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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研究范畴从西周文明、汉代农业到整个中华文明的转型,有着令人震惊的开阔性,横跨在新旧、东西两个世界间。在动荡时代里成长,他关心广阔的人类命运,奋不顾身地投身其中。知识也因此得以复活,思想更富生命力,他像是另一种活生生的博物馆。”
带着钦佩与莫大的期许,许知远在 2019 年春天至匹兹堡拜访许倬云先生(点击回顾👉许倬云:意义危机之下,要有远见超越未见)。那次谈话从许先生的个人经历出发,论及历史研究方法、对新技术革命的洞察以及全人类遭遇的普遍精神危机,至今给身处迷茫、困顿中的年轻一代持续性治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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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邀》第四季许倬云一期截图
此后,许先生更加积极投入各类问题的讨论中。四年间,他讲解在线课程,出版了《经纬华夏》《往里走,安顿自己》《许倬云十日谈》等好几本新书,与许纪霖、刘擎、项飙、俞敏洪、许宏、王石等多个领域的专家、学者进行对话,还让助手分享读者听众的来信留言,以博古通今的智识积累不遗余力地答疑解惑。
《十三邀》第八季第一期,许知远再访许倬云先生,如今他已九十高龄,病痛加剧却依旧精神健旺。困居于匹兹堡家中,他生活规律,坚持写作,关注时事热点和学术新知,也时常因为精力不复从前感到沮丧。面对新一轮关于“如何自我创造”的发问,许先生保有一如既往的乐观真诚,提醒年轻一代去阅读感悟,“安顿身心,生存之外,知理”,“不断扎实自己”。唯有谈到故国山河,他声音颤抖,再度落下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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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纬华夏》写作于两次谈话间隙,是许倬云先生凭借只能移动的两根手指,八易其稿出版的又一史学力作。“学历史的人,责任是将其所感、所触呈现给大众”,他仿佛游离于社会时钟之外,坚持为大问题做注脚。
撰文:许倬云
01
身为作者,我有责任讲明:为什么在《万古江河》以后,又写了这部书。
为什么那本书叙述了如此多的史实,我还要再重新叙述一遍?这就等于,带朋友去巡山、看海:第一次去看,我告诉他——海是如此,山是如此;第二次去,我就告诉他——山在变,海在变。
不是山、海在变,是“我”在变,是我的想法在变。我现在看到了另外一番山,另外一番水,另外的“庐山”,另外的“浙江潮”。
我一辈子经常“变脑筋”。从读大学开始,我就不觉得历史是固定的:不但“史实”不会固定,人对历史的叙述,阅读历史所产生的悲叹、欢欣都不固定。因时因地 ,你有所感、有所触,就会有不同的陈述,就会有不同的描写。
学历史的人,责任是将其所感、所触呈现给大众。就如同这本《经纬华夏》,里面有我的眼泪、我的欢笑——所有的欢笑和眼泪,都是因为看到了这片土地上的芸芸众生,几千年来的挣扎和奋斗;或者辗转于艰难困苦,而没有出路。
但是,其实是有出路的,会有出路的;有时候,他们找到了出路,我自己没看见而已。所以,我每次写一部书,甚至写一篇专题论文,都有一个整体的想法在其中。我所从事的历史书写,并非排比岁月,也不是着眼其中的是非对错,或者某个叙事的唯一性。
要知道,同一事件,旁边有一百个人看见,可以有一百零一种“事实”——身为历史学者,不能说“我的责任就是矫正”,因为你说的“第一百零二种事实”,同样可能是错的或者片面的。
所以,我的责任就是告诉大家:历史的变化,并非事实本身的过程,及其所呈现出的变化,而是“我所理解的变化”。理解了上述“变化”,看待历史就如“变动的万花筒”——并非“万花筒”在变,而是“万花筒”里的彩色图案,在“我的理解”之中转变。
写作《万古江河》的时候,我壮年刚过。那时已经退休,我认为可以将自己所理解的中国历史做一番整理。当时,我整理的方法是:看中国历史的方向,看不同的力量、不同的情况造成怎样的潮流,造成了怎样流动的方向。
以如此观念,我写出了《万古江河》。大家可以看看那本书,我是把“长江”作为一种叙述模式——其实,长江也只是一条江而已。
如今,我已活到了 93 岁。为什么还要写这本《经纬华夏》?
因为我现在看到的不是一条江,而是一块亚洲大陆,以及欧亚古大陆,我的观念中,这几处是彼此相依相附的。
“大陆”这个词,我为何要重复两次?
“亚洲大陆”是关于中国为主的东亚,其自身的定位;“欧亚古大陆”,则是着重于欧洲与亚洲之间互动的结果——除了族群在南、北间的移动,还有东、西方向直接或间接的接触和变化;以至于海岸的另一边,穿过太平洋、印度洋的万重浪,那边生活着的人们,其想法与我们不一样的地方。
几千年来,中国所经历的一切,都离不开东方和西方、远东和远西、南方和北方、沙漠和海洋之间彼此的“呼唤和回应”。所以,我把“经”“纬”二字提出来。
现在,我的立足点就不是长江大河,而是站在一个不知何处的高度,看这幅世界的“大地图”,在“大地图”上随处游走:所到何处,我就从那个点来看待与其相关的问题——我在转换我的立足点和视角,并将此一视角与下一步的观察角度及叙事方式加以连接。
我希望呈现给大家的,是多层面、多角度、“多放映机”,组成的许多“镜头的棱片”。
这些“镜头棱片的蒙太奇”拼在一起,剪接之后才会形成电影。电影没有办法让你同时看十八个故事,你会看糊涂掉的——它的叙述在跳跃,从此一局面到彼一局面;我写作《经纬华夏》,也是一个“跳跃的方式”,希望让你知道每一个镜头、每一个故事,所建构出来的“历史的电影”。
在这本书中,我眼中的“华夏”也不再是固定的东西:“华变夏,夏变华”,游牧变农耕,农耕变渔猎……
02
四千两百年前,因为一次全球性的长期寒冷、干旱气候,山东渤海湾一带,原本繁荣的龙山文化,被迫往南、西两个方向迁移:往西扩散到山西盆地,后来发展为殷商的一部分;往南进入长江流域造就了后世的荆楚与吴越。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段漫长的冲突、合并、继承、开拓的过程。在本书中,每一个阶段我所讲的,都是移动之中发生的变化。中国历史记载,不断有北方的牧人,以其强弓大弩、迅马铁蹄冲破关口。我们汉人是受害者,但不得不接纳他们。这些游牧部族进入南方温暖地区,饮食上习惯了小米、麦子以后,观念、文化、习俗也就随之转变,逐渐被汉化。你们知道,如今中国有多少姓,是蒙古人留下来的吗?你们知道,有多少外来人群,是到了中国之后才取得姓氏的吗?当年我写作《万古江河》,有相对确定的方向和立足点。如今的《经纬华夏》,其视角是随着地域空间和时间的变化不断移动。有良心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都会告诉你:历史在变,历史每一段的解释都在变,因为每一次我们都多看见了一点点。我们永远是在这繁花丛中,密密的树林里面,以为自己看透了。其实,远没看透。树林深处丛丛的树叶,繁花深处一层层的草,里头的小虫子、小蚂蚁,大树后面一条蟒蛇——再远处还有一只老虎:凡此种种,我们都没有看见。在你自己的身后,你都没有觉察:一只大猴子,对着你的脖子呼气呢!所以不要太自信,认为看见了这条路。没有的。路是慢慢走的,要随时修正,随时体谅人家,随着我们的描述不断扩展——也就是,我们此时此刻知道的一些东西,慢慢往前发展、形成的。我这本新书前半段考古部分的讨论,在《万古江河》中看不到。主要是因为,这十几年来,出土了许多新东西。写作《万古江河》时,没有完全整理清楚的遗址及古代文化的面貌,我在这方面花了相当多的力气,尽力梳理出一个头绪,介绍给国人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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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学历史的人,是看了无尽无了的喜剧和悲剧,看得出人类不同时候莫名其妙地欢乐,又莫名其妙地悲戚。我同情他们,有时候被卷着走,但我绝不会有“这个是我的祖先,那个是我的祖宗”的想法。中国的学术界里有一部分人,总是意图建立一个“完美的中华文化传承”:认为天地之间,中国这条路走得最正最当;所有的传说、故事,都是在“中国”这棵树的某个位置上挂着。这个努力,我佩服他们的苦心,我不想这么做。我自己在变,下一代历史学家也会变,再下一代更会变。为什么总要将古代留给我们的框框架架,套在别人头上去呢?![]()
《十三邀》第八季许倬云一期截图
我要传递的信息是:天地之间的变动,是人和人之间的互动造成的;有太多不能懂的地方,但你可以弄懂的地方在于——万变不离其宗,变化引动变化,角色转变角色。同时,你还要了解:角色是人扮演的,变化是两个角色间的推动、拒绝、拉拢、舞蹈、战斗。你要叙述的是故事,但是要告诉人家,这个叙述满台都是可歌可泣,或者好玩的事情——而我只看了这一部分,邀请你一起观看;我邀请你观看的,是我所拍摄或编辑出来的一块,与你共享。为何要与你共享呢?是为了让你知道:世事如此复杂,从任何角度看去,都有无限的困扰,但也有无限的豁然开通的理解。尤其要谨慎的是,你对于历史诸种诸样变化的认识,它能培养你的性格,引导你的人生走向。面对历史,不要偏狭,不要固执,不要片面,不要愤怒,也不要自以为是。随时要记得:另一位历史学家叙述的故事,与许倬云叙述的不一样。假如你懂得看的话,两台戏一起,会看出第三台来。如果你不懂得看,两本书都搁在书架上算了,过快乐日子去,我不勉强你。养成了这种观察世事、观察往事的习惯,时时刻刻在局外,时时刻刻又在局中的视角,对你的人生寻找意义、寻找自己,都是有帮助的。历史不仅是外在知识的整合,历史是大群知识丛之中,最贴近人心的部分。历史可以是文化的历史,可以是团体的历史,可以是一个社区的历史,可以是一个家庭的历史,可以是你内心的转变。你懂得这些,慢慢就可以悟到许多地方:你会知道怎么样多欣赏人家一点,怎么样少责备人家一点;你的心里疙瘩就少一点,一些应该宽恕的地方就能松一点。等到你能有一天像苏东坡那样,跟一个老和尚讲,自己快走了——“庐山烟雨浙江潮”,过去、现在都是一样的。当然,这并不是说过去与当前的景象都一样,而是庐山烟雨也罢,浙江潮也罢,都在教育你,带着你走过难关,领导你度过你人生的无意义——或“太多的意义”,或“错误的意义”。
这种心态,能让你保持一分宁静,不要混乱;保持一分宽容,不要责备;保持一分喜乐——在这世界上,我居然可以站在凌空的位置回头看,站在身外的位置往里看。多少次看完以后,是觉得好看,但也可以悲悯;是觉得悲悯,但也有欢乐——人生之路,原来如此漫长而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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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先生一辈子写了十来部书,他在小说家里边就像狄更斯一样,可以把中国历史上的变化,转变成故事告诉你。读他的故事,既能被吸引进去,又能超脱出来。他最初的几本小说,有比较清晰的华夷之辨、正邪之分;写到后面,几乎不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了。到了最后的《鹿鼎记》,里面不再有华夏、胡夷;不再有绝对的错,绝对的对;不再有爱是真的,爱是纯的,爱是好的;不再有许多的冤屈——许多的错误,许多的背叛,你可以原谅。像杨康那种人,到最后你会原谅他;像乔峰那种人,你怜悯他,却不知道如何帮他忙。郭襄是不是金庸小说中,唯一能够站在清白的天地,读者无法误解的角色?对金庸先生,我感激他,写小说写到这一地步真是不容易。你们不要以为我是特别鼓吹金庸,我觉得我们今天看见的世界,比他所看见的局面还要复杂。他很坦白地告诉我们:“我已经不知道了。”这个境界,“我不知道了”,是很了不起的境界。我们不要责备他——他的坦白不会让他更舒服,他会更难过。就像我现在用历史来说这些,并不会觉得更舒畅,我可能更悲痛。但我会说:我尽了力,去弄清楚自己的所思所想,以及所面对的这个剧烈变化的世界。我尽我的力,让人家知道历史是这么一个项目,对寻找自己有何种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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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纬华夏》许倬云
南海出版公司/ 2023 年
欢迎各位在评论区聊聊本期节目,
我们将送出 2 本《经纬华夏》,
邀您一同透过历史迷雾,
再次理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我要从世界看中国,再从中国看世界。”
——许倬云
围绕着这一发端,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以九十高龄迎难而上,八易其稿,结撰出一部华夏文明从成长到成型的传记。作者跳脱出中国文化内部演变的叙述,以“大历史”的观看视角与思维方式,对华夏内外的历史互动进行了全新的归纳排列,再现了中国大地上人群、族群、文化互动融合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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