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我在古代点外卖

论“吃饭糊弄学”，谁也比不了当代年轻人。拿出两片干巴面包，像刮腻子一样抹上黄油，再放上一些菜叶和火腿片，一顿简单低脂的“白人饭”就做好了。

在当下的快节奏生活里，很多人对吃饭的态度逐渐从享受美食到“维持生命体征”。然而，当我们回望中华五千年的饮食文化，会发现这种极简主义只是漫长美食探索历程中的一个小小注脚。从最初的五谷杂粮、果腹之需，到色香味俱全，再到如今享誉世界的八大菜系，每道佳肴背后，都承载着历史的沉淀与文化的交融。

世界上最早的饮食，要追溯到远古时期。人类直立行走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以生食为主。直到被称为“火祖”的燧人氏发明了钻木取火，教人熟食，才结束了一段茹毛饮血的历史。可以说，烧烤是人类饮食的共同起点。

火将人类与禽兽的饮食习性区分，而餐具则开始将人与人划分为不同阶层。夏商周时期，青铜器开始广泛使用，繁复的青铜礼器，承载着对天地神祇的敬畏，为每一次宴饮赋予“仪式感”。在这一时期，饮食不再仅仅为了生存，它开始融入礼仪制度，成为维护社会秩序、彰显身份地位的重要手段。

“簋（guǐ）”作为商周时期的“铜饭碗”，主要用来盛放黍、稷、稻、梁等主食。除了用作食器外，它还可用作礼器，与鼎配合使用。列鼎与列簋是周人礼制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从西周中期开始，使用者的身份等级决定了他们可以使用的数量，一般是以偶数组合配合使用。

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多方饮食也进行了融会贯通。来自西域的食材与烹饪技艺涌入中原，与本土文化相融合。隋唐时期，这种交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食材越发多样化，烹饪技术也在不断创新发展。

这一时期，宴饮之风盛行，各种美食佳肴层出不穷。唐代韦巨源的《食谱·烧尾食单》中记载：“生进二十四气馄饨，花形、馅料各异，凡二十四种。”二十四个馄饨形状不同，馅料各异，可见当时饮食文化的高度发展。

如果说唐朝的饮食是以“繁”著称，那么宋朝则是以“精”取胜。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记载：“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

我们现在日常饮食中运用最多的“炒”的烹饪方式，在宋朝开始大面积普及，《东京梦华录》中多次出现“炒兔”“炒蟹”“炒蛤蜊”等菜肴。可以说宋朝的烹饪，直接快速进化到了近现代，在此期间，《山家清供》《饮膳正要》等多种著名菜谱出现，并流传至今。

打开《清明上河图》这幅描述宋朝人日常生活的“纪录片”，入眼可见的是酒楼茶馆，几乎占据了画中建筑的一半，可见当时的人们，日常就是喝茶逛吃下馆子。

南宋诗人王安石曾说：“夫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以无。”由此可见茶在宋朝人中的普及程度，人们对茶的重视程度也不可小觑。从采茶到制成茶叶的整个流程，都有专门的“督茶官”严格把控。

采好的茶叶经过多道工序去掉其中的苦和涩，再用模具制成饼并烘干，就成了风靡王公贵族的团茶。而在民间，散茶更为流行。

茶文化渗透在宋人的生活中，由此发展出的主流饮茶方式有煎茶和点茶。煎茶是将茶饼碾成茶末，再放入茶铫中加水烧制，并加入调味品。点茶则是将研磨好的茶末事先在茶盏中以少量开水调成均匀的茶膏，然后一边注水一边轻轻搅动，成品很像现在的咖啡拉花。

除了“下午茶”，宋朝人在正餐上也毫不含糊，适合不同人群和需求的餐馆已经很完善了。

彼时的餐馆分为三种，分别是正店、脚店和分荣。《东京梦华录》记载：“在京正店七十二户，此外不能遍数，其馀皆谓之脚店，卖贵细下酒，迎接中贵饮食。”

正店相当于现在的高档酒楼，专门为达官贵人承办酒席，很少接单外卖；脚店则是中档餐厅，可以送外卖，但起送价较高；分荣相当于大排档、苍蝇馆，生意火爆，店小二热情，外卖单也最多。

北宋时期有座“樊楼”，名列“七十二酒楼之首”，是当时最有名气的正店。《东京梦华录》中不止一次提到樊楼：“宣和间，更修三层相高，五楼相向，各有飞桥栏槛，明暗相通，珠帘绣额，灯烛晃耀。”

宋朝建筑多为一二层高，但身处三层高的樊楼上，甚至可以眺望到近处的皇宫，可谓是前所未有。南宋名臣刘子翚在回忆汴京的繁华时，曾写下诗句：“忆得少年多乐事，夜深灯火上樊楼。”

发达的餐饮业必然催动更发达的外卖业，这点在古代也同样适用。宋朝时，市井经济繁荣，许多饭店为了揽客，衍生出了外卖配送的业务。在《清明上河图》上就有手端饭食和筷子的人，正在送餐途中。

其实在宋朝之前，外卖业务已初具雏形，但“外卖”一词在《东京梦华录》才被首次提及：“更外卖软羊、诸色包子，猪羊荷包，烧肉乾脯，玉板、鮓豝，鮓片酱之类。”

当时对外卖小哥也有专门的称呼——闲汉。据《东京梦华录》描述：“更有百姓入酒肆，见子弟少年辈饮酒，近前小心供过，使令买物命妓，取送钱物之类，谓之闲汉。”这些闲汉工作时间自由灵活，接单后送餐的模式跟现代的外卖简直一模一样。

宋朝的外卖业极为发达，无论人在哪里，都能点到外卖。一些饭馆茶坊甚至提供水上外卖船，《梦粱录》记载：“撑船买卖羹汤、时果、酒水、菜蔬、鸡鸭、海螺……及点茶，供茶果。”

外卖的种类之丰富，是足不出户就能享八方美食的程度：“又有专卖家常饭食，如撺肉羹、蹄子清羹、鱼辣羹、鸡羹、耍鱼辣羹、猪大骨清羹、杂合羹、兼卖蝴蝶面、煎肉、大熬虾等蝴蝶面，及有煎肉、煎肝、冻鱼、冻鲞、冻肉、煎鸭子、煎鲚鱼、醋鲞等下饭。更有专卖血脏面、齑肉菜面、笋淘面、素骨头面、麸笋素羹饭。又有卖菜羹饭店，兼卖煎豆腐、煎鱼、煎鲞、烧菜、煎茄子……”

就连皇帝，也会时不时忍不住想叫点外卖打打牙祭。《癸辛杂志别集》记载：“帘前堆垛见钱数万贯，宣押市食，歌叫直一贯者，犒之二贯。”宋孝宗晚上赏过花灯，激情下单夜宵，“南瓦张家圆子”“李婆婆杂羹”等“网红”小吃店，还打赏了外卖小哥两倍送餐费。

《东京梦华录》第六卷中“十五日贺诣上清宫”一节，也描写了皇帝点外卖的盛大场景：“宣和年间，自十二月于酸枣门上……都下卖鹌鹑骨饳儿、圆子、拍、白肠、水晶鲙、科头细粉、旋炒栗子、银杏、盐豉、汤鸡、段金橘、橄榄、龙眼、荔枝。诸般市合，团团密摆，准备御前索唤。”外卖需求能够这么快速地被响应，皇帝可谓是古代外卖“APP”里的VVVIP。

在外卖包装上，古人也十分讲究。《东京梦华录》写道：“凡百所卖饮食之人，装鲜净盘盒器皿，车檐动使，奇巧可爱。食味和羹，不敢草略。”当时的食盒主要有木制、瓷制两种，有些讲究的饭店甚至会用银器送餐。

颇为有趣的是，随着时代从农耕文明跨越至信息社会，那些曾经靠双手辛勤劳作的年轻人，在踏入城市的门槛后，仿佛穿越时空，以另一种形式续写着唐宋时代的传奇。他们化身为一个个“骑手”，带着热气腾腾的饭菜，穿梭于繁华的街道与狭窄的小巷之间，成为都市脉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这一刻，我们似乎能够感受到《清明上河图》中的生活，尽管时代背景已截然不同，但那份独属于中国城市的烟火气息——那份人与人之间的紧密连接以及对生活的热爱与追求——跨越千年，依然在这片土地上绵延不绝。

孔子曾提出“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理念，某种程度说明了中国人自古以来对饮食精致化的追求，也是每个时代对饮食文化不变的向往。

饮食，不单单是为了充饥，而是传承历史精髓与促进社会互动不可或缺的媒介。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那份根植于中国人心中的温情，始终如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