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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歌后68岁了,曾与邓丽君齐名,仨儿子考上斯坦福

一条  · 视频  · 1 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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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全国高考人数1342万,

再创历史新高,

或将成为史上最“卷”一届高考。

过去几个月,一条对谈了3位学者、教育家,

涉及当下最热门的教育话题:

家长们的教育焦虑,有解吗?

从“小镇做题家”到“常春藤精英”,

阶层差距如何通过教育传递?

教育公平为何需要持续关注?

陈美龄自己是斯坦福大学的教育学博士,三个儿子都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如今各有所成

教育学家陈美龄,

曾是与邓丽君、山口百惠齐名的传奇歌星,

也是一边带娃、一边攻下了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的“学霸妈妈”。

她的三个儿子都考进了斯坦福大学。

她聊到当下父母们的教育焦虑:

“我更希望家长不要那么紧张。

时代真的很快,可能很快AI就什么都帮我们做了……

培养小孩有‘人性’,这是最重要的。”

谢爱磊希望为更多的农村学生做一些事情

华南师范大学教授,谢爱磊,

从2013年起追踪了2000名“小镇做题家”,

发现他们往往会自我低估、自我设限,

付出巨大的情感代价才能拿到普通的剧本。

他们很难凭借学历实现阶层跨越,

只能用“做题”的思维,

在学校、考场和格子间里不停地“卷”。

姜以琳现任上海纽约大学社会学助理教授,2023年因《学神》一书成为皮埃尔·布迪厄教育社会学“最佳图书奖”的首位非美国籍获奖者

台湾学者姜以琳,

则用7年时间聚焦了富裕家庭的“名校精英”,

她指出:“阶层复制就像打牌一样,

精英学生没有办法意识到自己天生拿了多么好的一副牌,

同时也不让那些拿到差牌的人意识到,

自己要付出多少的努力,才可以打好这一局。”
编辑:周天澄、鲁雨涵、韩嘉琪

责编:陈子文

我是14、15岁左右在香港出道的。当时只是做义工,唱歌给一些生活状况不太好的小朋友听、也筹募一些款项来帮助他们。之后就有人叫我去录音,一夜之间就成了歌手。
17岁我去日本发展,也是不知道为什么就红起来。那时候不像现在,偶像就那几个,所有的粉丝都集中在我们几个身上,真的非常疯狂。我去上学,校门口就站满了人;我不能上街自由地买东西,因为总是会被人认出来。迅速的走红发生得很突然,好像只身在一个巨大的风浪里打转。
三十岁的时候,我和爱人结婚,很快就有了小朋友。当时我的事业正在一个高峰,好多档节目都在催促我赶快回去开工。
哺乳期,陈美龄就带着孩子重返职场,没想到引起了舆论的轩然大波,成了当时的现象级话题
我就很自然地带着孩子回去工作了,当时我的孩子还在吃母乳。没想到,引起了日本社会舆论的轩然大波,后来被称为“美龄论争”。当时日本社会普遍觉得,女人做了母亲,就该乖乖回家带孩子,在外面抛头露面地工作实在是太过分。一时间,我被负评、诽谤、谣言缠身,舆论还攻击我:她是中国人,来到日本,难道要把日本的传统都翻转过来吗?
当时美国的《时代》杂志也报道了这件事,有一位斯坦福大学的女教授托人辗转联系到我,她说,你来跟我学吧,你读个博士学位,对社会、性别、经济有一些更系统的研究,你就可以帮助到后辈的女性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带着两个孩子,她孤身来到美国求学
我就尝试性地去考了,结果真的给我考到了。但那个时候我发现第二个孩子已经在我肚子里。就这样,我带着一个孩子和怀孕九个月的肚子,来到了斯坦福大学求学。
一边带孩子一边读书,真的非常辛苦,真的没有觉可以睡。我每天早上8:00左右起来,把一大一小两个小孩送到照看所,自己去读书。一下课又赶快冲去接孩子,喂奶、洗澡、吃饭,等他们睡了我再开始做功课,往往是到凌晨4、5点才能入睡。
两年多后,我回到日本写论文,那是最辛苦的一段时间。我需要同时兼顾带娃、论文、工作三件事。那时候还没有互联网,电脑跑数据也远不比今天便捷。我就在书房里铺好了地铺,每天晚上我写论文,两个孩子在我身边睡觉。

就这么过了两年多,我写完了论文。通过的时候,我真的高兴得不得了,这么多年、吃了这么多苦,我真的成了博士。

在毕业典礼上的陈美龄
“美龄论争”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男女雇佣机会平等法》的通过。曾经,有在公司里面设立托儿所的例子应该是5间左右,现在是5000间;那个时候女性希望去工作,一定要问她的丈夫的意见,现在不用。但还远没有到理想的状态,还是存在收益收入不平等、家庭育儿责任分配不平等等问题,性别处境还是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从偶像成了博士,身边的人看我的眼光开始不同。他们开始相信我,也尊重我的意见。我可以做很多文化人的工作,也可以帮其他的女性更加有信心地回学校继续学习,我觉得是很安慰的。
陈美龄很喜欢孩子,作为联合国国际儿童紧急基金协会的大使,曾经多次远赴非洲探望当地的孩子
我觉得教育是教小朋友去梦想。首先给他们看看世界是很广阔的,你是有很多可能性的。你要去寻找你最喜欢做的事。
等他们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我们就给他们一点工具,教他们要有勇气去踏出第一步。追求梦想的过程中一定会有失败,失败的时候我们教孩子要坚强,站起来继续去做。要是很幸运地成功了,要谦虚、要分享。
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去做医生,做律师,让他们做他们自己喜欢的事情就好了,这就是我的教育的理想。我大儿子三岁的时候和我说,他将来想做厨师,于是他很小的时候我就教他做料理。九岁的时候他突然说他不想做厨师了,我还有点失落。不过也有好处,他现在做菜也很好吃。
还是这个孩子,在斯坦福大学读的是工程师的专业,但快毕业的时候突然跟我说,想要放弃一切去当一个救护人员,他希望可以救人的性命。
救护人员要读两年才能考牌照,而且薪水不高、很辛苦、也没有很多发展空间。但我觉得这个孩子这么善良,真好。我马上说,好,那妈妈再供你读两年,你想要帮助别人,我为你骄傲。
很多家长会咨询我,问得最多的还是小孩子不肯好好做作业、成绩难以提高等等问题。我是有很多小方法可以让小孩子读书不那么辛苦,但我更希望家长不要那么紧张。时代真的很快,可能很快AI就什么都帮我们做了,分数可能完全没有用了。怎么样才能超过AI?AI是大数据的,以前人家想过的事它才会知道,我们要培养我们的小孩子超过AI,就要培养小孩面向未来,想到以前人家没想过的事情。
培养小孩有“人性”,这是最重要的。要哭、要做错事、要后悔、要开心、要爱人、要恨人,这都是人。我们现在的教育好像训练我们的小孩子做机器,但我们不要小孩子做机器,要让小孩子做一个很生动的人。
现在有很多年轻人,他们都不喜欢上班,他们觉得我这么辛苦,难道就是为了公司吗?他们想休息一下,这是一个新的趋势。
我觉得爸爸妈妈最重要的就是理解。不需要非得告诉ta要走什么路,让ta自己慢慢去想一下,可以的。刚才也说过,这个社会转变得很快,而且现在我们的人生是100年,让年轻人偷懒两三年没问题,让他们寻找一下,迷茫一下,也是可以的。
可能等他们思考过之后,他们发出来的力量更大。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理解包容,然后接受ta,告诉ta,你还是有价值的。

2020年的时候,“小镇做题家”这个概念在线上火起来了。有三条标准:1、出身农村或者小镇;2、擅长做题,通过高考,进入一流大学;3、缺乏视野和资源。每一条都特别的客观,好像是摁在他们身上的标签一样。
包括出现了一些污名化的现象,说他们“视野狭隘”、“综合素质不高”、“没出过什么远门”、“格局小”、“只会做题”等等。

但不是的。我就是一个典型的所谓“小镇做题家”。我在安徽农村长大的,那时候还是一个国家级的贫困县。

谢爱磊的老家
小学是在村里上的,条件很艰苦,一下大雨,老师就不让我们上学,怕建筑塌了。也没有课桌,只有桌面,底下是用砖头垒起来的。我们的老师也不会普通话,都用方言带我们读课文。从小学到初中,我从来没有讲过普通话。

高中到了市里面,大家都讲普通话,我一下傻眼了。因为自己不会讲普通话,不敢讲,我的同学很多人觉得我是哑巴。

谢爱磊曾在海内外名校学习和工作
我高考考得很好,是学校的文科第一名,但是填志愿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困扰。我们小村子里面就没有谁上过特别好的大学,最好的是安徽大学。想着综合类大学学费比较高,师范类学校可能会有学费补贴,所以我最后就填了华东师大的英语专业。
后来我才知道,当时北大是可以上的,比复旦的分数线也高了二三十分。
谢爱磊现在是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
上大学的时候,每次回老家给孩子们补课的时候,我更加深入地意识到,我们的孩子面临的一些问题是结构性的,不是他们自己的努力不够、向往不够,而是社会结构局限了他们的尝试。我想把这些困扰表达清楚。
2013年,我在4个985学校,每个学校找500个学生,分别在他们大一结束、大二结束和毕业半年后的三个阶段,先进行问卷调查,紧接着做访谈。
我其实一直不太愿意把我研究的学生群体叫做“小镇做题家”。我最初的研究想法很简单,就是精英高校里面的农村籍(包括农村和乡镇)学生。

我跟学生交流的时候,经常听到他们说,“这个类型说的好像就是我”,“我觉得好无力、好悲哀”。但是社会科学研究应该是要给人力量的,而不是把人框在一个架构里面,让他们认为自己就是这样的,从而失去了向前的动力。

纪录片《高考》,一名高中女生在晨读
几乎所有受访者都有一些共性。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整个高中生活就是“培养做题机器人”。早上6:30起床早读,上午四五节课,下午四五节课,中间吃饭吃个5分钟,晚上10:00回宿舍以后还得学习。很多同学都因此出现了健康问题,甚至延续到大学以后。
这种高度竞争性的教育模式,让他们对于自己想变成什么样的人,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完全没有想法。到了大学以后,面对突然的空闲时间,不知道干什么。

我的一位受访者叫作小毅,他回忆说,刚进入大学的时候,首先看到的是教室、图书馆。每次经过游泳中心、学生活动中心,都没有推进门进去看一看。到了毕业的时候,他说,“当初应当推开门进去看看的,也许这四年会过得不太一样。”

纪录片《出路》拍摄了不同阶层孩子的命运
左:来自甘肃马百娟在做完农活后读书
右:北京女孩袁晗寒辍学后在父母资助下,在游历欧洲
很多人会讲,农村的孩子很“自卑”,这么说好像他们天生就是这样的,而忽视了背后的社会原因,其实这就是一种“谴责受害者”。
我觉得更合适的说法是“自我低估”,这和两个社会阶层的价值认知是有关系的。

社会流动有一个很深层次的含义,就是一个社会阶层的文化生活是值得肯定的,另外一个不那么值得肯定。那些农村孩子,他们的童年其实也挺美好的,下雨天在稻田里面玩,会放鞭炮,会恶作剧什么的。

《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中出身贫寒的陈孝正
但是一到了城市的生活环境当中,得到肯定的是另外一些东西,会才艺,会跳舞、会唱歌,会弹钢琴。农村孩子不擅长这些,他就会觉得自己的社会能力不如别人,在社会生活领域做一些探索的时候,就会发怵。
我们的社会流动的机会可能不像父辈那一代,有个大学文凭可能意味着很多。尤其是现在,你还要做很多的事情,在社会生活领域的探索,积累各种各样的社会文化资本……这些用刷题的经历是没有办法去应付的,到大学毕业的时候就处于竞争的劣势了。
但是不是年轻人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就没有思考,他真的就不会赋予自己生活意义?我想可能低估了我们年轻人。

我访谈的所有学生,其实每个人都会反思,都尝试去改变。当他们在用“小镇做题家”这个词自嘲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在做反击了。

谢爱磊一直鼓励研究生关注教育公平的课题
现在我是教育科学学院的,我的学生将来大部分是会做老师的。我会尽量培养他们的社会学思维,让学生看到社会阶层方面的教育不平等。
同一个群体内部,有些人能上大学,有些人不能上大学,就是努力不够或者智商不够。这是“贤能主义”与“优绩主义”给我们的故事版本。我想驳斥这个版本。
我在做研究的时候就发现,农村来的孩子不太善于向上社交,这样会错过很多机会。我就带着他们跟我们学校里面的老师一个个吃饭,院长、副院长、系主任还有教授都吃过了。

我特别鼓励他们出去,在周边旅游,我还会送一些票给学生,让他们去听听音乐会,看看展。我说为什么?因为你们将来就是你们要教的那些孩子的眼睛。

谢爱磊和学生关系很好
中国人还是比较信奉教育改变命运的。但是假如我们的教育只剩下标准答案和高分数,只剩下优胜劣汰和成王败寇,那么它就注定只能制造“小镇做题家”、“大厂做题家”,而不能使我们的学生看见更加丰富的选择,拥有更加丰满的人生。

在我看来,教育不是让他们看到另外一种生活高大上的地方,而是重新去肯定自己原来生活的一些价值这个可能是教育更加终极的价值,也只有这样才能够长久地解决一些内心的困扰。

从2012年到2019年,我花7年的时间追踪了28位“精英学生”。他们就读于北京市排名前5的两所中学,并且都来自于富裕阶层。

他们的家庭收入是全中国城镇的前10%,中位数是前10%的至少两倍以上。父母们不乏清华北大的校友,还有留学生、博士。

调研中,我发现,越是金字塔顶端的人,越容易对人群进行细分。

在我所调研的两所中学里,可能有1/4的学生都能上清华北大,在这群人数很narrow(窄化)又非常优秀的学生中,学霸和学渣已经不足以区分他们之间的差异。所以他们有更细分的四级地位体系——学神、学霸、学渣和学弱。
学校里的四级地位体系
最高高在上的就是学神,看起来没在念书但就是成绩很优秀;学霸成绩和学神差不多,但每天都在努力,临考前要开夜车;学渣就是成绩不怎么好,也看起来没在读书的;学弱在食物链的最底层,虽然很努力地学习,但成绩还是不太好。

这里引入了一个“可感知的努力程度”(perceived diligence),俗称松弛感。

“学神们”热衷表现自己的松弛,来稳固自己金字塔尖的地位。尤其是上了大学以后,他们自然而然就和那些出身小镇、整天学习的“做题家”们划清界限,把后者排出自己的圈子。

美国顶尖中学的马术课
纪录片《世界的孩子:我在美国读高中》

我调研的父母里,他们习惯性说自己“什么都没有做”。但其实,他们付出的可太多了,从心理咨询到课业辅导,再到孩子的生活起居,规划孩子每天的时间安排,精细到每5分钟、每10分钟。

精英父母往往是很擅于谋略的。他们看得到10步以外的距离,知道怎么做可以一步到位,怎么做最有效率;他们知道怎么做能让小孩容易接受,也最皆大欢喜;他们懂得在社交关系里应对进退,能够榨取到别人不想告诉你的独家信息。

28位学生里,参加高考的有17人,其中11位都通过自主招生以及其他政策获得了加分。其中包含一些非常隐秘的加分方法,比如奥数冬令营。
高考加分图表
注:b为“三好学生”,于2015年被废除
当时,有一位名叫浴朗的女生意外在奥赛中发挥失常,失去清华的保送资格。她的妈妈很快跟学校的奥数老师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最后打探得知,如果送女儿参加北大举办的一个奥数冬令营,就有机会获得60分的高考加分。后来,浴朗成功考入了清华大学。

这位母亲有很强的危机管理意识,她知道老师身上有隐藏版的讯息,懂得如何靠关系网去获取这些内部消息。

精英父母给孩子的经济支持也是让他们成功的关键。有一个学生因为SAT考试成绩不够理想,一年之内往返新加坡5次,其中包括机票、酒店、报名费,就是为了能让孩子能在分数上更高一点。


精英们相信自己靠“天分”和“实力”赢得了一切
揭示精英教育如何复制阶层的韩剧《天空之城》
精英群体中,常常会看到一种“我配得”的心态,就是“我够好”、“我值得”,这和东亚语境下,人们普遍的“不配得感”形成了反差。他们在成长过程之中遇到什么需求,只要表达了,就会有人来帮忙。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理所应当”的心态。

精英复制就像打牌,少数玩家拿到一手好牌,大部人拿到的则是普通的牌。拿到好牌的人擅长使用各种策略,拿到烂牌的人却常常无计可施。

上海街头,等待孩子放学的家长
精英们觉得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是靠实力得来的,而且喜欢把自己的成绩归功于“天分”。天分这两个字非常地模糊,它把家庭背景、学习习惯等后天的因素,也全都浓缩其中。这种天赋说,合理化了他们从家庭传承来的优势、抹平了不同人之间的资源差异,让一切的分化看上去合情合理。

精英“天经地义”的态度也是全社会默许的结果。这些年,媒体上经常会渲染一些超级精英的成功故事,比如谷爱凌,近期大火的“天才少女”郭文景,媒体报道他们的“努力”与“天资”,但翻看他们的出身和履历,其实对大众来说并没什么借鉴意义。
我在《学神》里说精英们其实是现在社会不平等的一个蛮重要的推力之一,这群学生他们本身的存在,以及他们被教育出来合理化自己优势的这个过程,已经是在造成不平等了。

所以停止“天赋能力说”,意识到精英复制背后的机制、方法,才有可能让我们的社会朝更平等的方向前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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