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培源等：“先锋”的回响与时代之书——格非《登春台》读书会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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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春台》是格非暌违五年的长篇小说新作，首发于《作家》杂志2023年第8期，单行本于2024年由译林出版社推出。这是一部赓续了先锋文学形式实验传统的现实主义之作，它以三种叙事视角、四个相互勾连的章节，书写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困境，探讨时间、孤独、存在等哲学命题。《登春台》与前作《隐身衣》（2012）、《月落荒寺》（2019），构成一种“拼图式”的内在关联。三部小说在故事与精神层面的联系为当代小说提供了新的叙事范式。《登春台》人物无主次之分，除了序章和附记之外，小说主体分为四章，每章都以人物的名字命名：沈辛夷、陈克明、窦宝庆和周振遐。四个章节类乎四篇人物小传，以并列和互嵌的方式组合在一起。本期“讨论课”邀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创意写作联合课堂”学生团队共读《登春台》，读书会全员为“00后”，他们在先锋文学的历史脉络中思考这部新作，同时也在共时性的社会、文化、时代精神等层面对其进行观照。

吴诗盈：本书由四个故事构成，有四个人物，三种不同的叙述视角，构成一种回环。比如说第一章“沈辛夷”，还有最后一章“周振遐”，关于他们的叙述都是第三人称。第一章用第三人称来进行观察，对于沈辛夷这样一个刚踏入社会的女孩子，采用的是审视的态度和冷静克制的语言去勾勒她的经历和生活。第二章“陈克明”是以第一人称去叙述的，通过“我”的自述，读者能真切地感受到城乡变化对于陈克明个人、家庭以及婚姻的冲击。同时这部分也暗含着强烈的情感流动。第三章“窦宝庆”是以第二人称“你”来叙述的，这一段特别有意思，有一种作者带着你去读的感觉，有悬疑色彩，同时把故事情节拉到了高潮。格非在访谈里说，这么写是为了引起读者的注意，因为前两章相对来说较为平淡，故事不是那么紧凑，到了第三章就想要提起读者的兴趣，同时也为第四章情绪的转折做铺垫。格非喜欢音乐，所以我觉得这种结构就像乐章一样，在第三部分达到了高潮的前期，为第四部分降调做提升。第四章“周振遐”回到上帝视角进行收束，这一部分相对平淡，但有种后劲十足、言无尽而意无穷的感觉。

林培源：《登春台》四个章节的结构的确很像乐章，有节奏和起伏。作为一部长篇小说，它在整体上有一种呼吸的感觉。和格非先锋时期的叙事迷宫和叙事空白不同，这部小说没有那么晦涩、玄奥，形式的探索更多地跟人物结合，因此，人物形象的塑造更加饱满。

林洛合：我在读《登春台》的时候会想到一些文本。首先每章以单个人物为核心，从头说起，很像《史书》中的“列传”和吴敬梓的《儒林外史》。第二是小说中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手法，有《红楼梦》余韵。一开始我觉得窦宝庆这个人物性格很奇怪，读到后面才明白他是一个潜逃的杀人犯。蒋承泽与周振遐对姚芩的特别关照，源于他们在茯西村的际遇，这些情节是前后呼应的。第三是小说以讲故事的方式进行叙述，不仅有传统说书艺术的影子，而且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薄伽丘写的《十日谈》相似。不仅如此，《登春台》里可以看到每个故事结束后，会有一个话头指向下一个故事，完成叙事的过渡。比如第一章结尾是沈辛夷问了陈克明两个问题，紧接着第二章就进入了陈克明“慢慢道来”的部分。同理，后面的故事也是这样相连。最后，是小说的多种叙事视角，刚才吴美慧和吴诗盈都讲到了。叙述视角的丰富让我想到莫言的《檀香刑》，分为凤头部、猪肚部和豹尾部，它的第一二人称主要集中在凤头和豹尾，而第三人称主要集中于猪肚的部分。叙述视角的接力，让小说层次更加丰富。让我来概括《登春台》的叙事特点的话，我会用平等的叙述、伏笔的勾连、讲故事的手法和视角的接力这四个关键词。

林培源：林洛合把《登春台》跟中国古典文学、西方传统文学联系起来了。如果大家读过《望春风》就能发现，它的第三章也采用了类似《史记》“列传”的叙述，有的人物故事短到只有一句话，有的则是几百字。不同在于，《登春台》对“列传”的化用更加浑然天成。四个章节的衔接还形成了《水浒传》等古典小说那样的“缀段式”结构，不过这种写法是经过现代主义洗礼的，读起来更加巧妙，不着痕迹。章回体小说里的“套话”被剔除了，改由小说人物命运的起伏变化来牵动故事。换句话说，技巧被藏起来了，不是小说最显在的因素。

刘钰莹：是的，《登春台》有非常鲜明的“纪传体”特点，小说通过四个人物的活动反映原生家庭、夫妻关系、时代变革下的个人抉择与自我对话等主题。不过四个人物的故事不是相互独立的，它们环环相扣，不断引向下一个故事，整个结构顺下来就像修辞手法里的“回环”。我觉得这样的结构挺符合小说那句“人的一生，很像是可以醒在不同时空中的梦的万花筒”。另外我想说说《登春台》里特别突出的叙述人称变换手法。比如窦宝庆的故事用了很独特的第二人称，是距离读者最近的一章，有非常强烈的对话性，让人读的时候充斥着被审视的感觉；陈克明的第一人称充满着“向内看”的反思史，这跟他的命运走向和性格发展是一致的；相比之下，沈辛夷和周振遐的第三人称就冷静多了，一个是经历了原生家庭和猥亵事件磨难的青年人，一个是历尽千帆的年长者，有一种静水深流的感觉。

马一平：我比较感兴趣的是，格非将时空交错的叙事巧妙运用在小说里，让读者在都市与乡村两个空间不断切换，感受记忆与当下生活经验的冲击、彷徨与断裂。比如在描写周振遐时，小说除了刻画他当下的孤独和疏离，还把读者带入过去和未来不同的场景中，这样的叙述方式增强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又使读者在对人生、对命运的思考上多了一种视角上的开阔。不同时空的并置营造出独特的叙述节奏与紧张感，我觉得最巧妙的地方就在于，以周振遐为圆心形成了故事的回环结构。另外，第二人称叙述者窦宝庆也值得注意，他不断地反省着自己的现实行为，这样一来，叙述就从单向传递转为复杂的内在审视。我想这可以理解为一种乔伊斯式的“顿悟”（epiphany），人在事物意义的突然闪现中照见自己存在的本质。

朱沛杰：毕飞宇的长篇小说《推拿》也是以人物来命名章节的。《推拿》分二十三个章节，除了首尾的两章是功能性章节，其余各章全都是人物的名字。比如第一章是“王大夫”，第二章是“沙复明”，第三章是“小马”，然后是“都红”“小孔”等人物渐次登台。重点是，小说到后面又会出现“沙复明”“小马”“小孔”，这是一种穿插式的反复呈现，说明小说的各个人物就生活在同一场域，它叙述的是一个联系密切的熟人社会的故事。《登春台》一章可能就占了将近一百页的篇幅，《推拿》的每一个章节篇幅非常短。我在想，毕飞宇和格非各自的考量是什么？或许是因为两位作家都想通过章节的排布来表达各自的世界观：《登春台》想表达的是每个人都是独立的，拥有完整的世界和成长轨迹，只因机缘而与他者产生关联；《推拿》想表达的是一个接地气的熟人社会的切面，其中人与人之间的关联和互动性是非常强的。或许是为了表达“独立”与“关联”的辩证关系，格非才采用这样的结构。

林培源：《登春台》里的沈辛夷、陈克明、窦宝庆、周振遐就像一个个独立的宇宙，彼此之间存在交汇，但小说并没有花大量笔墨去写他们如何“交汇”，而是重点写他们各自的内在世界。如果把这四个人物的关系放在现代世界来看，就会发现，人跟人之间的相遇如同小说提到的“万物互联”。“上帝是关联的生命”，这句话不仅是神州科技公司的标语，也是打开《登春台》的一把钥匙。

古家铭：我想讲一下沈辛夷这个角色，在我看来“延续”和“断裂”是她身上绕不开的主题。沈辛夷是一个拼图式、碎片化的角色，幼年和青年时期都在承受某种“联系”，那是暴力和话语对她造成的损害，她和母亲“扭曲”的关系给她带来了疼痛的断裂，迫使她去寻求新的联系来找补灵魂的缺失，因为这个她才会和桑钦产生纠缠。从这些关系里，我看到的是人在时代洪流中无谓的奔波。其实不仅是沈辛夷，其他三个角色也因不同的原因，比如说欲望、罪恶、孤寂等，跟他人不断地发生联系和断裂。他们在精神上没有一个锚定物。格非也在访谈里提到当下这个时代，人们从未像现在这般如此轻易地与他人产生联系，但这种联系却是悖谬的、扭结的。

吴诗盈：我对沈辛夷印象最深刻，我从她身上看到一些关于母女关系的困惑和思考。所以特别关心她和母亲之间的羁绊、她怎么进行关系的割舍、怎么寻找自我等等。上野千鹤子曾说，“女儿是母亲最激烈的批判者，也是最狂热的拥护者。”母女关系总是被视为人际关系中最复杂的关系。在成长的路上，沈辛夷从女儿身份慢慢变成独立的女人，她通过这种方式来审视和批判母亲。文中有两处写到她试图拥抱母亲，这是她对母亲的复杂情绪，想靠近又克制着。她痛恨母亲，也怜悯母亲。沈辛夷痛恨母亲带给她的伤害，她把自己的不幸都归咎在母亲身上，母亲就像那个在暗处妨害自己的“提婆达多”。无论如何，每次到了决裂的时候都会有现实将她拉回，让母女重新联结起来。沈辛夷或许一辈子都没办法和母亲真正和解，就像小说开头写的，“时间吞噬一切，但从不吐出什么”，无数的误会，和好的可能性都被时间吞没了。第一章结尾写到母女俩在离别的分岔路口走向不同的方向，可能也是一种和解吧。

吴子敬：相比其他人物，我觉得桑钦非常特殊，像《红楼梦》的跛足道人和癞头和尚，来去缥缈，却能四两拨千斤决定整个故事的脉络走向。小说里有个细节，桑钦问辛夷，“你知道《水经》的作者是谁吗？”其实作者就叫“桑钦”。这个人物登场很虚幻，离场也很蹊跷，是功能性很强的人物，他帮助沈辛夷直面母女关系最深层的矛盾。桑钦自杀前，辛夷在经济上依靠他，通过若即若离的关系来维持一种悬空的美好幻想。但桑钦一死，幻想立马就结束了。另外，我还想说说辛夷的父亲沈文鸿。这个人物非常有力量感，他的隐忍、坚强，时时刻刻透露着宿命般的无奈，又带给人绝处逢生的希望。我印象最深的情节是父女在茶园的金檫树下谈心的片段，后来金檫树成了埋葬父亲骨灰的地方。沈辛夷少女时期的创伤也埋葬在这里，从此之后她就卷入了成年人的世界，以及爱欲与金钱的旋涡。从这些人物里可以窥见格非创作方向的转变，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偏重抽象的先锋叙事，到新世纪之后回归日常生活的叙述。

吴美慧：我也是对沈辛夷的故事有非常强烈的共情，她的个人经历很曲折，部分男性作家的写作会天然地带有男性视角的刻板印象，因此我思考的是格非为什么能把女性角色处理得如此真实、动容、细腻？这不仅需要非常雄厚的写作功底，还需要对人的深刻理解来支撑。格非在写不同章节时，叙述腔调也各不相同。第一章“沈辛夷”用的是冷静、客观的语气；周振遐则是观察者、旁观者的客观叙述。小说里提到“我不是世界的局中人”，透过这句话，我想到的是无论经历如何，最后每个人都要面对现实和死亡的命题。格非在新书发布会上说过，这部小说的灵感来自他对现代人之间联系和距离疏远的思考。《登春台》通过塑造这些形象，也许是想告诉我们，在飞速发展的信息时代，人的个体性越来越凸显，但人和人之间的联系并不容易割舍。《褐色鸟群》《青黄》等小说的先锋特色非常鲜明，但到了这部新作，就从专注于形式叙事转为专注于人，特别是周振遐这一章对人到暮年的叙述，很有感染力。

朱敏嘉：大家提到的断裂和联系，我在阅读中也深有体会，我印象深刻的是窦宝庆这个人物，他身上的戏剧性体现在他因为无法抑制的倾诉欲而暴露了自己的秘密。窦宝庆隐瞒自我，试图逃避社会，在这个过程中无人诉说的孤独感让他一次一次接近暴露真相的临界点。小说里写，“你暗暗做出了一个决定。如果老人在听完你的这番话后，问起你的过往经历，你就跟他说说你的事儿。把不能说出口的那件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他。”“你感觉到了那个就要说出某事的危险临界点。因情绪过于激动，你的喉头一阵哽咽。”明知说出真相可能会给自己带来麻烦，窦宝庆还是踏出了那一步，向郑元春说出了自己杀人的事。故事里的人在逃离社会的同时，又不断地被社会所吸引，试图割断与他人联系的同时，又不断与社会建立新的联系。

林洛合：诗盈和美慧谈到了母女关系，我也认为她们最终走向了和解。沈辛夷因为忍受不了母亲而和姚芩倾诉，姚芩告诉她“母亲终归是母亲，并不是完美无缺的母亲才是值得去深爱的”。每个人都可能会遇到妨碍自己的“提婆达多”，我们要做的是正视她，承认她的合理性，这样才能真正成长。沈辛夷做到了这点，从开始的厌恶、逃避母亲，到平等审视母亲，最后同情与理解母亲，她和母亲重建了一段有距离感又不会彼此折磨的新的关联。子敬谈到了桑钦这个人物，我觉得他跟周振遐可以形成对照，他们有着相似的身份和学识，都是成功人士，有足够多的物质财富，在精神上也同样面临着危机，但各自走向了不同的结局。桑钦自尽，周振遐重建了自己与外部世界的关联，在养花的劳作和姚芩那段胜于友情的关系中治愈自己，有了抗衡虚无与死亡的勇气。

林培源：周振遐晚年的时候喜欢草木花卉，如果你们读过《月落荒寺》和《隐身衣》的话就会发现，这三部小说对器物和植物的描写是一脉相承的。不过《登春台》更多地将笔墨落在思考人跟物的关系上面了，小说把这种思考进行放大，变成叙事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周振遐晚年莳花弄草，看起来是在安放自己的灵魂、躲避对死亡的恐惧，放大来看，周振遐这个人物承担了整部小说对人和世界的关系这个哲学命题的思考。这点大家没怎么注意，所以我做补充。

朱沛杰：很多同学都提到了沈辛夷的母亲，谈到她跟沈辛夷的关系。在阅读中我很心疼和共情沈辛夷的父母，我觉得这两个角色传达了格非对底层人物的关怀。说到对照，我觉得沈辛夷的母亲和姑妈沈文雁也是有趣的对比，沈文雁很聪明，做任何事都能成，沈辛夷母亲无论如何努力，最后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比如他们一家人游玩西湖却没能吃上的饭，那套花光积蓄却迅速贬值的房子。这些细节与日常化的描写让人非常有感触。沈辛夷的母亲是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状态：资质平庸，笨拙却又非常努力，在自己设置的轨道中原地转圈，甚至画地为牢。这种人物通常是又可怜又可恨的，是大多数人的缩影。辛夷的父亲沈文鸿患有癫痫病，他代表的是另一个弱势群体：带着先天性隐疾的人。他的命运是悲惨的，也是小说想要看见和言说的对象，整部小说里最打动我的细节也来自他：沈辛夷在父亲过世的几天后偶然摸到口袋，发现父亲带她爬山采茶时装在保鲜袋里的茶叶，这是父亲当时留给沈辛夷的。这个细节非常有生命力，让人仿佛触碰到了那个保鲜袋，抚摸到了保鲜袋中的茶叶。格非以这两个次要人物为切入点，写出了两种不幸的平凡人形象，也为这部作品增添了很多意义和内涵。

林培源：朱沛杰读得很仔细。其实除了从故事层面，我们还可以从格非如何承接《红楼梦》《金瓶梅》的传统这一角度来把握《登春台》对人物的塑造。格非曾提到《红楼梦》的一副对联——“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短短十四个字，把人的一生讲透了。这副对联其实也概括了朱沛杰提到的沈文雁和沈辛夷母亲这两类人。长篇小说一定是观照人的，作家只有在对人物深切理解的基础上才能写好人、塑造人。故事和技巧是从人物当中生发出来的，人物才是支撑和构建小说的核心支柱。当然最先引起我们关注的，可能是小说的语言和叙述形式，但如果你想真正把握小说的精髓，就要把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倒过来，从人物出发来理解小说，而不是相反。《登春台》提供了很多切口让我们进入。关于小说的人物先谈到这里吧。

朱沛杰：这部小说篇幅不长，但密度和信息量很大，文笔又非常漂亮，是一部好看的小说。我个人觉得它探讨的是当代人如何在孤独与关联的状态间折返与选择。小说除了序章与附记之外，分为四个独立的人物章节，在形式上便已有了孤独与关联的意味。各章围绕四个人物漫长人生中影响脾气秉性或命运的重大事件展开叙述，人物之间既彼此独立又互有牵连，既是巧合更是宿命，在不长的篇幅中渐次铺开沈辛夷破碎缺爱的童年时代、陈克明大起大落的青年时代、窦宝庆隐忍奔命的壮年时代，及周振瑕拒绝社交的晚年时代。

沈辛夷的孤独来自家庭，弟弟的降生使她失去了母亲的爱，失去了跟父母生活的权利，只能作为留守儿童居于老家。虽然拥有着父亲的爱，但这种爱过于虚弱，不够坚定有力，使沈辛夷自童年起就陷入了一种隐蔽的孤独与无助。这种孤独使她表面上无异，内里却极度需要强大的力量来爱与保护她。也正因为如此，后来和她发生关联的桑钦跟陈克明，或多或少地都是作为一种强大的力量，他们弥补了沈辛夷内心中爱与守护的缺失。

陈克明的孤独来自认同感的缺失。他从一所普通院校毕业，学无所成，一直得不到所有人包括自己的认同。结婚以后，妻子静熹的强势给了他很多的帮助，使他乘上时代东风取得成绩，但静熹越是强势，陈克明不被认同的感觉和孤独就越是强烈。我觉得陈克明的孤独源自不被认可的心理和想要掌握主动权的冲动。于是，借着成为公司高管、组织读书会的机会，陈克明得以伪装自己，找到来自自我与他人的认同感。他的出轨几乎是必然的，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走进一个认同他的世界，这是他抛弃孤独、走向关联的机制。

窦宝庆的孤独机制更清晰明了——身上背负着凶杀案，不能跟任何人保持亲密关系，以免露出马脚。不过窦宝庆却对和他人“产生关联”的需求很高，对新丰小镇旅店女人的依赖，反复惦念和探访；对郑元春的信赖与倾诉，都说明窦宝庆实际上并不能接受真正的孤独，孤僻的性格是出于保护自己的需要，他的孤独是被动的、无可奈何的，因而走向“关联”只是时间问题。

周振遐的孤独更多是一种自我选择。小时候在竹林寺的经历让他过早成熟，早早就看透了人间万事最终都要归于虚无的本质。“少年梦见了既来将往、旋生旋灭的一个个晨昏朝夕，梦见了云飞、花开、犬吠、人跑，也梦见了自己日后的命运”很有禅意，这一句点明了周振遐的慧根。他在早年便落下了看淡一切的种子。他不爱人群的喧嚣与躁动，在婚后提出与妻子分房睡，离婚后与家里人的联系几乎为零，不重公司的权力，退休后只爱侍弄花草等行为，正好佐证了他的这种秉性。不过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他却对姚芩表现出了喜爱与依赖，主动地从孤独走向了关联，开始从他者身上获得生命力量。

通过四组人物各不相同的“孤独”及最终走向的“关联”，我想格非要表达的正是人类个体心中潜藏着的渴望，真正被理解、被接纳、被包容的心理需求。虽然人会因为各种原因多次回到自我，重返孤独，也不免产生对于关联的倦怠，恨恨地说着“他人即地狱”；然而，对“关联”与“理解”的渴求总是持续蛊惑我们，让我们不断地在孤独与关联之间折返。

林培源：朱沛杰分析得很到位。这部小说没有将孤独绝对化，里面每个人物都徘徊在孤独和联结之间，像傅科摆那样来回摆动。

古家铭：如果说故事的前半部分是“联系与断裂”，那么后半部分我觉得它更倾向“有限与回望”。小说里的人物一路上彷徨痛苦，煎熬创伤，最后还是让命运的大河拦截下来了。蒋承泽的死让周振遐开始思考世界的复杂性，周振遐又在濒死的时候思考时间、存在的意义。让人物以这种面貌出场，与其说是命运的邀约，不如说是死亡的提前赴约。在这里，我感觉格非对书中人物的处理是带有一点怜悯的，四位主人公向我们展示了一种“生命的集合”——痛苦、欲望、罪恶、孤寂，这些人物都遇到了生命中妨害他们的“提婆达多”。格非用这些生活残酷的元素，拼接出高速发展的四十年间当代人的精神图景。和契诃夫小说里写到的人物困境不同，格非不将希望放在来处，也不悬置一个有希望的归处，而是借助孤独与死亡的母题，让角色在回望的同时，重新思考如何在虚无中抓住生命的有限。

朱敏嘉：朱沛杰的话引起了我的一些思考。从沈辛夷那样初入社会的青年，到历经世事变得油滑老练的陈克明，再到沉默隐忍的窦宝庆，故事继续流淌，抵达了看淡世事的周振遐，人物出场的进程就是青年慢慢走到暮年的过程。《登春台》四个人物的出身和经历不同，性格各异，唯一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是被命运推着走，在命运面前每个人都显得卑微。沈辛夷把母亲当成自己的“提婆达多”，却一直难以摆脱她的影响；陈克明努力创业却不断失败，自认忠贞最终还是背叛了妻子，他青云直上也不过因为偶然认识了周振遐；而拥有巨大财富的周振遐也不过是顺从命运的安排接手了朋友留下来的公司，过上了自己想要摆脱的忙碌生活。命运让他们与目标背道而驰，又在不经意间推着他们无限接近所谓的“理想生活”。这让我想到了史铁生的那句“当然，那不是我。但是，那不是我吗？”纵观整部小说，如果将几人易地而处，他们所做的决定和到达的结果，也许不会有太大的不同。从这个角度来看，知识、金钱似乎不能决定他们的人生走向，真正引领他们的只是莫测的命运本身。主观上，他们的行动也许会推着他们离命运和理想更近一点，也有可能把他们带向完全相反的方向。

林培源：格非小说经常写到这种命运的莫测，或者说命运的不可抗拒，但它的写法和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是不一样的。《登春台》的沈辛夷、窦宝庆和“江南三部曲”第二部《山河入梦》里的姚佩佩一样，都在和命运的纠缠中往前走。格非写这些人物和他们命运的关系时，不是采用戏剧化的方式，而是把他们放在日常生活或者说人物成长的脉络中来展开。

林洛合：我认为小说的主题是重建关联。经济的快速发展让很多东西都改变了，以前我们是“血缘社会”，现在是“陌生人社会”，人物的聚合不再以地域或者亲缘为基础，原有的关联形式被打破了，于是我们不得不寻找新的关联形式来达到人的平衡状态。刚刚大家谈到四个主要人物，我觉得他们在登上“春台”之前，各有各的命运与伤口：沈辛夷体现出来的是亲情之痛，陈克明是欲望之痛，窦宝庆是道德之痛，周振遐是面对虚无与死亡的恐惧之痛。每个个体就像处在孤岛一样，隔绝他人，封闭自我。除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断裂，小说还写到经济腾飞下人和城乡的剥离。比如沈辛夷，苕溪村的回忆温暖着年幼的她，但传统观念中重男轻女的思想却重伤着她；窦宝庆因为杀了人，本想切断与故乡的一切联系，等待命运的审判，但他最终还是割舍不下血脉亲缘，赡养留在甘肃云峰镇悲苦的父亲；周振遐一开始就是没有故乡的人，他被生母抛弃，从福建辗转到天津，但始终忘不掉童年时在竹林寺避雨做的那场梦。他们和故乡之间存在着藕断丝连的联系和复杂的情感，主动地背离、排斥乡土，抑或是被动地失去乡土，都让他们失去了“根”，在瞬息万变的时代中无处落脚，无所皈依。四个人最终聚合在北京中关村春台路67号，产生了新的关联。可以说，他们最终在命运的交汇里获得了自洽的人生哲学，做到了“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的自在自得、自乐自足。

林培源：林洛合提到重建关联的问题。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原本的血缘纽带发生断裂，人就变成无根的存在，变成原子化的个体。这种情况下如何重新寻求关联？我觉得这个话题非常有意义。我还想顺着你讲的再谈另外一个问题。格非写过一篇文章叫《现代文学的终结》，进入二十一世纪，格非创作的这些作品其实在呈现另外一个主题，就是“乡土文学的终结”。比如《望春风》里，主人公赵伯渝的故乡就因为拆迁改造被推土机夷为平地，他和春琴躲在一座破庙里，没水没电，用一种看似特别无力的方式来抵抗村庄的消失。实际上这部小说就隐喻了整个乡土文学传统的终结。《登春台》也因此区别于乡土文学挽歌式或者颂歌式的书写，它的叙述重心不在乡土，而是落在人在世界中存在的孤独，所以小说里的人物才要寻求联结，重建关联。从这个层面上来讲，他们是在一个被资本、权力、现代性所包裹的世界里寻求自我存在的确认，因为故土已经无法提供这种存在的合理性和自洽了。

吴诗盈：我也觉得《登春台》具有很强的哲学思辨色彩。格非从很高的层面去对社会意义进行观察，在书写人的相互关联和碰撞里带出他的思考。这部小说还让我想到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马尔克斯试图借助对世界上各种各样爱情的探讨来思考抽象的人性主题，我觉得《登春台》同样有这样宏大的追求，不过它是以带有先锋色彩的方式去呈现的。小说以一种形而上的方式开篇，从宇宙的起源写起，然后加入死亡元素，周振遐在回光返照之际浮想联翩，就像屈原《天问》里遨游九天追问人生的意义，同时还带有庄子“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色彩。我们如今生活在一个魔幻的、快节奏的时代，《登春台》通过神州联合公司将四个人产生联系，或许也隐喻了赛博时代人与人产生联结的新方式。小说最后，一切似乎都回归了质朴，比如沈辛夷与母亲即使朝着相反的路走下去，留着最后一丝温暖；窦宝庆的父亲倒数着儿子出狱的日子；姚芩与周振遐获得了一种和谐而温存的相处方式。书名《登春台》暗示了这是个盛世和乐的时代，书中的每个人都以一种自己的方式，去获得了新的自由与和解。

吴美慧：我感受到的是隐含在书中的悲伤基调。小说主要还是在写人与物质，以及人与精神两个层面的关系。从人与物质的关系来看，例如沈辛夷的母亲是把物质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一辈子劳劳碌碌，拼命想要获取优渥的物质条件。在人与精神关系的层面，其中写到了人的情感和信仰。情感方面，沈辛夷其实是在爱情和亲情中产生了比较扭曲的心理，陈克明则是由亲情衍生出的认同感的缺失，所以他也是偏向物质化的追求。窦宝庆对他人充满了疏离感，但他行凶的起因是源自对姐姐的保护。周振遐已经站在了一个相当高的高度，有种高处不胜寒的孤独感，但他的回忆里充满了对爱情、亲情和友情的思考。在我看来，小说的结局有点乌托邦式。我的思考是，“如春登台”是一种理想主义，无论是穷人、富人还是权贵阶层，其实都活在现实中，我们一生中的安宁与快乐，最终都会被死亡所吞没。

林培源：概括起来，就是如何面对有形世界和无形世界的问题。

胡卓昕：这部小说给我带来的是强烈又无法掌控的宿命感，作品中的每个人都像蜘蛛网一样被密切联系着，“世界万物都处于联系当中。”比如陈克明因为开出租车跟周振遐产生了交集，而这种交集是极其偶然的。“登春台”出自《老子》里的“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台”。起初看到“登春台”这个书名，我感受到的是温暖的色调和对春天的联想。可事实并非如此。比如窦宝庆躲到北京，只要他不说，或许一辈子都能逃脱，但命运往往不会让他得偿所愿。他在和郑元春交流的时候把自身的遭遇编成故事，最后暴露了自己。小说开头写道，“每个人降生的那一瞬间都是极其相似，但是离场的方式各有不同”，让我联想到了《安娜·卡列尼娜》的开头，“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但是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 

不知道大家读这部小说时，有没有联想到加缪或者是萨特的作品？比如“他人即地狱”就是萨特剧作里的一句话。刚才我提到，《登春台》要处理的一个重要命题是小说跟哲学的关系。《月落荒寺》写到一个情节，哲学教授林宜生有一天去接儿子放学，遇到了儿子同学的父亲，这个父亲是个科学家，他问林宜生，“作家也好，诗人也罢，本来有义务向我们提供正能量，告诉我们什么样的生活是美好的，是值得过的，但他们似乎更愿意在作品中描写负面或阴暗的东西，这到底是为什么？”这位科学家用了一种特别本质主义的方式来提问，林宜生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说，萨特在演讲中提到“生活从来有两种，一种是自动化的被话语或者幻觉所改造的安全的生活，另外一种就是真正的生活，文学要面对的正是第二种生活”。这里虽然没有直接提到哲学，不过“安全的生活”跟“真正的生活”的说法已经触及到古希腊哲学的问题了，那就是人应该如何生活。

相比《月落荒寺》这个小片段，《登春台》对“人应该如何生活”的主题写得更加细腻。不少同学注意到沈辛夷和母亲的关系，不知大家留意到没有，沈辛夷患有抑郁症，她最害怕听到各种声音，后来她发现，即使是最安静的时候，声音还是存在的。她领悟到，自己不是活在现实中，而是活在那些由言论、训诫、箴劝、格言、琐谈和意见等聒噪的声音围困起来的海上。奶奶一直跟沈辛夷讲“最好就是最糟”，这句话在周振遐那一章也出现了。这种写法，其实是试图通过沈辛夷这一人物来呈现“人应该怎样生活”这个哲学问题。沈辛夷必须远离家庭，经历一系列历险后才能体验到“真正的生活”，而不是活在充斥着流言蜚语和话语规训的世界里。从这个人物身上可以看到，好的小说并不是照本宣科去说教，而是通过人物命运的发展和生动饱满的细节来传达思考。阅读过程中，我们被这些思考的线头牵着走。所以《登春台》给读者提供了一个入口，但它的出口却可能有无数个。一部好小说应该有开放性和多元性。我觉得这就是《登春台》的魅力所在，也是小说的意义、文学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