但很多声音躲是躲不掉的。《哪吒之魔童闹海》不到10天就破了影史票房纪录、DeepSeek让英伟达市值在一夜间蒸发了6000亿美元，他主动说起这些数字，这是他最近印象最深的两个瞬间，「一切都太快了」。站在「唐探」系列第十年的节点上，他没有预期中的兴奋或不安，语气平静，「我现在需要的是清空自己，想暂时离所谓的电影远一点。」

想要清空的想法并不是今年才有。两年前，《消失的她》上映，最终票房超过35亿元，打破73项票房纪录。与此同时，非议在互联网上涌出。学者戴锦华形容这是一部「越骂越看的电影」：「在大片如林、强手环伺的情况下，异军突起，成为当年的一颗票房炸弹。」也是在这一年，陈思诚被贴上了「产品经理」的标签。

一年后，到了《解密》上映的时候，他还是一样挨骂。一开始，他试图解释，比如彩蛋的设计不是出于自恋，骂声依旧后，他的解释逐渐变成自嘲，一次路演现场，面对观众的质疑，他直接表示：「来吧，骂我吧！」「其实正片结束到彩蛋之间，有1分41秒，足够大家逃离现场。」

他从不回避有关争议的问题。2024年底《误杀3》的一场活动上，他主动谈起「产品经理」：「去年《消失的她》成功了以后开始有一些异样的声音，说我是中国电影圈最精明的产品经理，我一开始还挺排斥的，因为我一直拿自己当一个创作者看，自认为对创作这件事情挺兢兢业业的，他们这么说，我一开始觉得受伤，但是现在忽然觉得我们需要所谓的产品经理，因为我们这么『产品』、这么『算计』、这么『精明』，有的电影的市场反馈还是不理想。」

我们分别在电影上映前后两次见到陈思诚。第一次采访，他刚陪儿子去马来西亚参加完歌唱比赛，前一天早上下了飞机，下午就去公司工作。我们采访的当天上午，他刚参加完电影频道的节目录制，见到他时，脸上还带着妆。

镜头之外的陈思诚，过着一种被他称之为乏味的生活。没有娱乐、越来越少的社交，生活被电影填满。在马来西亚的那几天，他抽空看完《鱿鱼游戏2》和《百年孤独》，同步还在处理《唐探1900》的宣传物料。我们的采访被夹在另外两个采访中间，工作人员都了解他的习惯，这是一个几乎24小时随时在线的导演。

陈思诚

过去10年，由陈思诚导演和监制的大部分电影都取得了很好的票房回报：2014年他导演的第一部电影《北京爱情故事》，一天之内票房过亿元，打破了国产爱情片的票房纪录；「唐探」系列总票房超120亿元，是中国影史上首个百亿票房系列电影；《误杀》第一部制作成本2亿元，最终票房超过13亿元，系列总票房超过33亿元。

看上去，这一路像是他的「远大前程」。但相比快乐，更多时候他感受到的情绪是「麻木」。在很多次采访里他都表达过，「我认为名和利给我带来不了快乐」。对他来说，目标总在下一部电影。壹同制作的总制片人钱重远告诉《人物》，每年公司孵化的项目多达十几个，从前期创意、筹备拍摄，到宣发上映，每一个环节陈思诚几乎都亲力亲为。2025年，他还有4部电影同时在筹备。

访谈中，陈思诚用「疲惫」来形容这几年的感受，是一种「纯心理上的疲惫」。声音越来越多，「真真假假」。据多年好友、万达电影董事长陈祉希回忆，《消失的她》上映后，陈思诚不止一次和她说，「既然大家都不喜欢我，我就不去（参加宣传活动）了。」陈祉希说，「有时候他真的挺天真的，他是导演，真的以为自己可以不去。」后来的现实是，《解密》上映的那个月，陈思诚被宣发团队摁在公司的会议室，接受了40多家媒体采访。

在他看来，没有人真的对陈思诚好奇。每当被问及差评他总是先这样形容：「我接受一切评价。愿意说就说，愿意夸就夸，愿意骂就骂。我还是那句话，解释没有任何用处，你就继续拍你的戏，过你的人生就完了。」

有一次，母亲问他，「儿子，怎么最近你的新闻那么多，怎么全都是你？」陈思诚无奈地回复，「妈，这不是全是我，是因为你搜过我，你就以为全世界都是我。」

今年春节档，外界围绕着《唐探1900》的讨论声音很快就被另一个数字覆盖了——在陈思诚登顶中国影史票房最高导演后的第七天，饺子导演凭借《哪吒之魔童闹海》再次冲破所有人的预期，刷新了这个纪录。

后来，当我们再次回到这个话题，陈思诚反问了一个问题：「如果没有这样的交集，没有这样的工作，你真的会在意陈思诚到底是谁吗？」他停顿了一下，说——「我很怀疑。」

「来啊，干活」

事实上，无论喜欢他、反对他、捧他、骂他，人们对他始终关注。他的名字被投资方视为市场保障。在有关陈思诚的讨论中，另一句经常被提到的话是：「影评人有多不待见陈思诚，影院经理就有多期盼陈思诚。」

不仅是投资方，许多演员、导演以及幕后创作者，都和他保持长期合作的关系。聊到陈思诚，大家的普遍反应都是——一个情绪稳定的导演，带着一个氛围健康的剧组。

从《北京爱情故事》开始，戴墨就在陈思诚的剧组当副导演。在他的印象中，哪怕是在最亲近的人面前，陈思诚也很少流露负面情绪。《解密》上映时，《唐探1900》已经在山东乐陵开拍。当时，票房基本定型，陈思诚出差去路演的那10天，剧组的所有人都很担心，「说实话我们比他更加担心，怕《解密》的票房会影响到他」，但是，陈思诚回来后，没有预想中的失落，「大哥乐呵呵回来了」，到了现场，直接就是一句，「来啊，干活！」戴墨模仿陈思诚的语气——「我没事儿，你们还老劝我！」

前几天，陈思诚突然问他，「你说，我们是真实存在的吗？我们是不是被操控了？我们究竟是被哪个游戏玩家操控了？」戴墨相信陈思诚的说法，「如果他不这么想，不可能每年都能有稳定的产出。」

在片场，陈思诚永远目标明确。从《北京爱情故事》开始，他就一手包揽从剧本到拍摄到后期剪辑的工作，他自己总结过：「我一直说导演的案头工作非常重要，那是你一个人的战争，所有的影像风格大概想清楚，这是基本分，基本分以后，剩下的才是群策群力，摄影、美术、服化道和演员这些，共同帮你在基本分上锦上添花。」即使是监制的电影项目，最后一稿剧本也一定会由他最终上手写一遍。

戴墨刚开始做导演的时候，陈思诚告诫他：「你不但要在前面做导演的工作，还应该去剪辑房。你去剪辑房就知道为什么要这么拍、哪些镜头可以不要。」拍摄《解密》，摄影指导曹郁也发现，陈思诚的镜头数很少，「几乎没有什么废镜头」。在他参与过的大制作项目里，这是非常少见的现象。

陈思诚和曹郁在片场

也是因此，在陈思诚的片场，所有不确定性都被控制在最小范围。在刘昊然的回忆中，拍摄「唐探」系列的10年，每次进组就像定时打卡，一般7、8月开拍，10月过完生日，紧接着就迎来杀青。在他的拍戏经验里，几乎没有剧组能做到像「唐探」这么有序、规律——在合理的工作时间内完成规定的拍摄内容，让所有人都能获得充足的休息时间。

即使是面对预算和时间压力最大的《唐人街探案2》，陈思诚依旧能在47天内拍完。那是这10年里所有人弦绷得最紧的一次。以至剧组一个开始坚持到点「上下班」的美国副导演，很快发现这样的节奏根本完不成拍摄，他只能跟着「剧组的时间」走。一个月后，剧组的老外都学会了一句中文——「来来来，快快快！」这是陈思诚在片场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唐探1900》最终用了3个月不到的时间就完成拍摄。刘昊然这样形容那几个月的剧组生活：拍摄日戏时，每天天光变暗就收工；收工后，剧组安排了一个健身教练，导演和演员排队健身；晚上大家聚在一起，有时候聊天，有时候玩桌游。周润发在组的时候，每天早上还会叫上大家一起跑步，从几个人慢慢变成一个跑团，刘昊然参加过三次，通常是7点起，跑半小时，回来洗完澡还能睡个回笼觉。

这种对现场的掌控感贯穿他的整个导演生涯。拍摄电视剧版《北京爱情故事》时，陈思诚邀请康洪雷客串一个角色。到了现场，康洪雷发现，虽然那是陈思诚第一次当导演，但无论是演员的调度、机位，还是环境氛围，陈思诚都已经表现得胸有成竹，「完全看不到一个新导演的那种捉襟见肘。」同为导演，康洪雷觉得，陈思诚是把大部分努力都用在了镜头之外。

《北京爱情故事》也是刘昊然的第一部戏。他的印象很深，最早参加选角，一间屋子里有十几个年轻人，原本他以为导演是安排他们来试戏，但陈思诚进屋后，让所有人围坐成一圈，玩互动游戏。游戏结束后，陈思诚让每个人在纸上写下印象最好的异性，不记名投票，男生中刘昊然的票数最高，于是成了电影中的宋歌。在陈思诚看来，宋歌这个角色最重要的是要让人产生情愫感，相比他自己挑，不如让同龄的孩子来选更合适。

对于演员来说，陈思诚的片场是让人感到安全而松弛的。拍摄《唐人街探案1》的一场戏，王宝强的台词特别多，「至少有4页纸」，还要用「广普」说，背着背着「啪」就乱了，「从第3页跳回第1页，从第2页又跳到第4页」。陈思诚在监视器那头喊：「兄弟，你这是串到姥姥家了。」卡了几次后，王宝强有点慌，但陈思诚给足了耐心，「没事，咱们一个一个镜头来。」王宝强觉得，陈思诚特别清楚自己要怎么拍，无论遇到什么障碍，都知道怎么帮助演员解开。

陈思诚和《唐探》剧组

「我不想做一块被人分的蛋糕」

康洪雷第一次见到陈思诚是在2004年的《民工》剧组，那时，陈思诚刚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很时尚，很潇洒」。但很快这种印象就被打破了。因为要体验生活，陈思诚提前一个月跑到山西运城的大山里头。康洪雷再见到他，整个人都晒得黝黑，两个肩头都脱了皮，头发乱七八糟地炸着，他一下觉得，「这个人物有了」。

陈思诚是天生的演员，职业生涯以表演开始。1999年，他以专业第一的成绩考入中戏表演班，在老师王丽娜的招生经历中，陈思诚当年表演的小品仍然是历届考生中做得最好的一个。

还有一些被反复说起的故事：上学期间，陈思诚改编过多部国内外名著，不仅自己写剧本，还会自己做舞美和导演。他改编《一人头上一方天》的片段至今仍在表演系和导演系的学生中流传。

回忆那段时光，陈思诚觉得，在中央戏剧学院的学习经历给了他一种底气，「话剧是最能检阅现场的，观众的喜怒哀乐，包袱响没响，他们的评价，你会知道你是能控制舞台的，是能做这个行业的」。

从一开始，表演就不足以满足陈思诚。王丽娜记得，陈思诚大三刚出去拍戏，她就接到过一个剧组打来的电话，对方告诉她，陈思诚和导演吵起来了，你能不能找陈思诚聊一聊。王丽娜打电话批评他，陈思诚在电话那头急了，「可是老师，关键你跟他沟通，他不听，都是很好的主意，他不接受。」王丽娜告诉陈思诚，「你是演员，你不是导演，有本事你将来自己当导演。」

早年的一次采访中，记者问陈思诚，为什么更倾向于创作？陈思诚明确地表达：「演员特别被动，大家都习惯导演叫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一直烦这种感觉。我想做编剧、导演就因为我想把自己的想法完整地表达出来，就好像做一块完整的蛋糕放到市场上去卖，但现在的状况是，我就像一块蛋糕，被人瓜分了摆到市场被别人卖。」

康洪雷记得，拍摄《民工》期间，陈思诚就把当时写的电影剧本拿给他看，说：「导儿，有时间一定要看看，我写的，很薄。」在康洪雷的印象里，陈思诚在当时就表现出超越表演本身的创作欲望。拍摄那段时间，陈思诚不仅写剧本，还创作过一首歌曲《雨》，后来收录为《末路天堂》的片尾曲。

《民工》的另一个主演是张译。回看两位演员一路的轨迹，康洪雷觉得，如果张译是创作型演员，陈思诚属于创造型演员，「张译就是低下头来，想办法要把人物吃透、吃深，有时候（我）看着都心疼，很想让他出来透透风。思诚是很轻松，但又很准确。进入镜头前，人物准确，人物关系准确，现场的即兴能力也很强。」

后来拍摄《我的团长我的团》的时候，陈思诚因为要拍《春风沉醉的夜晚》，只能客串其中一个小角色。康洪雷印象很深，没有剧本，没有排练，出场时间很短，但陈思诚自己给这个原本没有台词的角色写了人物小传，还找道具组协调设计了一个葡萄糖盐水瓶。那场戏，陈思诚饰演的米齐给被围困了30多天的兵团喂水、喂饼干，陈思诚给自己取了一个绰号「咪西咪西」，对应团长的绰号「死啦死啦」。康洪雷坐在监视器后，一看就乐了，他喜欢有创造性的演员，「这小子以后肯定不得了」。

另一个容易被忽视的背景是，陈思诚转型导演的那几年也是中国电影市场迅速膨胀的时期，不少演员开始试水导演。陈祉希也是在那个时候从演员转型成为制片人。回忆命运分岔的时刻，她觉得相比「转型」，更恰当的说法是一种成长选择。

他们都是2000年前后进入学校学习表演。毕业后，从学校走向市场的过程中，大家都会感到一种落差，「无论是创作端还是制作端，作品没有生长成我们想要的样子」。而在即将到而立之年的时候，一个新的问题敲打着他们：「我甘于只做演员吗？还是说我可以有更多的作为？」

「每个人的精神底子不同」

陈思诚的阅片量很大。访谈中，他不仅能随口说起最近上映的国内外电影，对各个时期的大师电影、流行电影、地下电影也如数家珍。他说自己是「杂食动物」，是被盗版碟喂大的一代，「雅俗共赏」。

戴墨记得，2004年，他刚到中戏读书，陈思诚就给他列了一张长长的电影片单，包括好莱坞的经典影片和戛纳电影节历年获奖影片，此外陈思诚还特别推荐了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和陈凯歌的《霸王别姬》。

直到今天，这两部电影仍然是陈思诚看过最多遍的片子。他说不出是什么打动了他，就是「好看」，能看到创作者天才的涌现。他喜欢姜文镜头中的气味，是躁动的、青春的、烧荒草的味道。他一直记得《霸王别姬》中的那个镜头，火在前景，张国荣穿着戏服站在远处，高喊着，打倒帝王将相。陈思诚觉得，这场戏的镜头语言特别简单，却一下子就掀开了个体在那个年代中的异化、撕扯和无奈。

但那不是他的时代。

他成长于改革开放年代。出生在沈阳，家境不像外界传言的那么好，也不算差，在计划经济时代，父亲就职于当时八大部之一的机械工业部，「比普通的工人待遇好一些，算是机关单位」。

根据早年的报道，陈思诚是沈阳第一批用上录像机的人，当时父亲去日本出差，给他带回一台夏普779，是当时市面上最好的一款录像机。因为学校离家近，陈思诚有时候午休会偷着回家看电视。为了防止他沉迷娱乐，父亲常常会在电视机套上放一根头发。他认为自己缜密的心性和小时候与父亲斗智斗勇有关。

他将不同导演当作自己的镜子：「最重要的是通过他们认识自己，你会发现，其实一切创作者的天赋都是来自他自身。」曾经他遇到过一个艺术片导演，对方说只要自己想的话，也能拍成功的商业片。当时陈思诚信了，等到真正当了导演，他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其实导演是一个特别赤裸的职业，你没有办法去掩饰什么, 你也很难摆脱自己的审美取向和认知」。

2008年，陈思诚参演《春风沉醉的夜晚》，那是他后来被反复提及的一个角色。当时他刚因为《士兵突击》中成才一角走红，为了罗海涛这个角色，他拒绝了多部电视剧邀约。对于当时的参演动机，陈思诚说得很坦诚，「有功利的目的，因为容易获奖」。还有一个原因，当时的经纪人告诉他，其他那些电视剧，你错过了，后面还会碰到，但如果错过娄烨，可能这辈子就错过了。

对他来说，这是一个颠覆性的角色。更重要的是，他通过这部电影意识到，每个人的精神底子不同。当年在日本接受采访时，提到拍摄感受，陈思诚说，「印象最深的是娄烨的工作方法。他用镜头，用这个Camera，不是在拍摄，而是在捕捉。我觉得『拍摄』和『捕捉』是两个不同的动词。他尽量让我们演员也好，生活的环境也好，都能做到最真实地还原。我觉得这样是有违于戏剧的『戏剧构成』的。」

这次聊起这部戏时，他表示拍摄手法都还是技术层面的，「娄烨是第六代导演，受新浪潮电影影响最大，他们反好莱坞，都喜欢肩扛摄影机，喜欢不稳定（的画面），重视社会性，是受那个时代美学影响特别深的一群人。」他更倾向于风格不固定的导演，比如库布里克，一生中拍了13部电影，每部都不一样。

前段时间，陈思诚在三亚见到余华。言谈间，他对余华说，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写不出《活着》，我们也写不出《许三观卖血记》。他想表达的是，余华是真正饿过肚子的人，亲眼见过那些东西，而他这一代人没有经历过这些伤痛。

「我们这一代人，我们拍不出《霸王别姬》，拍不出《阳光灿烂的日子》，那是我们上一代导演拍的东西，我不知道我们下一代会不会拍出什么。他们可能拍不出《唐人街探案》，也拍不出《哪吒之魔童闹海》。」他说。

陈思诚在美国纽约《唐人街探案2》片场 

「我们肯定要做华为」

曹郁和陈思诚的合作始于尚未开拍的《球状闪电》，这是一部筹备了很久的电影，因为俄乌冲突无法实地取景而被暂时搁置，两人于是先合作了《解密》。一直以来，曹郁挑选合作对象时最看重对方是否「愿意让『影像』在电影中发挥大作用」。而在这点上，陈思诚是他见过导演当中少有的愿意在视听方面注入实际努力的人。

为了能最大程度还原梦境和人物内心的感受，《解密》全片使用了ARRI ALEXA 65 IMAX摄影机。这是一部业内最顶尖的摄影机，第一次在亚洲使用是电影《八佰》。还有许多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特制镜头从世界各地搬运而来。代价也很大，主创团队花费了很长的时间跟厂家周旋，最终拿到了使用权。

电影《解密》摄影指导曹郁和ARRI摄影机

在曹郁看来，陈思诚是一个很看重技术感觉的导演。《解密》里，有一场戏是容金珍和小梅在树林里散步，容金珍有一句台词是，「有时候（我）就分不清梦里和梦外了」。试戏的时候，曹郁启用了一种1960年代的特制镜头，镜头里突然出现一道特别强的漩涡，实际上这是一种技术缺陷。陈思诚看到后立马对他说，这个太棒了，并且迅速调整了演员说台词的节奏和起始点。

曹郁合作过很多导演，有时候导演口头说看重视听，但实际上并不是打心里边觉得视听重要。他说，一部好电影最大的难点，并不是平时说的所谓天时地利人和，更重要的是人和人的频率在一起，同时彼此又是自由的。

《解密》的票房成绩出来后，曹郁形容自己不是简单的沮丧，「我很意外，我没想到它的市场反馈会是这样。」从电影工艺的角度，他认为这部电影是去年水平最高的一部，「如果这样都不足以吸引观众来看，我确实是沮丧的」。

关于陈思诚的报道中，许多人都提到过，中国大陆真正的类型片创作是由宁浩、路阳、陈思诚、郭帆这批1970年代后期到1980年代初期出生的年轻导演所开创的。而其中一个被反复讲述的故事是——2014年，他们一同被电影局派遣前往美国派拉蒙学习。

回忆那段经历，陈思诚觉得最大的收获并不是关于创作本身，而是认识到了美国电影工业的成熟。学习期间，电影《忍者神龟》正在过绿灯会——在好莱坞的制作流程中，绿灯会是决定一部电影能否获得投资的评估环节，需要制片团队准备一个先导片。陈思诚记得，光是短短几分钟的片花，就花了大约2000万元人民币的制作费。这是他第一次直观地感受到，「原来人家是这样过日子的」。

另一节课上，老师分享了电影《诺亚方舟》的发行流程。因为要做全球放映，片方根据不同地区的风俗、民情和受众喜好剪辑了不同版本的预告片。陈思诚印象很深，一个梵蒂冈的预告片里几乎全是宗教的内容，而另一个更面向年轻人、在MTV频道投放的预告片里，电影中唯一的一个接吻镜头出现了两次。

从派拉蒙学习回来后，几个人并没有约好，却都有了一个共同的动作——宁浩拍了《疯狂外星人》，郭帆拍了《流浪地球》，路阳拍了《刺杀小说家》，陈思诚拍了《唐人街探案》。虽然大家的路径不同，陈思诚觉得，那种感受和冲击应该是相同的，都想尝试科幻题材和重工业电影。

在曹郁看来，对于青年导演，这样的选择几乎是本能的。「电影是技术驱动的」，他花了很长的篇幅向我们解释，电影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从胶片到数字，电影史上几次大的人文思潮更替如何受到技术革新的影响。比如上世纪60年代的法国电影新浪潮，如果没有阿莱弗莱克斯（ARRIFLEX）摄影机的出现，摄影设备依旧像之前那么笨重，那些导演就不可能实现手持上街拍摄的自由。无论是画面还是声音，电影的艺术风格当然取决于人文感觉，但它同时也取决于技术。

多年的合作伙伴钱重远2019年正式加入壹同制作。他说，选择加入壹同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想要推动国内电影的工业化，「我们希望把电影的制作水准和工业体系的标准制定出来。」他和陈思诚相识于《法官妈妈》的片场。这是陈思诚主演的第一部电影，也是钱重远制片工作的起步阶段。当时他刚参与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的创建，因参与冯小刚的贺岁电影三部曲，开创了中国大陆电影市场的贺岁档概念。

2022年，陈思诚把制作部门搬到了郎园Station，并在那里建立了电影全流程后期基地。这几年，他们参与了包括《八角笼中》《封神》《哪吒2》等多部电影的后期制作。在钱重远过去的经验里，早期很多电影的后期制作像是「打游击」，剪辑、配音、调色、终混等执行环节分散在各个后期公司，来回奔波耗时耗力。对他来说，电影的工业化不仅体现在艺术创作上，也要确保制片的每一个环节都能保持一定的水准。

这种水准也包括电影幕后创作者的工作环境。陈思诚记得，以前做片子，一到赶后期的时候，满北京开车四处走，那时终混要去怀柔中影基地做，堵车几小时，吃住都很不方便。他一直有建立一站式电影后期基地的想法，「尽量做到有吃有喝，让大家相对来讲更有尊严、更开心地把电影这件事给做了」。

这些年他作为监制扶持了很多新的导演，这是电影工业版图的另一部分。「许多新导演不是不会拍电影，而是不知道拍什么，对文本的控制能力比较弱。」过去两年，他遇到过很多新导演，一个剧本打磨了三五年，投给公司，很多公司又不是那么专业，「人的意志就这样被慢慢消磨没了」。在他看来，把这些新导演纳入一个更工业化的系统中，至少能让他们专注创作，获得更多的上升空间。

关于外界好奇的「陈思诚宇宙」，他并不否认这样的说法。他说，「从商业逻辑或者公司运营的逻辑，你需要有更多的生产力，才能打通产业链。我们有in-house（内部）的编剧、导演、制片人，还有后期公司，in-house的宣传。这些人更稳定，你才能有更持续的生产力。说白了，我们肯定要做华为，不能因为研发能力让别人卡你脖子，不能只是请别人来做。」

 「他知道观众想看什么」

陈思诚爱吃，但身为公众人物，他经常需要克制自己的食欲。前阵子的一个晚上，他因为肚子特别饿，又不能吃，索性打开了吃播。这是他第一次看吃播。之前几年，他一度拒绝看任何社交媒体，怕浪费时间，但是生活在当下，他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这个世界为你打开了无限的窗口」。

有两个博主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个是生活在重庆的男孩，主要「吃得很香」，另一个是来自东北的博主，每条视频都以「一个中年男人每天最快乐的生活开始了」开头。他喜欢观察，看不同人的生存状态，想象他们的日常。但看了几天，他就没再看了，「太重复了」，他说。

早年间，观察世界的窗口是新闻。在一档视频节目中，陈思诚向来访者展示了自己关注的微信公号，有行业内的，更多的是新闻媒体。这几年，行业内看得更少了，「都是这么些事儿」，但阅读新闻的习惯一直还在。

戴墨记得，有时候公司开会，先不聊会议的主题，而是聊一聊最近的新闻事件。年轻人在场的地方，陈思诚也总喜欢抓着人问，为什么现在大家不恋爱了？为什么喜欢把自己封闭起来？戴墨说，陈思诚总是喜欢问为什么。

《唐探1900》导演戴墨

有时候遇到一些青年演员，陈思诚很诧异：怎么都不看新闻了？他要求自己的合作演员多看新闻，一定要了解这个世界正在发生什么。在他看来，这个世界千丝万缕地联系在一起，就像蝴蝶效应，而人不能和世界脱轨。

他将电影比喻为认知世界的触角。《唐探1900》中有一场重头戏是周润发在法庭上质问美国司法系统，被网友称为「舌战群儒」。后来在解释这场戏的灵感时，陈思诚说，写剧本的时候是受到TikTok首席执行官周受资参加听证会的启发。

拍摄「唐探」系列的10年里，他的创作节奏往往是这样的：先想好去哪里拍，再去那个地方体验生活，寻找灵感。《唐人街探案》的故事灵感来自于一次跑步。当时他在泰国写另一个剧本，有一天和表弟晨跑路过唐人街，脑子里忽然出现一个大叔和一个少年的形象，也就是后来电影中的唐仁和秦风。电影上映后，他和人聊起来，一提到唐人街，对方的第一反应总是美国的唐人街，「那就满足大家」，第二部索性就去了纽约的唐人街。

到了纽约，应该发生什么故事呢？陈思诚说，那就从人物自身的成长轨迹和心路历程去出发，唐仁这样的一个角色，他会因为什么事去美国，他那么贪财好色，可能就会因为一笔钱，把秦风骗过去，所以才有了侦探排行榜的设定。美国又有什么？一提到美国的犯罪案件，联想最多的就是连环杀人犯，那我们也写一个这样的故事。那如何又有些中国元素呢？那就用风水和五行八卦来破一个案子。他将「唐探」系列的创作过程形容为玩飞盘，设定好一个目标，接着把自己扔出去，不管多远多累，「你得去够」。

对于外界对他的评价，他并非不在意。他主动提到《唐人街探案3》中被人诟病的成人笑话，「这一次杜绝了。」聊到《唐探1900》上映后的反馈，他先表示没有什么想回应的，但在后来的讲述里，他说自己其实看到不少推理迷指出推理做得不够复杂，「我只能说，一个电影的空间有限，我尽我的能力，把该兼顾的全部兼顾到了」。他停顿一下，继续说：「我确实没有办法，也不可能回到纯本格推理，有一部分观众会喜欢，但大部分观众可能会无法接受。」

我们问过戴墨一个问题：你和陈思诚合作那么多年，如何理解外界说的「陈思诚掌握了流量密码」？戴墨非常认真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如果真的存在流量密码，我也想知道。」他向我们讲起，决定拍摄《三大队》的那一年，万达把攒了多年的故事给他们，陈思诚只挑了这一部，而当时这部电影「就只有两页大纲」。

「他不是站在舞台上面对观众的那个人。」在戴墨看来，与其说陈思诚掌握了流量密码，不如说他习惯把自己放在观众的位置，坐在观众席里观察，「他就是懂观众，他知道观众想看什么东西」。

陈思诚在《唐人街探案3》片场 

「时代的共谋」

电影之外，这几年，陈思诚过着越来越简单的生活。朋友邀请他打高尔夫，他一看就没兴趣；滑雪，不感兴趣；打牌，也不感兴趣。访谈中，他对日常话题显然提不起太多兴趣，但聊起工作立马来劲儿。

第一次见面，《唐探1900》还未上映，聊到一半的时候，他忽然问我们：「你看了电影吗？」工作人员在旁边解释「还没安排」，他笑了一下，后来，陈思诚说，对于访谈者，他唯一的要求就是一定得看过片子。

工作室里摆满了他从各地收集来的藏品，大部分都和电影有关。曾经喜欢过的作家、导演都在这里留下痕迹，进门的拐角摆着金庸亲笔写就的「海纳百川」，不远处的墙上挂着鲁迅当年送给一个学生的一幅字。过去10年，他执导每一部电影的导演椅也被整整齐齐码成两排。桌上是最新搜集来的一份安藤忠雄手稿。访谈开始前，他特地叮嘱工作人员点上香，点唱机里播放着美国西部音乐，后来他和我们解释说，北京容易让人感觉浮躁，这些都是让他能沉下心来的方式。

他很少谈起过去，也很少怀念过去。他觉得，某种程度上，他是很幸运的一代人，是改革开放的同龄人，没有受过什么苦难，没有记者想要的故事转折。有一段时间，他切实地想过，索性不干了。那是2022年，没电影可拍，他只能一个人躲在屋里看世界杯。和很多人一样，他陷入一种无法排解的郁闷中。

最终让他走出来的，是一种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我该怎么说，我内心做了一些斗争，但我还是要积极地去面对，去解决，公司有那么多人看着你，有那么多人需要生活，需要往前走，只能自我消化，然后尽量还是去拍一些商业性强的、老百姓能认可的电影。你不就是卖电影的吗？」

终于获得了曾经梦想的话语权后，陈思诚更多感到的是被动。他将时代比喻为一列快车：「我们都坐在里面，车是停不下来的，而我们不知道会驶向何处。」

他担忧短视频对电影的影响，但也承认这是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前段时间，他看了黄仁勋的年终演讲cut——一个博主把原本2个多小时的演讲内容浓缩进几分钟的视频，「看完你就知道，这场演讲里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未来四年整个世界的转向，中美关系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当然有不同的方向、不同的解读，关注几家，你就知道大概的样子」。在陈思诚看来，重要的不是去拒绝它，而是去获取有用的信息。

当我们再次谈到这几年受到的争议，他的语气沉了下来，「实话说我又在意又不在意。我知道这是无解之症，这个时代的特性如此，你又要跟这个时代共舞，你要融入这个时代中，适者生存，所以你能怎么办？你一定要培养一颗特别强大的心脏。」

「适者生存」——是他在访谈中反复提起的一句话。

他形容自己是个形而上的人，相信世界一定是宏观决定微观，微观只能反映宏观，就像《解密》里的那句台词——我们没有办法选择成为谁。

在四十不惑的年纪，陈思诚说，这一路最大的祛魅，就是对人生游戏的祛魅。

「我必须得说，我是这个时代造就的，我没有什么样本。一开始我可能想成为这个，想成为那个，后来我不知不觉就成为我自己，我只能说我真的没有参照，我们就是在一个作者和市场的时代中去做表达，我们被时代影响，『陈思诚』是我跟这个时代的共谋。」

临近结束，我们问陈思诚：「你会担心自己落伍吗？」

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我不担心落伍。如果真的落伍了，担心没有意义，也没用，你该被时代淘汰你就被时代淘汰了，你自我淘汰，或者你身体不行了，荷尔蒙没有了，你就是没有了，这件事情你是担忧不来的。」

「你想过对抗吗？」

「我接受一切。你为什么要对抗呢？有些事对抗也无法改变。你只能适者生存，你只能去跟这个时代共舞，你得去适应它。」他的话锋一转，「某种程度上，人生无外乎就是个游戏，你笑看它不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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