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萨顿新人文主义思想的历史哲学理解
张文涛
作者简介：张文涛(1972- )，江苏盐城人，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西方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北京 100101）。原发期刊：《自然辩证法研究》2024 年第 20245 期 第 14-20 页关键词：乔治·萨顿/ 科学史/ 新人文主义/ 人类历史/ 多重脉络/ George Sarton/ history of science/ new humanism/ human history/ multiple threads/摘要：乔治·萨顿总是试图在更大的坐标系中来阐发科学史的意义与价值。这个坐标系是西方启蒙时代以来许多思想者一直致力构建的东西，主要形式是进步史观。进步史观在萨顿生活的时代遇到强烈危机，悲观主义渐次登上舞台。历史观中的乐观主义或悲观主义通常或立足于对科学的美好想象与期待，或立足于对科学的片面否定和拒斥。如何理解科学进展与历史进程的关系始终是一个没有得到系统回答的问题。萨顿提倡的新人文主义意在弥合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分歧，也为一种新历史观奠定良好的基础。当萨顿提出科学史是人类历史中唯一清晰可辨的、明确无误的一种进步的论断时，他与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同样保持了距离。一方面，他毫不怀疑科学本身的进步，将科学史看作文明史的主要部分；另一方面，他提醒科学进步在人类历史中的“唯一性”，在科学求真之外，人类历史尚有求善与求美的内容，历史演进存在多重脉络。我们可以将萨顿历史观中的求真、求善、求美思想，进一步拓宽理解为人与自然关系、人与他人的关系、人与自己的关系。新人文主义的真正融合，不是体现在特定学科或者具体研究者身上，而是体现在新的历史观念中。乔治·萨顿(1884-1956)是科学史学科的奠基人，其所创立的《爱西斯》是国际知名科学史杂志。学术界既往对于萨顿思想的研究主要发生在科学史领域之内。即使在科学史领域内，后续研究者们似乎也更乐于表达与他不同的声音，少数偏激者甚至提出“萨顿已经过时了”的说法。事实上，萨顿对于科学史的擘画，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进行理解：一是实证知识各门类本身如何发展；二是科学史在人类文明史中的位置。换言之，他总是试图在更大的坐标系中来阐发科学史的意义与价值。这个坐标系是西方启蒙时代以来许多思想者一直致力构建的东西，并在萨顿生活的时代遇到危机。萨顿对此有自己的理解，并以新人文主义为名做过论述，然而他的思想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在W.H.沃尔什1951年出版的《历史哲学导论》中，萨顿的名字并没有出现过一次。国际著名史学理论杂志《历史与理论》(History & Theory)创刊六十多年以来，似也没有发表过研究萨顿的专题论文。旧人文主义至今仍然在历史理论领域大行其道。袁江洋教授提出，要以长时段与全球史眼光来理解萨顿与科学史。[1]笔者深以为然，并拟从历史哲学角度进一步讨论萨顿思想。萨顿曾说：“科学的历史是关于确切的进步的描述，它是人类进化过程中唯一清晰可辨的、明确无误的一种进步”。[2]12如果缺乏对于西方近代以来历史哲学发展脉络与萨顿生活时代的了解，就很容易低估这句论断的深层涵义。西方近代历史哲学有着神学思想的深远根系，不过其真正的榜样是自然科学领域的进展，进步史观是其主要表现形式。在意大利，哲学家维柯的雄心是要在“民族世界”这个主题上，做到伽利略和牛顿等人在“自然世界”所取得的成绩。他认为各民族都经历了相同的发展时代，即神的时代、英雄时代和人的时代，这是由人的三种心理演进本性所分别决定的，并形成相应的三种政体，即神的政体、英雄的或贵族的政体、人道的政体。《新科学》出版后，维柯曾经向牛顿寄出，以期获得这位科学巨人的认可。在法国，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经夏德莱侯爵夫人译为法文后，对伏尔泰产生影响。应侯爵夫人要求，伏尔泰完成《历史哲学》长文，以期说明这个世界“如何一步步走向文明的过程”。[3]这也是历史哲学术语的首次提出。同时代的法兰西科学院秘书孔多塞亦受到启发，他认为牛顿对人类精神的进步所做的事，不仅在于发现了自然界的那条普遍的定律，更为重要的是理性精神与方法的运用，“他教给了人们在物理学中要仅只承认那些精确计算的理论，它们不仅说明了一种现象的存在，而且还说明了它的数值、它的范围。”[4]以理性的进步作为尺度，孔多塞将人类史划分为部落时代、游牧时代、农业时代等十个时代。他相信，人类精神在摆脱外在枷锁和偶然性之后，将迈着坚定的步伐在真理、德行和幸福的大道上前进。圣西门同样对于历史的进步持有坚定信念，认为“进步的传统无论何时也不会消失，进步的规律无论何时也不会改变”[5]。圣西门相信，人类理性的进步已经达到这样的地步：政治问题的最重要论据，已经可以并且应当直接从高级科学和物理科学方面获得的知识产生出来。他将改造欧洲的计划命名为“论万有引力”，以表达对牛顿的敬意。在德国，情况大抵如是。按照康德的理解，历史哲学的目标在于“揭示人类历史有一种合乎规律的进程，将从个体上看来显得杂乱无章的东西，视为全体物种不断前进的、漫长的发展”[6]。康德将历史分为以下几个时期：理性形成期、劳动与扰攘期、城市与政权机构形成期、彻底平等与永久和平期。不过康德谦虚地承认自己的工作只是尝试，是否可以成功地找出一条这样的历史线索，需要留待大自然本身去产生出一位有条件依据它来撰写这部历史的人物，如开普勒和牛顿那样。康德之后，黑格尔、马克思和恩格斯等相继做出了各自的贡献。在英国，人们对于历史进步的信念在见证工业革命的巨大物质力量之后达到顶峰。发起万国博览会的阿尔伯特亲王在一次演讲中说：“1851年的博览会向我们展示了整个人类在实现这一伟大任务(指人类统一)上的发展水平的真实检验和生动画面，也开启了一个新的起点，所有民族都能够由此指引自己的进一步努力方向。”[7]231另一位作家称：“英国诞生了培根和牛顿，这两位哲人首次使产业科学的潮流获得了发展的方向和动力，英国也是率先使国际进步的瞭望塔获得了最广泛的可能基础。”[7]232不过，在进步史观高歌猛进的同时，始终有人对历史是否存在全面的进步持有不同看法。在1683年出版的小册子《亡者的对话》中，法国哲学家丰特内尔想象了苏格拉底与蒙田之间关于古今优劣的对话。苏格拉底说，他期望蒙田的时代较之自己的时代会展现出巨大的进步，人类将得益于很多世纪的经验，世界的老年时代将比年轻时代更加睿智。蒙田断然否定了这个看法。假借苏格拉底之口，丰特内尔认为，“在我们的祖先、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后代之间，并不存在真正的差异。”[7]72-73半个多世纪后，卢梭说，人类整个进步过程看似一步步地朝着个体进化的方向前进，而实际上却是一步步地朝着种的衰颓的方向演变。在1753年的征文《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与基础》中，他提出人类在自然状态中是自由与平等的，私有制的产生导致了社会的堕落，社会和法律“给弱者戴上了新的镣铐，使富人获得了新的权力，并一劳永逸地摧毁了天然的自由，制定了保障私有财产和承认不平等的法律，把巧取豪夺的行径变成一种不可改变的权利，此外还为了少数野心家的利益，迫使所有的人终日劳苦，陷于奴役和贫困的境地”[8]。1854年，德国历史学家兰克应巴伐利亚国王马克西米利安二世之邀，为国王做历史讲座。兰克开始便谈到进步史观问题。他承认在物质需求领域确实存在着一种绝对的进步，但认为在道德领域的进步是难以观察的，至于在文学和艺术领域则显然不是这样，“如果你想成为比古希腊诗人荷马更伟大的叙事文学家，或是要想成为比古希腊的索福克勒斯更伟大的悲剧作家的话，那就贻笑大方了。”[9]即使有这些不同认识，也可以认为，在萨顿出生之前的三百年中，进步史观是西方主流历史观念。通常认为的科学革命、政治革命与工业革命相继为这种历史观念提供了现实依据。然而，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改变了一切。世界大战带走了人们的幸福感、道德感以及对科技的信心，未来变得不再美好可期。这正是萨顿生活的时代，也是进步史观崩塌的时代。一战硝烟尚未散尽时，德国学者斯宾格勒完成《西方的没落》一书，对几百年来欧洲逐渐形成的进步史观进行了无情批判，提出具有循环论色彩的文化形态理论。在他看来，世界历史不是逐步走向进步的过程，而是由各种文化的生成、发展和死亡组成的戏剧。这种种文化如同田野中的花儿一样无目的无方向地自由生长，“它们和动植物一样属于歌德的活生生的自然，而不属于牛顿的死板的自然。”[10]深受斯宾格勒影响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提出，文明是历史的研究单位，文明有其起源、成长、衰落和解体四个阶段，世界历史上的20多种文明各有其命运。汤因比更是对近代以来支撑进步史观的科学技术大加讨伐，称“如今技术专家看到最近的发明竟变成一种前所未有的强大物质能量，成为推动道德上作恶行为的动力，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已把毁灭人类的力量交在人类的手里……如果伏尔泰降世于20世纪，也许此刻他的战斗口号将是‘科学，这就是敌人!消灭败类!’”[11]通过以上简要回顾不难看出，萨顿之前与萨顿生活时代历史观中的乐观主义或悲观主义，或是立足于对科学的美好想象与期待，或是立足于对科学的片面否定和拒斥。如何理解科学进展与历史进程的关系，是有待回答的问题。当萨顿提出科学史是人类历史中唯一清晰可辨的、明确无误的一种进步这句论断时，他与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同样保持了距离。一方面，他毫不怀疑科学本身的进步，将科学史看作文明史的主要部分；另一方面，他提醒科学进步在人类历史中“唯一性”，不能忽略科学之外的丰富内容。换言之，科学史与文明史之间的关系是他试图要回答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其新人文主义的要义。萨顿预设的读者或者说所针对的对象，首先是持旧式人文主义信念的历史学家。他赞同除非能够描述出人类沿着某一方向的进步，否则人类的历史也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意义。但什么是真正的进步，他认为旧式的人文主义者——文学类型的或非科学类型的人文主义者虽然经常提出这个问题，但不能够回答。甚至会出现相反的情况，他们认为进步的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原因在于他们不熟悉科学家的工作。科学史正是沟通旧式人文主义者与科学家之间的桥梁。“科学史家被召唤去做的就是小心反映被其他历史学家没有道理地忽视的一组事实；这些事实绝不是偶然的和无关紧要的，相反确实高度相关联的，甚至可以说，对于理解人类进步和命运来说带有根本性的。”[2]54在萨顿看来，科学史是人类的历史，虽然仅是它的一小部分，“但却是本质的部分，是唯一能够理解自古以来人类逐步前进的那一部分历史。”[12]94他甚至设想，未来会有这样一个时期，那些对科学无知以致没有能力去理解历史本质的人，不会被允诺去教授历史。萨顿科学史思想有四条指导原则：一是统一性思想。这其中又可分为三种：自然界的统一性、知识的统一性和人类的统一性。萨顿说如果自然没有自然界的统一性为前提，就不可能有科学知识。这个前提也是科学知识的目标，同时说明知识本身的统一性。不同学科的知识尽管进路和方法不一，但都从属于认识自然界这个目标。科学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由不同民族的、不同国籍的、不同信仰的、不同语言的人们共同完成的。这种合作尽管没有组织和预先筹划，但人们有同样的需求和渴望，向着同一目标会合，表明了人类的统一性。二是科学的人性思想。萨顿说科学结果的抽象性容易使人忘却其人性的一面，但科学与艺术和宗教同样富有人性。宗教的存在是人类对于善良、正义和仁慈的渴望；艺术的存在是由于人类对美的渴望；科学的存在是由于人类对真理的渴望。以上分别代表了人性的不同侧面。三是东方思想的巨大价值。这条原则事实上可以从人类的统一性中推导出，即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区的人们共同为科学进展做出了贡献。之所以单列出来，萨顿意在提醒人们，西方科学取得的巨大成就，并非在封闭环境中独立发展而来。不仅希腊科学的源头在东方，即使近代西方科学的突飞猛进，也离不开阿拉伯世界的科学财富。四是对宽容和仁爱的极度需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加以理解：就科学史而言，科学的发展包含在与谬误和偏见进行斗争的每一个步骤中，对于新思想和他者思想的排斥会阻碍科学的进展；就社会发展而言，不宽容也是导致社会崩溃的原因，用萨顿自己的话来说，“即使科学比现在发达一百倍，单靠科学我们仍然不能生活得更好。”[2]8-9《科学史导论》《希腊黄金时代的古代科学》《希腊化时代的科学和文化》便是萨顿将这些原则付诸行动的科学史巨著。其中《科学史导论》对从古代到15世纪的科学发展做了详尽的编年式叙述。在该书前言中，萨顿强调，“任何一部文明史，不以相当的篇幅来说明科学进步，就不能算是全面的……我们现在的文明同早期文明是根本不同的，因为我们关于世界和自身的知识比过去更深刻、更精确、更可靠，因为我们已经逐渐学会分辨自然界的各种力，还因为我们凭借遵从它们的规律，已经设法捕获它们，并使它们转向满足我们自己的需要。”[13]《希腊黄金时代的古代科学》是以科学为中心的古代文化史专著，萨顿试图从更广阔的历史与社会背景来说明希腊科学的渊源和发展。在该书中，古代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文字、造纸、天文、工程学、数学、医学、法典、文学和艺术，甚至道德观念等都得到呈现。如他所言，这是一种社会史，他要从社会背景来了解科学和智慧的发展，“因为脱离这个背景，我们就无法获得真相。科学不可能在社会真空中发展，因此每一种科学的历史，甚至包括最抽象的数学的历史，都包含许多社会事件。”[14]前言7除各门科学知识的进展之外，萨顿的笔墨也涉及神话、宗教甚至迷信等通常不被科学史注意的内容。在《希腊化时代的科学和文化》中，他这样解释道：“科学史是人类把理性应用于自然而完成的发现和发明的历史，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它必然就是理性主义的历史。不过，理性主义也暗示着非理性主义的存在；对真理的追求暗示着对错误和迷信的斗争。这一点并不总是非常清晰的；错误甚至迷信是相对的。科学的成长需要使它的方法甚至它的精神逐渐净化。科学工作者犯了大量各种各样的错误；他们的知识得到了改进，只不过是因为他们逐渐抛弃了古人的错误、不精确的近似值以及不成熟的结论。”[15]由此可见，由于将科学史视为文明史的主干，萨顿对科学史的理解始终包含两个历史哲学的根本性问题：人类历史的演进过程是什么?历史的意义又是什么?从科学史这个视角来看，萨顿对于历史进程的理解着重突出其时间性、空间性与发展方向性。离开其中的任何一方面，对于科学史的理解都是不完整的。就时间性方面而言，萨顿认为科学史要包含人类一切时代所做出的探索。笔者在最近一篇文章中，以语言的形成为起点，将人类史划分为渐次叠加的四个时代：语言时代、农业时代、国家时代与科学时代。萨顿所讨论的内容遍及以上各个时代。值得一提的是，萨顿在论述科学萌芽时，专门谈到语言问题，称“没有文字，人类的发展依然能延续很长一段时间。但如果没有语言，这种情况就不可能了。语言是任何文化据以建设的基石。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成为那种文化最丰富的宝库”[14]5。就空间性方面而言，萨顿强调科学从根本上说是国际性的。每个地方的科学工作者都是互相合作，即使并不特别希望这一点，他们还是不由自主地互相合作，因为他们的任务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就发展的方向性而言，萨顿强调科学具有累积的、可度量的进步性。那么，科学史角度下的人类历史意义又是什么?萨顿的做法与启蒙时代的思想家类似，那就是诉诸人性。在萨顿看来，科学源于人类对真理的渴望，“科学史的目标就是解释科学精神的发展，解释人类对真理反应的历史、真理被逐步发现的历史以及人们的思想从黑暗和偏见中逐渐获得解放的历史。”[16]18萨顿的这种解释可能过于现代。自科学家群体出现以来，追求真理无疑是科学发展的强大动力。但如果将科学史视野放眼至整个人类史，尤其是在人类早期没有专业化分工的社会里，讨论追求真理问题或许会显得不合时宜。现代人类学已经走过一百多年的历程，诸如马林诺夫斯基、普里查德等人类学家对土著部落的田野调查表明，那些可被当做科学史对象的知识体系，无论是种种技艺还是神谕、巫术与魔法，命名体系与操作方法，根本动机在于努力摆脱大自然的无情摆布，力图掌握自我命运。依我之见，人们在思考自我与物种命运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弄清楚自然如何运作固然是重要的，然而更为重要的是求得自身在自然的种种挑战面前如何更好地生存和避免死亡，这是科学的真正起源所在，也是科学发展的目标所在。当然，萨顿对于科学发展进程的理解，在这个意义上仍然有效。科学是人类物种掌握自我命运最为有效的手段，是人类共同的事业，有着清晰的累积性进步，是文明史的主干。事实表明，尽管思想者们一再尝试，但要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历史理论体系是极其困难的。人类生活本身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人类知识体系的有限性尚不足以使人们实现长久以来的这个愿望。在学科分化日渐加重的今天，很少有人能具有百科全书般的知识，能对于人类思想与行动的各个方面都做到精深的理解。严格说来，萨顿的新人文主义也并不是一个历史理论体系。他提倡新人文主义，意在推动科学家、哲学家与历史学家的合作，弥合科学知识与人文知识的分化与分歧，为人类的未来生活提供指导。用萨顿自己的话说：“我们学习历史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好奇心，不单是为了知道旧时代的人事沧桑，也不是为了更好理解历史去满足精神的享受。我们并不是对于这些完全不感兴趣，我们希望能够理解和预见得更清楚些；我们希望在行动时能够更准确些，更明智些。历史本身与我们无关。我们的兴趣不在过去而在于未来。”[16]58不过，他对历史的理解(不仅仅是科学史)的确包含着可以为历史理论体系提供参考的一些洞见。科学史是萨顿重点观照的对象，但对于包含科学史的人类历史，他是如何理解的呢?我认为最为重要的有两条。其一，整体史思想。这一点在上文已经有所提及，不过仍有概念需要略做澄清。在萨顿的论述中，“文明史”“世界历史”“人类历史”几个词经常混用，并没有清晰的界定，他用得较多的是“文明史”。文明史是18—19世纪欧洲学者常用的概念，19世纪中期，随着现代考古学的兴起，人们对之加以限定，一般指文字出现以来的历史。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的划分较有代表性，他将人类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蒙昧阶段(stage of savagery)、野蛮阶段(stage of barbarism)、文明阶段(stage of civilization)，这是一个带有殖民主义色彩的概念。20世纪以后，自以戈登·柴尔德为代表的考古学家提出文明的十项要素(如大型城市、金属的使用、文字、公共建筑、社会分层等)以来，学者们聚讼纷纭，至今无法达成一致认识，但大致指有国家出现以来的5000多年的历史。“世界历史”是历史学者常用的概念，更强调历史著述覆盖面的全球性和实证性。“人类历史”是思想家们习惯采用的概念，通常对人是什么有预设的哲学前提，同时亦带有对人类命运的反思，如康德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从时间来看，“世界历史”与“人类历史”都指人类诞生以来的一切过往。萨顿所思考的整体史，显然不是指5000多年的“文明史”，甚至也不是指历史学家的“世界历史”，而是带有预设哲学前提的“人类历史”。萨顿的四条科学史指导思想中，人类的统一性与人性思想也是其对人类历史的基本信念，他始终将人类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虑。其二，历史演进的多重脉络思想。在萨顿看来，人类的创造性活动有不同种类。他特别将艺术家、社会改革者、宗教的圣徒和科学家作为不同类型的代表，以上不同类型的历史分属于艺术史、政治史、宗教史和科学史，分别是人性中对于美、对于善和对于真的追求。当然，并非只有萨顿看到这一点。在他之前的思想者们，往往试图将这些不同方面的内容纳入一元性历史叙事。在他之后的思想者们，不承认宏大叙事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又大肆蔓延。萨顿明确地说：“企图把它们置于一个等级结构中是愚蠢的，没有人能够说出这种或那种活动一定比其他活动更优越。”[12]13尽管没有系统加以阐明，但萨顿对人类历史演进的多重脉络是看得清楚的。他曾以优美的笔触写道：“当一个人阅读科学史的时候，他会感受到攀登一座高山那样的令人振奋的心情。艺术史给他的感受却完全不同。它根本不像爬山那样，无论脚下的路朝着哪个方向都总是一步一步向上走，它倒更像是在一片丘陵地带悠闲地漫游。一会儿爬上了这座小山坡，一会儿又走下那条小山谷，也许这是一条比别的山谷都更深的山谷，然后再爬上另一个小山顶。”[12]13他所要表达的正是历史演进的多重脉络思想。我们不必拘泥于萨顿所理解的人对真善美的追求，可以从更为基本的关系中理解人类的实践活动。毕竟真善美是历史的一部分，假丑恶同样是历史的一部分，而且从来不曾间断过。正如萨顿将科学看作求真，而本文更愿意将之看作回应人与自然的关系一样。善的方面可以拓宽理解为人与他人的关系，美的方面可以拓宽理解为人与自己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他人的关系、人与自己的关系不仅是每个个体的生存所要处理的三大基本问题，也是作为物种的人类社会所要处理的基本问题。人的一切思想和行动，人类历史上的一切活动，都不能逸出这三大基本问题，当然并不见得是以单一的方式呈现，更大可能是三大问题同时交织在其中。以萨顿讨论过的宗教为例，将宗教理解为善的追求显然过分狭窄。各种宗教活动，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都会考虑如何面对自然的挑战，也会考虑如何与他人相处，同样还需要考虑个体的生命体验和生存的意义。因此，历史也就可以理解为人类三大关系的演进史。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萨顿已经做出充分阐述。当他说科学史不是自然史而是人类史时，他强调的正是科学的人性特性，蕴含的正是此种考量。人与他人的关系是历史学的传统主题。人是社会性物种，婚姻关系、亲属关系、族群关系、国家制度与法律、战争与国际关系等各种形式的社会关系的发展，构成横贯人类史的另一条重要脉络。大体来说，始于1万年前的农业革命、始于5000年前的国家出现、始于500年前的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是人类社会关系发展过程中发生飞跃的几大关键阶段。这些关键阶段背后都有科学活动所提供的革命性力量。随着财富的积累与人口规模的增加，人类的社会关系朝着更为复杂化的方向发展。尽管没有对此方面做过多论述，但萨顿是意识到其重要性的，否则不会将宽容与仁爱的需要列为四条指导思想之一。人与自己的关系是历史演进过程中最复杂也最为迷人的主题。不错，人类历史是一个整体，有其在自然面前日益强大的一面，有其在社会关系层面更为复杂化的一面，但说到底，历史是每个个体参与创造的。肉体的有限性与精神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是人生的普遍境遇，意义问题也因此产生。人类活动的相当多内容，可以归结为人对自我无限性的追求。哲学家黑格尔将艺术、宗教和哲学看作人的绝对精神，是一个颇为有价值的观点。这三者有一个共性，即个体在艺术、宗教和哲学活动中，容易产生一种超越时间性的永恒之感，生命有限性的困顿可以得到暂时缓解。萨顿用登山比喻科学史的脉络，用在丘陵漫游比喻艺术史的脉络，是形象而准确的。人与自己的关系足以构成人类历史演进的第三条脉络。这里所用的演进并非指累积性进步，而是指在时间维度上表现形式的差异。今年是萨顿诞辰140周年，笔者之所以撰写关于萨顿的文章，并非单单出于对科学史的热情，更大程度上是基于历史理论的考虑。历史理论的首要任务是为人类历史建立一个时间上贯通、内容上有体系性的框架，或者说一个历史观的坐标系。这个坐标系需要以实证材料支撑，说明人类过去所走过的历程，同时要据此对未来的发展有一定的展望性。无论是启蒙时代的思想者们，还是今日世界各地的世界通史编撰者们做出过的各种尝试，但至今为止的种种努力尚不能令人满意。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人们对科学发展内在逻辑、演进方式的隔膜。对于大多数人文学者而言，科学是令人生畏的存在，尤其是数学中那些如天书般的方程。人们热衷于讨论现代性，却不知道现代世界的兴起背后，诸如数学领域知识如何发展，又充当何种角色。学科分化已经严重阻碍了人们对于重大理论问题的思考。萨顿倡导一种以科学为核心的文化，以此推动社会的建设，其重要性自不待言。萨顿之后，C.P.斯诺曾慨叹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研究者的互相敌意，这种情况恐怕还会持续下去。人们受到不同的训练、承担不同的社会角色，难免对他人的重要性漠然视之，甚至有偏颇之见。故毫不奇怪的是，会出现彼得·迪尔曾在《爱西斯》创刊100期时发表的文章中所说的现象，“当《爱西斯》越来越脱离科学家们的职业关切时，科学家们也会脱离《爱西斯》的历史关切。”[17]在我看来，科学与人文的真正融合，不是体现在个体身上，而是体现在一种新的历史观念中。萨顿一生的多数著作围绕科学史而写就，但他并不是就科学史写科学史，而是试图在人类历史的框架中讨论科学史。他对于人类历史的思考并不系统，但是敏锐而中肯。他生活在进步史观崩塌的时代，却从科学史角度坚持修正后的历史进步观念，使得进步的真确性得到阐明。他以人性的不同方面的需求，区分了历史的求真脉络、求善脉络与求美脉络。这样做未尝不可，不过如此一来，历史书写容易被简化为与虚假、恶性、丑陋做斗争的历史，容易被书写为一部意识形态史。我们可以将他对历史的理解进一步拓宽，以人与自然关系史、人与他人关系史、人与自己关系史来勾勒历史的基本脉络。当然这三者之间并非是孤立的和隔离的系统，而是彼此渗透、互相影响的。萨顿所开辟的道路，依然值得我们沿此继续前行。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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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美]乔治·萨顿.科学的生命[M].刘珺珺，译.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
[17]Dear P.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he History of the Sciences:George Sarton,Isis,and the Two Cultures[J].Isis,2009,100(1):89-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