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介绍了数字复生这一科技话题，它涉及基于逝者生前资料的数字拟像，以及现实与科幻交界的技术探讨。文章从数字复生的定义、动机、形态和对象等方面进行阐述，对比了中外科幻叙事在这一话题上的表现，特别提到了中国数字复生叙事的特点和文化背景。文章还讨论了数字复生对社会、伦理和人性等方面的影响。
数字复生是一种科技手段，模拟亲友与逝者的文字或视频交互，解构了传统生命状态，使后死亡状态变得可能。
根据复生动机、形态、对象和场域，数字复生可分为不同的类型。其中，弥补家属或自我离世的复生叙事尤为引人关注。
中国科幻作品将传统生死观、代际观与伦理观放置在数字余生或新生中进行试验，体现了中国文化特色。
数字复生引发了关于生命、伦理、情感沉溺等方面的讨论。中国数字复生叙事展现了与中国文化相通的人生态度与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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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复生”近年来成为国内外科技研发及商用的热点和媒体热议的话题。与之相关的数字生命拟像，例如逝者聊天程序或影像，已成为人们寻求与逝者延续关联、缅怀逝者、进行自我疗愈以及在世间重新定位的科技媒介。“数字复生”基于逝者生前资料模拟亲友与逝者的文字或视频交互，看似解构了“人死不能复生”的生命进程，使社会学学者迈克·雅各布森提出的“后死亡”变得不再虚无缥缈。
相比传统生命状态，后死亡意味着科技在某种意义上解构了死亡，例如实现生者与逝者之“交流”。2023年，一名中国视觉设计师用AI技术“复活”了奶奶并与其聊天，在媒体上引发热议。但这种“数字复生”仅为逝者的浅表式数字拟像，真正意义上的后死亡状态尚没有现实科技支撑。
与现实情况不同，后死亡状况在科幻想象中并不“违和”，且现实中的“数字复生”在科幻中往往延展为技术范围更广的“科技复生”。相比现实研发要克服技术难题，科幻常聚焦于技术实现后的人之境遇。在宝树小说《中元节》中，老魏“在医院中最后一次昏迷后似乎没多久，就又醒来了”，开始了离身化的“数字余生”。
处于现实与科幻交界域的数字或科技复生如同人们在逝者生命句号后绘制的延长虚线，它尝试重新丈量生死的距离，并克服自然生命的有限性。从影响角度讲，它或会重塑人的生死观，但也无法避免生命与家庭伦理争议。在“数字复生”成为社会热议话题之前，中外科幻文艺就已基于“如果复生了……会怎样？”的假设，讲述着后死亡时代的人类存在与境遇。
离世是常人难以消解的痛点，它在“数字复生”之科技许诺的撩拨下演变为既令人浮想联翩又有伦理责难的时代痒点。AI时代的科幻文艺，特别是日常科幻叙事，正越来越多地关注人与创新科技在近未来日常场景的交互，不断探索科幻与现实的交界域，数字复生叙事就是典型案例。在科幻叙事中，数字或科技复生可依据复生动机、形态、对象和场域进行分类。根据动机，科技复生可分为弥补类、增强类、商业阴谋类等。根据形态，科技复生可分为数字类、生物类和机器类。从对象来看，科技复生可分为复生亲属、自我以及包括名人乃至大众的他人。其中，复生亲属最为常见，复生自我的典型案例是《天鹅挽歌》。从场域来看，科技复生可分为私域与公域复生，《马上回来》属于私域复生，《上载新生》则既有个体复生，也勾绘了后死亡社会的光怪陆离。
其中，为弥补家属或自我离世的复生叙事尤其引人关注。相关欧美科幻叙事早已出现，在此以21世纪以来的作品为例：在《马上回来》中，玛莎虽尝试接纳男友的复制体，但最终还是纠结于男友生前死后的身份同一性；《超验骇客》中的威尔在数字复生后获得了超能力，这让妻子和挚友都不再信任他；《上载新生》则展现了科技资本对逝后生存的钳制，人的数字生存没有了尊严可言。在此，观众看到的是欧美科幻叙事对复生的伦理反思、对科技复生身份同一性的审视、对科技资本钳制的讽刺等。
近十年来，中国中青年科幻创作者凭借对前沿科技与时代精神的敏锐嗅觉，常将数字复生这种宏大生命政治话题凝聚在家庭场域中，以重建生命、家庭与社群秩序。他们创作了不少科技复生故事，数字类尤为常见，让这类主题一跃成为近年来中国科幻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例如，《中元节》中的老魏在中元节这天在墓地被唤醒，然后踏上了回家探亲之旅；胤超科幻剧《云清明》中的云端服务让肖杰有机会弥补愧疚，完成与父亲的最后告别；在王诺诺小说《绝当》中，阴阳两隔的爷孙俩追求着“摆渡人”手艺的代际传承，仿佛“数字超度”是中国社会的传统手艺。
在中国数字复生类作品中，《天上的风》《流浪地球2》等侧重讨论生命、意识、主体以及伦理等超越特定社会文化的人类普遍关切；《云清明》等作品则更多是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对话，讲述着国人在传统与现代、现实与虚拟以及代际之间的感人故事。
不同社会文化看待生命和死亡、传统与科技的方式不同，对待数字或科技复生的态度也有差异，这也会体现在科幻文艺中。与欧美科幻文艺作品《马上回来》《超验骇客》《上载新生》等相比，《云清明》《中元节》《匣中祠堂》等作品既有普遍的人性拷问和伦理关切，又有中国文化色彩，堪称中国式数字复生叙事。这些作品将传统生死观、代际观与伦理观放置在数字余生或新生中进行试验，中国文化特色既表现在“云清明”和“匣中祠堂”等文化符号中，也体现在其蕴含的中国文化精神中。
数字复生设想契合中国传统的魂魄想象与孝道观念。这是中国数字复生类叙事在AI时代井喷的原因之一。中国民间信仰中有肉身消亡但魂魄仍在的想象，当这种想象遇见当今的数字技术，令人得以用更“有技术含量”的方式想象着死后余生。如《且放白鹿》中所言，“如今，快速迭代的人工智能以其深不可测的算力，让[死后魂魄不散]传说几欲成真”。这在中国孝道传统中能获得积极响应。
中国传统缅怀和丧礼理念显影于数字复生叙事中。《荀子·礼论》记载，“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事死如生，事亡如存，终始一也”。“云清明”最终结局就类似于荀子理念：“云清明”虚拟了父亲的重新在场，肖杰可在三十天期限内践行孝道、弥补遗憾，并最终回归现实，承担起一家之长的责任。
中国数字复生叙事中的设定展现中国态度和智慧。中国数字复生叙事中既有极高的亲情浓度和强烈的缅怀需求，又有节制、和解、放手与建构。相比《马上回来》等欧美作品对实与虚等伦理困境的执念，中国作品并未忽视伦理讨论。例如，《云清明》对情感沉溺风险的揭示，《中元节》中角色对“数字逝者”身份的质疑。同时，也展现了与中国文化相通的人生态度与智慧：《地图里的祖父》和《且放白鹿》中的主人公并不纠结于逝者数字重现的真实性；《云清明》中的肖杰开始时沉溺于云端，但最终在父亲指引下选择放手、往前看；《中元节》中的老魏打消了对数字自我的怀疑，在责任认领中笃定了存在的意义。
在此，中国传统与数字科技在个体存在中完成磨合，现实此岸与虚拟彼岸在情感上建立勾连，代际张力和伦理责难在数字世界中得以缓解。不可忽视的是，中国当代数字复生叙事并非中国传统观念与社会文化的新瓶装旧酒，而是新一代科幻人将传统文化与前沿科技、时代精神糅合的结果。中国科幻已成为中国传统与科技前沿碰撞、交融和生发的前沿阵地。在《匣中祠堂》中，父子在虚拟祠堂中消除了隔阂，虚拟技术让传统文化在传承中生发出了新图景。在近未来，不断演进的AI技术或会让“数字复生”更多介入生活日常。科幻叙事虽不易直接导向或指导未来实践，但当下中国科幻文艺既能激发读者或观众思索未来的存在和伦理问题，也会成为未来科技对人性伦理冲击的“减速带”，帮助人们“间接免疫”于在后人类和后死亡世界的不确定性。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现代技术治理理论问题研究”（21&ZD064）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文学文化研究院教授、阐释学研究院兼职研究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项江涛
新媒体编辑：张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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