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宁：天下学子 金榜题名

济宁，这颗鲁西南的明珠，是在河床里孕育出来的。

济宁的命运与“水”休戚相关，这里是古四渎之一“济水”流过的地方，是京杭大运河的地势最高点，是东夷文化、儒家文化、水浒文化的发祥地，“运河之都”、“孔孟之乡”，都是它的重量级标签。

多种传统文化的杂糅，让这座城市有着丰富的“硬核内涵”。

黄海之滨，泰山岩岩，大河汤汤。

山东地区早在数十万年前就有了人类生活的踪迹，是中华文明重要的发祥地之一。

济宁的“济”来自济水，古四渎（江、河、淮、济）之一，是一条如今已然消失在地图上的河流，济南、济源、济宁、济阳等地名都曾是它的坐标。

1855年，决口的黄河冲破了原有河道，改为东北走向，在山东境内借大清河（济水下游）入渤海。这次决口，使黄河结束了六百余年夺淮入海的历史，却也抹去了济水在现实中最后的印记。

好在济宁的动脉还有大运河。

济宁与运河缘起于元代。

公元1271年，元朝定都北京，为了解决都城的物资供给，元朝依旧沿用了历朝历代倚靠的“漕运”。新开挖的运河舍弃了隋唐运河的老路，不再绕行洛阳，而选择裁弯取直，开凿了从大都（北京）至杭州、经由济宁的新河道，奠定了今天京杭大运河的基本走向和规模。

济宁由此南达江淮，北接京畿，一跃成为齐鲁大地的繁华都市，“商业之盛，甲于全省”。这座地道的运河港城，明、清之际人称“小苏州”。

不过京杭大运河北段并不总是畅通无阻。

运河的贯通使得济宁周边零散的水道得以联通，但水源问题仍亟待解决。

济宁地处黄淮海平原与鲁中南山地交接地带，以平原洼地为主，地势东高西低，地貌较为复杂。

山东临清至济宁段运河通称为会通河，此段穿越了山东西南的丘陵地区，是大运河地势最高的一段，因此会通河又被称为“运河水脊”，此处的水源补给成为通航成败的关键。

为解决运河用水，元朝时在今泰安市附近的汶河上筑堽城坝，引汶水入洸河往西南流向济宁；又在兖州城东的泗水上筑金口坝，引泗水西去与府河合流，形成“汶、泗、洸、府四水济运，南北分流”的格局。

2024年“茅台1935·寻道中国”-“喜逢大运·共赴山河”第五站，我们来到了这片地理和文化的高地。

“济宁通则全河活，济宁塞则全河停”。

济宁南控徐沛，北接汶泗，是运河咽喉地段，但同时，它又是运河治理和维护的“老大难”。

黄河多次决口以及济宁本身地势较高，导致部分河段常常淤塞、断流，元明清三代统治者都把济宁河段作为漕运重点关注对象。

河道最高行政长官——河道总督，在清康熙以前都驻守在济宁。

为疏通河道历朝都修建了多处水利工程，不过元朝修建的堽城坝和金口坝收效甚微，或许是郭守敬在勘探时出了什么差错，对运河“水脊”所在地的判断并不准确。

明朝初期，由宋礼和白英老人主持修建的戴村坝和南旺分水鱼嘴，才真正解决了问题。

戴村坝坐落于山东大汶河与黄河支流大清河的分界线上，戴村坝分为玲珑坝、乱石坝、滚水坝三段，依靠不同坝段的不同高程和长度，分级漫水，调储汶河水量。

于此处截流大汶水，开挖小汶河，引过来的水在南旺分水，七分向北，三分向南，故有“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的说法流传。

除了引汶济运、借水行舟、开凿数百泉眼引水，宋礼和白英还修建了数个大型水柜。

水柜就是运河上的“水库”，丰水期蓄洪，枯水期济运，通过蓄水、放水来调节运河水位，保证通航。

这套工程从根本上征服了南旺水脊，是我国大运河史上水利工程技术的创举，保障了此后五百多年间的漕运畅通。

有明一代，海运式微，河运繁盛，济宁当南北咽喉，子午要冲，当之无愧成为鲁西南转运贸易的主要码头。

舟车往来，人员聚集。庞大的漕运船队，有力地带动了济宁商业的发展，使其成为明清时期全国著名的商业城市之一。

清《济宁直隶州志》就有记载：“（任城地处）南北之交，人物之盛甲于齐鲁，往往名公巨卿、文人墨士，安其风土而寄迹焉，故侨寓特多”。

运河的便捷和经济的发展，吸引了无数南来北往的商贾旅人、文人雅士，各地风俗习惯和文化得以输入，济宁的孔圣儒学、水浒文化等也通过运河源源不断地流布四方。

虽从元朝开始才借了运河的东风，但曲阜从春秋时期便对文人有致命的吸引力，这吸引的源头，就是“至圣先师”——孔子。

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少年立志向学，青年游周适齐，壮年出仕谋政，周游列国，晚年归鲁兴学，纂订六经，垂范后世。

25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中国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教改”，办私学、开书院，让知识得以在民间传播，领头人就是孔夫子。

济宁最著名的地点是“三孔”景区，即孔庙、孔府、孔林。孔庙位于山东曲阜城中央，这座古建筑群距今已有两千多年，规模几乎可与皇宫媲美。孔庙东墙外的阙里街是孔子故里，也是他最早创办私学的地方。

在孔子开办私学以前，知识与教育是贵族手中的垄断资源。但孔子的讲学秉承“有教无类”的理念，无关身份，不收学费，只要带上十条干肉作为入学礼即可，这也是“束脩”的由来。

西周初年，周公旦获封于洙泗之滨的商奄故地，建立鲁国。即使身处诸侯争霸、礼崩乐坏的时代，鲁国仍较多地保存了西周的礼乐制度。

孔子倡导并实践的教学，是名副其实的“素质教育”。

以礼为本，同时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不仅要教出通达睿智的谦谦君子，还要求学生们文武兼备，文理皆通。

重“礼”的儒学思想，逐渐成为治国之道，获得上层统治者认可，西汉时期，汉武帝采纳了大儒士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选择了儒学作为大一统帝国的正统思想。

《礼经·礼运》说：“礼者，君之大柄也。”即国君用来治理国家的重要工具。比如用礼来判别是非、洞察幽情、划分等级、规定秩序、建立伦常、区别尊亲。2000多年间，孔子被历代统治者奉为偶像，尊为“文圣”，敬作“万世师表”，还有“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的美名流传。

儒学成为治世思想，指导国家选举人才，最直接的手段就是科举考试。

科举是隋朝开始的一种选官制度，通过考试笔问选拔官员。唐朝时科举制度已发展成熟，读书、考科举成了无数人改变命运的途径。

那时由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的人才并不是思维僵化的书呆子，实际上科举考试的“科”就是来源于考试内容涉及的十数个科目（宋代时从诸科合为进士一科），古代科举考试要选拔的是全才、通才，成为国家建设的基石和栋梁。

而历代皇帝也不断通过建设“文庙”、举行“祭孔”仪式等方式来表达对于儒学的尊崇，与对于天下学子的纳贤之心。

在元、明、清三代，只要考中举人，就有资格把名字永久保留在孔庙的石碑上，让后人瞻仰。孔庙的前院有198块石碑，上面刻着元、明、清历届科举考试中，进士及第者的姓名和籍贯。在其中仔细寻找，还能看到纪晓岚、刘墉、袁崇焕等“名人”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