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朋友突然找我吐槽：
“我们老板，一个报告让我改了四遍，没法活了。”
我正想安慰她，没想到，她竟优哉游哉地往沙发上一躺，慢条斯理地说：
“好想把那老板开除啊，原想琴棋书画诗酒花，玩乐趁年华，谁料整天工作堆里扎……”
这哪是诉苦啊，这是找乐来了。
看着朋友苦中作乐的样子，我突然想起写下“诗酒趁年华”的苏轼。
苏轼的一生颠沛流离，人生绝大多数时间，不是在被贬之地，就是在去往被贬之地的路上。
然而，我们从他的诗里，不见悲苦，只见豁达。
被贬杭州，他在西湖的美景里谈笑风生，他说：
被贬黄州，他在雨中放歌：
被贬惠州，他在荒郊野岭拍手大笑：
无论遭遇什么样的困苦，苏轼都能乐在其中，将苦日子过得乐乐呵呵。
能随时“找乐”的苏轼，懂得用心中的乐赶走生活里的苦，是大智慧，更是一种大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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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71年，34岁的苏轼因言辞不当，被贬到杭州做通判。
通判毫无实际权力，苏轼却没有就此一蹶不振，而是徜徉于杭州的湖光山色中，与朋友喝酒、听曲，找乐子。
他时常在西湖边，与好友宴饮；也时常登上山顶寺庙，与山僧闲聊。
他与僧人佛印之间斗智戏谑的故事，最让人津津乐道。
一日，苏轼兴致勃勃地找到佛印，故作高深地说：“看到‘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我不禁佩服古人以‘僧’对‘鸟’的聪明。”
佛印听出苏轼在打趣自己，便笑道：“这就是我为何以‘僧’的身份，与你相对而坐的道理。”
佛印才思敏捷，苏轼落了下风，但乐天派的他却哈哈大笑，丝毫不介意。
在苏轼的笑声里，他和佛印也成了忘年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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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为人坦荡，厌恶和喜好从不藏着掖着，也因此得罪了很多人，王安石便是其中之一。
苏轼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写了很多讽刺诗，导致“乌台诗案”爆发。
不仅自己被扣上“讽刺朝廷，居心不良”的帽子，遭到日夜不停地审问。
就连与他诗文唱和的许多朋友，也受到牵连，被贬下狱。
那段时间，苏轼的精神受到严重摧残。
在写给弟弟的诗中，他描述当时的心境：
他每天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危，而胆战心惊，还因牵连朋友，而日日自责。
此次文字狱，苏轼九死一生，按理说，他和王安石有着深仇大恨。
但后来，两人在金陵相遇。
眼见昔日意气风发的宰相，已辞官归家，变成寂寞苍老的田舍老翁，苏轼内心五味杂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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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自己的历经世事，他渐渐理解了王安石变法是为富民强国，并无私心。
而抛开复杂的政治分歧，王安石其实也非常欣赏苏轼的才华。
于是，两人相逢一笑泯恩仇，携手同游，谈禅参佛，相处一个多月后，才依依不舍地分别。
豁达大度，心胸开阔的苏轼，从不会因生活的不如意而郁闷纠结。
人生短暂，再多的烂人烂事也不过是过眼云烟。
若事事计较，便会永远将自己困在仇恨之中，无法获得生命的喜悦。
网上有句话说得好：
高度不够看到的都是问题，心胸不大纠结的都是鸡毛蒜皮。
别人瞪你一眼，你就非要踢他一脚，这只会让你白白消耗精力。
只有心胸开阔了，内心才能轻快。
怀揣一颗轻快的心，便能发现生活中更多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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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台诗案”后，公元1080年，43岁的苏轼被贬黄州任团练副使。
团练副使职位卑微，不仅温饱都无法解决，而且连住的地方都没有。
刚到黄州，苏轼只能住在一座叫“临皋亭”的驿亭中。
“临皋亭”破败不堪，苏轼便着手在旁边修建了五间草屋，供一家人居住。
为了解决温饱，他几经辗转，终于得到十亩军营荒地来耕种。
从居庙堂之高到变成了真正的农夫，生活跟苏轼开起了玩笑，他却并不慌张，而是乐在其中，安之若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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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亲自建鱼塘、打水井、筑水坝；
当孩子们告诉他地里的豆苗发芽了，他会开心地同孩子们一起手舞足蹈；
当长久的干旱后终于迎来了降水，他会与农民们一起快活地歌唱；
在田间劳作休息时，他在牛角上打着拍子，与农夫们一起唱他自己改编的民歌《归去来兮辞》；
他还自创菜谱，将肉放在锅里炖煮数小时后，放上酱油食用，即为“东坡肉”；
一次，朋友请他吃了几个酥饼，一听说那种酥饼没有名字，苏轼便来了兴致，立即给酥饼取名叫“为甚酥”，意思就是：“为什么这么酥？”
还有一次，他到村里一个朋友家喝酒，发现酒味发酸，他便打趣道：“你这酒是不是水放多了，我看不应该叫酒，应该叫‘错著水’。”意思就是放错水。
这点点滴滴的快乐，构成了苏轼黄州生活的乐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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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都说人在低谷最难熬，但苏轼没有焦虑不安，而是努力寻找生活的乐趣。
他用一颗善于找乐的心，将低谷的日子变得犹如神仙般惬意舒适。
记得有人总结过一个“40岁定律”，大意是说：
人们在40岁左右的时候，压力最大，各种机会诱惑也会纷至沓来，这时最容易遭遇人生的重大挫折，导致“中年危机”。
有人会在危机中沉沦，而有人则会在危机中沉淀，然后以更加强大的内心，坦然迈步向前，从此海阔天空。
在危机面前不焦虑，笑看人生风云，善待身边的人和事，是对心性和格局的修炼。
纵然被命运百般为难，我们也要活在当下，抓住能抓住的快乐，对生活笑脸相迎。
唯有如此，才不会成为生活的手下败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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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97年，60岁的苏轼被一贬再贬，直至被贬到海南儋州。
儋州被称为“天涯海角”，被贬那里是仅次于死刑的惩罚，此前被贬到儋州的官员几乎都是有去无回。
苏轼的政敌们认为，这次他再也不能笑出声来了，一定会奄奄一息地死在那个荒蛮之地。
不承想，他竟在儋州活出了另一番天地。
那里迥异的山川风貌、奇花异兽、民风民俗，深深吸引着苏轼。
自称“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的他，很快便和海南岛的居民，打成一片。
他烤生蚝、喝椰汁、采草药，甚至还发明了生蚝的新吃法：
苏轼认为，这样煮出的生蚝异常鲜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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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甚至写信叮嘱儿子：“无令中朝士大夫知，恐争谋南徙，以分此味。”
苏轼叫儿子一定要保密，千万不能让朝中人知道儋州生蚝的美味，不然那些人都要抢着被贬到儋州来，争抢他的美食了。
此时的苏轼，活脱脱就是一个乐天知命的吃货。
他还时常戴着自己用椰子壳制作的帽子，背着一个盛酒的大瓢，到田间村口去找农夫们请教问题、说笑逗趣。
一次，他头顶一个大西瓜，在田地里边走边唱，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妇人见状，便让苏轼给她讲讲朝中往事。
听苏轼讲完后，老妇人意味深长地说：“往日富贵就像做了个甜美的春梦。”
苏轼一听，觉得很有哲理，便给老妇人取了个有趣的名字——春梦婆。
在与当地人的融洽相处中，须发花白的苏轼在那片瘴气环绕，人烟稀少的蛮荒之地，活出了别样的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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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每个人的生活都难免会遭遇绝境。
或许是被身边人背刺；
或许是医院的一张检查报告；
或许是公司的一份裁员名单……
人生海海，在穷途末路之时，依然能在苦难的夹缝中发现光亮，才是一个人最智慧的生存姿态。
石缝里的花最艳丽，悬崖边的树最动人。
唯有心怀乐观不绝望，方能在最低的境遇里，活出最高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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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一生，苦难重重。
在被贬黄州时，因一路奔波劳累条件艰辛，他珍爱的小儿子遁儿，才十个月就不幸夭折；
在被贬惠州时，遁儿的母亲又因为无法适应岭南高湿的环境，身染瘟疫，不治身亡；
不仅如此，饥饿也始终如影随形。
他在诗里自嘲：“东坡瘦叟长羁旅，冻卧饥吟似饥鼠。”
被贬儋州时，他甚至在札记中提到了“食阳光止饿法”，幻想吞下阳光，就能饱腹。
如此困苦的生活，苏轼却能在谈笑间，将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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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这世间每一个奔波忙碌的身影背后，都有各自的苦楚。
那位最后一刻踏入会议室的母亲，或许昨晚在孩子的病床前趴了一夜；
那位妆容精致的女子，或许上一刻还悄悄躲在卫生间独自哭泣；
那位强大的父亲，或许为了一份合约，在老板面前忍气吞声。
生活总是有诸多不如意。
每到这时，不妨给自己买一束鲜花；与家人吃一顿简单温馨的饭菜；
抑或听一首你喜爱的歌曲；做一个你喜欢的手工；刷一部你喜爱的电影；看一本你钟爱的书籍；
哪怕出门散个步，看一下云卷云舒花开花谢，也是一种乐趣。
人生越是难熬，越要靠自己撑过去。
找乐，就是对苦难最好的反击。
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生活的乐趣，用微笑将苦难化成前行的动力，一路向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