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候鸟家庭，那些为孩子上学付出的人生

成为候鸟

孩子上小学那年，林一凡在反复衡量之后，一家五口搬进了东城区一个套内面积35平方米的房子里。当初装修，为了住下孩子的姥姥、姥爷，设计师画了好几轮图纸。最终，这个家舍弃了客厅、沙发。夫妻加孩子三口人睡一张上下铺，再加个隔断，姥姥、姥爷只能睡两张单人床，脚对头，在房间边上贴出一个长条。

林一凡在医药行业工作，和丈夫多年打拼，在北京拥有3套房子。但为了孩子到北京东城区的小学念书，他们住进了最小的这套。搬进东城之前，她就想过，要开始过一个很「苦」的生活了，可这份苦还是比她想象得更琐碎。

人是住下去了，但空间实在勉强。隔音是没有的。床跟床之间的距离不过两三米，老人早上4点起床，林一凡就会被吵醒。谁打个电话，整个家都听得很清。5个人挤在一起，隐私变成了极为奢侈的东西。

虽然买了车，也无法在车位紧张的东城区拥有开车自由，车子周一到周五都不敢轻易挪动。

在逼仄的空间里，一家五口没有一个是开心的。尤其是在有选择的前提下。日常矛盾几乎一触即发，两代人很多年没在一起生活过，因为反对母亲把洗衣液的瓶子剪成肥皂盒用，林一凡跟她母亲大吵了一架。

做出候鸟的决定之前，林一凡也想过解决办法。比如租个大点的房子，但以孩子的小学为圆心，半径一公里内能选择的小区有限，且都很老。「很难租到愿意住的」，但凡装修好一点的，流通出来的机会都很小。她也尝试过让父母搬到朝阳区的另一套房子里住，结果老人来回两边跑照顾孩子并不方便。

哪怕在北京拥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能做的选择好像也不多。生活在持续的忍耐中向前，直到一次林一凡父亲的腰疼犯了，老房子没有电梯，救护车开到楼下，发现楼道太窄，担架上不了，他只能忍着剧痛从4层走下来，才被救护车拉走。因为愧疚，那之后，林一凡发誓不会再让父亲过这样的生活。她让老人收拾东西去了昌平那套110平方米的房子里，决定和丈夫独自承担育儿的劳动。

祖父母有退出的机会，但作为父母，林一凡能给自己找到的喘息方式，是在北京这座常住人口两千多万的城市里，开启一种候鸟般迁徙的生活。

只剩一家三口，仍然没有改变这个房子局促的现实。为了松口气，每到周五下午，林一凡接上孩子，打包好周末要用的东西，甚至等不及丈夫开车回来，一刻都不想耽搁，坐地铁一个多小时，回到昌平的家里，只为度过一个开阔的周末。

这珍贵的一天，让她获得精神上的释放，甚至有「度假」的感觉。到了昌平，她形容，「什么都很开阔，房子也很开阔，周围的小区也很开阔。」

小区外面的公园，满足了她想多带女儿到室外走一走的愿望。因为刚上三年级的女儿，已经查出了近视。和寸土寸金的东城区相比，在这里，哪怕天气不好不去公园，在小区里转一转，林一凡的心情也会变好。更重要的是，这是个三居室，每个人重新拥有了隐私和空间。

周日中午，他们再携家带口回到东城，赶上把车停在小区的最后几个空位，开始新的一周。相比于「在一个不满意的地方待365天」，她宁愿为此忍受一些折腾和奔波。

这样生活的代价是，生活用品要买双份，孩子练的钢琴两边都要有，改善视力的设备只有一套，周末就没法用。经常到了周中，孩子学校突然通知要办活动，穿黑色小皮鞋，但这些衣服是上个季节的，林一凡早就在换季的时候收到了郊区。

不只是林一凡，很多选择候鸟式生活的人，都是在安稳和孩子的未来中选择了后者。

李李为了能回到150平方米的大房子里享受周末，已经承受了5年相似的动荡。同样是为了孩子到她觉得更好的学校念书，她在北京丰台和东城相距20公里的两个家之间来回迁徙。

两个房子的对比过于强烈。一边是一家五口挤在租来的60平方米的两室一厅，楼道里永远扫不干净的烟头、烟盒，让她毫无收拾房子的欲望。另一边的房子里能拥有自己的书墙，能邀请同事到家里吃饭。大客厅辟出阳台大小的区域养满了绿植。小孩儿能在小区里玩耍释放用不完的精力。在她眼里，这才是生活应该有的样子。

为此，她每天都体验着强烈的临时感，「非常倒腾」。每到周五下午，就开始盘算怎么接孩子。忘带衣服和孩子的作业，两边来回闪送是常有的事。她和丈夫轮流住在东城，这也意味着，他们只能做周末夫妻。

「下限」

在生育之前，林一凡没想过自己会为了孩子做到这种程度。

她毕业于协和医科大学，丈夫毕业于清华，两个人都是学霸。「就基因遗传来讲，我们的孩子应该不至于太差吧。」她说。她小时候读的是当地普通的小学，也没耽误她考上大学。婚前，丈夫在朝阳区就有一套房子，对口的小学完全满足她之前的预期。

但孩子出生后，一切都不一样了。

首先刺激林一凡的是当年的出生人数。她生孩子的2016年，全国正式实施二孩政策，出生人数比前一年一下多了212万，增长了11%。

「我一看，哎哟，天呐，我们孩子出生这年，比2000年和2008年这两个人口高峰出生的孩子还要多。」她立马开始为10多年后焦虑，「将来教育的竞争会远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激烈」。

朝阳区的学校不能满足她的规划。当年7月，她锁定了东城区一所在很多家长眼中算得上「数一数二」的小学，花500多万元购入了这套房本面积46平方米的学房。

她也想过买个更大的房子，但市场比她敏感。当时，一些家长群里传闻当年东城的高考成绩很好，好几套房子还没等林一凡谈价格，就已经没了，「已经容不得你慢慢挑，慢慢等」。理智上，林一凡觉得自己「疯」了，但她不得不冲进这个市场，「因为跟孩子有关」。

她的父母不理解她在教育上的投入，花那么多钱有什么用？林一凡回他们：「那我留着钱又有什么用？」

倾尽资源去托举孩子，她说，「我其实只是想要一个下限」，「能上个985，或者211，人生的下限不至于特别低（就可以）。」而抵达她所说的「下限」，更好的小学和中学，在她的选择里，意味着更高的确定性。

为了这种确定性，李木木放弃了海淀的学校，选择了让孩子到西城念书。在孩子上小学之前，她四处听了很多所谓专家的讲座，很快接受了一种观点，「海淀的『教育内卷』太严重了」。「听完我就觉得我非去西城不可，我们也没时间拉着小孩去各种通关打怪。」她说。

她选择了西城一座很多家长眼中资源很好的小学，能直升民间口碑很好的初中之一。这在她眼里，意味着「能绕开小升初，孩子能少受一次罪」。尽管她清醒地知道，这些所谓的讲师多少有点危言耸听，但她还是被说服了。为了获得这个学位，她和丈夫卖掉郊区600平方米的3层别墅，以一千多万元的总价购入了金融街一套50多平方米的学区房。

她有两个孩子，从大儿子四年级开始，一家四口就搬进了这个50多平方米的开间。周一到周五住在这里，两个孩子睡一张上下铺，夫妻两人睡一张双人床。到了周末，再迁徙到9公里外石景山那套10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里。

北京从2014年开始实行「中考锁区」，是指各区域的高中几乎只招收各自区域的初中生源。而想在小学、初中转学的话，也要在特定的年级转，以及想再选择公立学校的空间也不大。这意味着，在孩子选定在某个区域读书后，直到高中毕业，大概率将在这个区一直读下去。一旦做出选择，决定的通常是之后9年到12年的生活。

很多家长在解释这种选择的原因时，都会提到两句话，「为了孩子」「不敢赌」。

李李不是一个对孩子的学习成绩追求太高的妈妈，她的期待甚至是，「他长大后做个小生意就可以」。她在东城拥有一个学位，对应的小学能直升一所热门初中，但她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这个看起来在教育上确定性更高的通路，宁愿为此每周奔波。

比起想够到什么，李李说，她更担心的是错过什么，「也许他是一个学习上非常强的孩子，需要有更好的教育质量来托着他呢？」

不对劲

对确定性的想象，有些时候来自一条路的可行是经过实践检验过的。

林一凡当初买房犹豫时，是丈夫推了她一把。丈夫的成长路径就是小学时为了上一个特别好的小学，全家放弃大房子，住在爷爷留下的很破的小房子里。小升初时奥数成绩出色，被选拔到当地数一数二的中学，最后考到清华，留在北京。所以，他研究生毕业，刚工作一两年准备买朝阳那套房时，学区就纳入了他的规划范围。

林一凡还在为是否搬去东城摇摆时，丈夫就很坚定地说，「为了这6年高质量小学的教学，我们还是值得去吃这个苦。」

人总是会想去复制实践过的可行路径，尤其在教育这件事上。

和林一凡的丈夫一样，陈默对这种生活的忍受度也很高。她是北京人，自己小时候念书就在北京海淀和房山两个相距30公里的地方迁徙。有了孩子，为了让她读一所西城区的小学，她自然而然地沿袭了这种候鸟式的生活，周一到周五在西城租房，周末回房山。

过去7年，在家里不用为学区买房的前提下，陈默在房租上的支出近100万元。这中间，因为房子突然不能租了，她临时搬了两次家。小升初换学校时，又搬了一次。

那次搬家，她只用了一周。初中录取结果出来的当天晚上7点，吃过晚饭就跟着中介去看房，第三天就定了下来。谈起这种生活的磨损，陈默说，「都是成年人，结果导向，没什么可矫情的。」

可现实始终和想象有时差。复制同样的路径，当不同的结果出现时，家长们也往往会对这种生活有所迟疑。尤其当未来的确定性开始瓦解，对生活和奔波的忍受就变得不再那么自然而然。时间越久，沉没成本越高，林一凡和陈默都很难不把孩子的学习成绩视为衡量这种生活值不值得的标准。

小学高年级，陈默女儿的成绩并没有达到她的预期。她清楚地知道，如今小孩的课业难度和自己当年没法比。有一次，女儿问她，「妈妈你们那会儿也这么难吗？」「我说不好意思，你妈那会儿确实没学过这些。」但另一方面，全家穷尽资源，语数外的补习班全安排上，她总觉得，成绩还不达预期，原因在于孩子的「内驱力不够」。

孩子上小学之前，林一凡还非常认同东城教育的「相对松弛」，但3年时间过去，女儿第一次期末考试，没有看到什么成绩，她开始焦虑了，觉得学校教的东西太简单了，担心「跟她的高考蛮脱节的」。

现实和想象的距离，随着孩子的长大变得越来越具体。首先是学习天赋上，孩子没有她想象中的优秀，不指望遗传爸爸学神级别的智商，但「甚至没有遗传到我们家最低的那个人」。现实的就业环境也在变化，过去她觉得将来孩子考个211大学就不错，但「现在（211大学毕业）想找个还不错的工作已经不够了」。

林一凡开始反刍当初的决定，是不是选错了？入学政策每年都在发生变化，东城区的小升初大部分学校是「多校划片」，也就是未来能上什么初中还要随机摇号。她开始萌生出一丝后悔，朝阳区学校的优势在她眼里被放大，「我只能看见别人家孩子在这样的模式中获益，但是我们什么都不行。」

她甚至考虑过，要不要带孩子换个城市高考。「你跟谁竞争，也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因为北京的竞争就是你的对手太强了。」

周末再回昌平的房子里，林一凡开始有种「偷懒」的心态，觉得自己为了双休日能开心一点，逃避了对孩子学业的付出。她纠结过要不要忍得更多，所有时间都在那个35平方米的房子里度过，「在这儿吃苦」，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孩子的学习上。她说，「所有的中国父母，包括我自己还是没有跳脱这个圈，我们是不太会完全为自己而活的。」

最终，她还是不愿彻底把自己12年的生活都牺牲掉。

即便不考虑苦不苦，陈默也因为入学结果的不确定性恐慌过。好在，女儿录取进的中学，符合她的设想。公布抽签结果那天，她看着家长们的朋友圈，结果不好的人，发一些鸡汤的话「鼓励自己，说服自己」，但她还是能感受到他们很难受。

她不敢细想，如果自己女儿的抽签结果不如意，要怎么接受眼前的生活。觉得难熬的时候，她就会想想其他人——一些人花了大几百万买房安置下来，房价跌了，入学结果又不满意，「中年人嘛，向下比，心态就会好一些」。

 图源剧集《小欢喜》

进退

在儿子上五年级之后，李李开始明确地后悔选择候鸟的生活。但这种后悔不来自奔波倒腾带来的磨损，而是对孩子的影响比她想象的更大。

一次接到学校老师电话，听到儿子小文跟别的小朋友发生冲突，「牙都被磕了」。

后来听别的家长说才知道，和小文打架的小孩，在班里也经常跟别的小朋友发生冲突。老师提醒过李李，让小文不要再跟他玩，但小文不肯，他给了李李一个无法反驳的理由，「我要不跟他玩，就没有人跟我玩」。

因为两边迁徙，小文周末不能跟学校的朋友在一起玩，导致他在两边都像一个外来者，没有稳固的友谊。这是李李过去没想过的。在她的追问下，小文不只一次提过这种孤单。他所在的小学，很多孩子一放学回到自己的院子里，小文也进不去。

小文考试成绩不及格时，李李并没有因此怀疑候鸟生活的合理性，但交不到朋友，这在她的观念里是无法接受的。「小孩在交朋友的过程中，会建立很多对社会关系的感知」，没有固定的朋友，「其实挺惨的」。这件事对她造成很大的冲击，「有必要花那么大的精力，让大家都难受吗？」

小文天生调皮，但学校的理念是遵守规矩。男孩无处释放的精力，让他们只能躲在厕所里打闹，她和丈夫因此经常接到老师的电话。最让她生气的一次，是小文又和那个小朋友发生冲突，但学校还是没有解决办法。

李李想过把小文转回丰台上学，但此时他已经上五年级，想停下两边奔波的生活成本只会更高。因为根据转学政策，小文如果转去丰台上学，无法选择心仪的公立校，大概率要上私立校。学费是一笔不少的支出，更重要的是，小文也不肯。她问过小文，想不想回丰台念书？小文回答，「除非把整个班级都搬回来。」5年的相处，他已经和同学有很深的感情。

每个决定背后，所牵扯的东西都比想象得更复杂。沉没成本已经很高，李李体验到一种强烈的被卡住的感觉。全家已经忍到孩子上五年级了，现在回去，「这不是有病吗？」她只能咬着牙往下走，等转机的出现。

李木木的后悔感比李李更加强烈。我问她：「有没有一些时刻觉得真的坚持不下去了？」她回道：「我说每时每刻，你信吗？」

过去两年，她牺牲了几乎所有的生活品质。为了搬进50平方米的开间，她卖掉了很多衣服，因为小房子放不下，放大房子里没机会穿，卖不掉的，也一股脑儿扔了。

扔掉的不只是衣服，「还有对美好的追求」。在北京打拼多年，她曾对生活有过幻想：「孩子放学后有院子可以跑一跑，能养一只大狗。」但现在，她戒掉了买花的习惯，「花插在家里，看到的都是衰败的东西，就不想再搞了」。

小房子里，每次用完桌子要收起来的时候，她都觉得狼狈，「就感觉越活越倒退了，从来没过过这种日子」。周末到大房子里，也并不足以缓解生活的牺牲感和委屈。

因为西城没地方停车，每周五晚上，她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拎着一个行李箱打车去石景山，为了减少行李，她把孩子的作业撕成一页一页。周日晚上如果东西多，她开车回西城后，还要把车再开回石景山，再打车或坐地铁过来。哪怕丈夫承担了很多家务，这种时刻多了，她还是丧失了归属感。

她想过改变。比如在西城附近租个大的房子，但一家四口，租个看得上眼的三居，房租要3万元，一年36万元。这会让生活的压力更大，「每天眼睛睁开，一晚上上千块的住宿费就没了」。两个孩子相差6岁，把时间拉长到12年甚至18年，这笔支出她不敢细算。

对李木木来说，生活还能称得上喘息的时候，是寒暑假带着孩子们回云南老家玩。在云南，她经常想，要不就离开北京算了，但丈夫坚决不同意，「他很不想孩子将来再怀着一个对北京、对大城市的向往，再来走一遍他走过的路」。

生活不敢轻易再发生变动。李木木也了解其他城市的教育情况，她始终担心，「折腾一圈儿，你的结果会比在北京好吗？」

从小到大，她接受的教育也是「吃得了这份苦，你就往上走」。一切都让她选择继续回到原本的生活中。哪怕内心「已经说脏话」，脸上还是得笑嘻嘻地去面对。

李木木经常觉得，自己「可能已经有心理问题了」，生活的压力让她控制不住自己对孩子的成绩有所期待。她不自觉地经常对孩子说：「我们住在这的目的就是为了你把学习学好，你不能以牺牲我们，再换一个看不上眼的成绩。」好在大儿子的成绩稳定在班里前10名，但晚上回家看到他不学习，「在那儿转悠来转悠去」，她心里还是会想发火。

因为有两个孩子，这种生活的时限对李木木来说或许是12年甚至是18年。我问她：「真的能熬下来吗？」她说：「只能走一步看一步。还好，我这个人非常会幻想。」

现在，哪怕回到云南，她也无法体验到完全的放松，因为还是要面对北京的生活。她担心自己会有强烈的「戒断反应」，玩上四五天，就会担心「没有勇气去面对日复一日的压抑」。

她能让自己好受的方式是，去网上搜蜗居生活，看着别人更逼仄的生活环境，给自己一点心理安慰。

哪怕这样，后悔仅限于后悔。在孩子的事情上，她说，如果让她再做一个选择，她可能还是会这么选。

（文中林一凡、李李、李木木、小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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