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向春 | 重新整理张元济傅增湘往来信札（微信文章未删减版）

主要观点总结

文章介绍了柳向春整理《张元济傅增湘往来信札》的过程和背景，包括重新考订整理两位前贤往来尺牍的原因、信件内容所涉及的文献学问题以及两位文献大家的深厚情谊。文章还提到了张元济和傅增湘之间的通信历史和一些具体信件的内容，以及他们之间的友谊和合作。

关键观点总结

关键观点1: 《张元济傅增湘往来信札》的整理背景和意义

文章介绍了此次整理《张元济傅增湘往来信札》的重要性，基于新的影印本底本重新考订整理，补足原整理者所删除的涉及私事的内容，以严格按时序显示信札，为文献学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基础。

关键观点2: 张元济和傅增湘的交往历史

文章回顾了张元济和傅增湘的交往历史，包括他们的相识相知过程以及通信的起始时间，通过具体信件内容展示了他们的友谊和合作。

关键观点3: 信件内容所涉及的文献学问题

文章介绍了信件中涉及的文献学问题，如古籍的版本鉴定及流传、大丛书的编印信息等，还提到了一些先前未经人知的信件内容，突显了这些信件的研究价值。

关键观点4: 具体信件的分析

文章通过对具体信件的解析，如傅增湘致张元济的信件中关于《韩非子》的让书一事，展示了两人之间的交流和合作细节，进一步体现了他们之间的深厚情谊。

正文

此次以上海图书馆2017年影印本为底本，重新考订整理两位前贤往来尺牍，并补足为原整理者所删除的涉及私事的内容，再证二人深厚情谊，且将二人信札各自分排，使之得以严格按时序显示，以为文献学进一步发展之基础。

《张元济傅增湘往来信札》

柳向春整理

北京燕山出版社（2024）

张元济、傅增湘都是20世纪前半叶的文献大家。二人的往来书札向来号称文献渊薮，所谈多及传统文献的流布、整理、出版与研究，故《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商务印书馆，1983）问世以来，即为广大学人所珍视。但正如该书前言所云，当时整理底本本系抄件，虽经顾廷龙先生亲自校对（据1961年4月《顾廷龙日记》，自1日起，连续三日有校傅沅叔致菊老信之记录），但仍存讹误。2017年，时值张元济先生诞辰150周年之际，《上海图书馆藏张元济往来信札》出版，其中张、傅二人往来书札尽在其中，共收双方信札627通，其中张致傅261通，傅致张366通，大都可以考知其所作年份，且多可对勘。这批书札始于1912年4月27日，止于1947年12月2日，时间跨度达35年。内容所及，除清末民初藏书流散，如京沪地区散出的《永乐大典》流传之外，还存有大量关于《四部丛刊》《百衲本廿四史》《道藏》等大部丛书的编印信息，尤其是对于古籍的版本鉴定及流传，多有讨论。鉴于此前整理本所存问题大都因未见原件而生，故以原本影印本为底本重新整理，当更能符合现今深入研究之需求；况影印本中尚存若干书札不见于前书。因此之故，笔者此次即以上海图书馆2017年影印本为底本，重新考订整理两位前贤往来尺牍，并补足为原整理者所删除的涉及私事的内容，再证二人深厚情谊，且将二人信札各自分排，使之得以严格按时序显示，以为文献学进一步发展之基础。

光绪十四年（1888）戊子，傅增湘中式顺天乡试，成举人。次年（1889）己丑恩科，张元济亦于杭州乡试中式第十名。二人往来函札中，均以“同年”互称，盖以正科、恩科可互称同年之故。十八年（1892）壬辰，张元济以二甲二十四名入翰林院，为庶吉士。至二十四年戊戌，傅增湘以二甲第六名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有“戊戌翰林”印。以翰林论，二人前后相差四科。惯例，清朝翰林对比自己早五科入翰林院者，尊称为老前辈。但也有为表示特别尊重，虽未达五科，也称老前辈者，如曾国藩之于胡林翼、张百熙之于瞿鸿禨等，皆晚一科而呼对方为老前辈。傅增湘称张元济为老前辈，亦可类比。另外，据王世贞《觚不觚录》所载，明时翰林旧规，入馆后七科者称晚生，后三科者称侍生。这一习惯一直沿用至清，故傅增湘在信中多有落款为侍生者。

张、傅二人现存通信虽始于1912年，但两人相识相知当远早于此，盖二人早年均曾从事教育，又皆喜好文献，交集必多。再据今存张元济致傅增湘第一函云：“昨午肃上弟八号信。上灯后得四月十九日第七号书”，可知在此之前，双方至少已互通书札七、八次。再1942年5月15日张元济致函傅增湘，并请代售弘治本《梅宛陵集》。从情理上言，无论是否能够找到愿购之人，傅增湘当有覆函报告。又现存最晚之函为1947年12月2日张元济致傅增湘者，信末，张元济特意强调：“收到后并祈示覆为荷。”傅收到此信后必有回覆，但现在也未见。综上可知，在现存双方通信之前、通信期间以及现存通信之后，都应该还有一些两人的往还书信，可惜的是，现在都已不知所终。也就是说，傅增湘与张元济之互动，理应远远超出目前所知，而我们要想更加深入细致地了解相关情况，只能盼望傅增湘日记的发表了。

如前所言，《上海图书馆藏张元济往来信札》中所收，尚有前此未经人知者。如1914年1月25日傅增湘致张元济函：

菊生前辈大人阁下：在申鬯领教言，诸承青睐，至为感荷。别后廿五日到津，岁晚事繁，不免迫遽。公司开会不能到，谨缮书求公代表，不知合例否？《韩非子》友人吴君颇欲得之，便祈寄下为要（或交邮亦可）。价照原议扣除可也（原价七十元，约九六扣之谱）。专此，敬请年安。年侍生傅制增湘顿首。除夕。《谢山集》已购得，托人带申矣。

对于让书一事，张元济应该是颇为踌躇，他在信上批注道：“须校阅一过，再定去留。”鉴于张元济的态度，2月22日傅增湘再次致函张元济：“《韩非子》吴佩伯坚欲得之，言公处藏书多，当不必需此。若欲校者，渠尚可代劳也。渠屡托购书，都无以应，不知此书乃所深嗜也，希酌示，以便复之。”老友谆托，固不容忽视，故张元济在信上批云：“佩伯代校极感。”至4月27日张元济覆函中言：“今日到馆阅报，知新铭明日开赴天津，谨将《河岳英灵集》两册、《韩非子》四册一并封固，送关君带呈，敬祈察入。”到了6月24日，傅增湘函告张元济：“《韩非子》价由吴佩伯兄照缴，原值六十六元五角，交分馆王仙华兄寄呈，亦乞收入销（帐）[账]为幸。”张元济批：“已收到。”至此，关于此书先入涵芬楼而再转入吴慈培之手的来龙去脉皆已清晰，傅增湘之请求完全得到满足。有此一函，不仅可以知晓后来两人往还信件中言及此事之缘由，更可见及二人友谊之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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