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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代以母亲名义提无效,涉嫌违法被最高院移送处理,无效结论是否应予维持

知产库  · 知识产权  · 1 月前

2023年8月,最高院作出2022)最高法知行终716号判决书。

2024年2月,最高院知产法庭提炼了该案裁判要旨认为:专利代理机构、专利代理师借用他人名义请求宣告专利权无效的,构成对《专利代理条例》第十八条关于不得以自己的名义请求宣告专利权无效之规定的实质违反,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将涉嫌违法线索移送有关机关处理

那么,这种违反国务院行政法规的违法行为

对应的无效宣告请求是否构成程序违法?

对应的无效宣告决定书的结论是否应予维持?

根据裁判要旨没有公布的判决书,再根据该案被诉的无效宣告决定书,我们来一起回顾下案件的请求人及程序问题。

2020年10月16日,张某针对西安某润公司的涉案专利向国知局提出了无效宣告请求,张某的理由是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不符合专利法第26条第4款的规定、权利要求1-10不符合专利法第22条第3款的规定,请求宣告涉案专利权利要求全部无效,张某同时提交了7份证据。

2021年1月9日,国知局举行了视频远程口头审理,双方当事人均委托代理人出席了本次口头审理。

审理中,某润公司还主张请求人张某身份未核实清楚,不能确定本无效宣告请求的提出是否是张某本人真实意思表示,以及请求人代理人身份违规等。

2021年4月13日,张某代理人提交了一份具有请求人张某签名的书面声明,声明无效宣告请求的提出是张某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国知局合议组认为,在没有证据表明张某不具备民事诉讼主体资格或提出本无效宣告请求违反了张谋本人的个人意愿的情况下,该无效宣告请求的提出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应予受理和审查。

同时,经国知局合议组核实,张某出席口头审理的两位代理人均未曾在原专利复审委员会(现国知局复审和无效审理部)就职,未出席口头审理的一位代理人2014年从国知局离职,也已超过审查指南规定的两年禁业期。

因此,国知局认为张某代理人的代理资格符合审查指南的相关规定。

2021年5月,国知局根据在案证据,宣告涉案实用新型专利权全部无效

2021年8月4日,西安某润公司不服,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被诉决定,责令国知局重新作出无效宣告决定。

西安某润公司起诉的事实和理由中,除了认为国知局事实认定错误外,还认为国知局作出被诉决定程序违法

某润公司认为:

1.张某与其委托的专利代理人范某为母子关系,故张某提出本案无效宣告请求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其主体资格不适格。

2.出席无效宣告口审程序的专利代理人韩某、张某芳违反从业禁止规定,其代理行为无效,且张某在无效宣告程序中委托三名代理人,其人数不符合法律规定。

3.作出被诉决定的合议组成员田某、王某与张某代理人范某曾为同事关系,二人未依法履行回避义务。

某润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以下主要证据:

1.国知局发出的无效宣告请求口头审理通知书;

2.以“范某知识产权”为关键词的网络检索材料;

3.以“田某”“王某”为检索词的检索材料;

4.张某的授权委托书及书面声明;

5.关于北京某知识产权公司前员工的电话录音及对应文字材料;

6.关于北京某知识产权公司专利代理师韩某、张某芳的个人简介

7.国知局2021年5月10日发布并施行的《国家知识产权局规范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在专利商标代理机构从业行为的规定》等;

一审法院查明认定:

张某与其委托代理人范某为母子关系。范某于2007年至2012年11月期间曾就职于原专利复审委员会,并于2014年4月30日从国知局离职。

韩某于2010年7月至2020年12月期间曾就职于国知局专利局专利审查协作北京中心。

张某芳于2011年3月至2018年12月期间曾就职于国知局专利局专利审查协作北京中心。

关于程序是否违法,一审法院认为:

张某的请求人资格适格......法律法规并未禁止由近亲属担任无效宣告请求人的委托代理人,因此某润公司据此主张代理行为违法于法无据。

虽然无效宣告程序中张某的委托代理人韩某和张某芳曾先后就职于国知局专利局专利审查协作北京中心,但国知局规范任职规定系于2021年5月13日印发,在上述两位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案口头审理时的2021年4月9日,乃至被诉决定作出时的2021年5月11日,上述规定尚未印发,在案亦无证据表明存在其他针对专利审查协作中心离职人员的从业禁止规定。因此,依据法不溯及既往精神,韩某和张某芳已经进行的代理行为应为有效。

此外,参照审查指南第四部分第四章第3节规定,参加口头审理的每方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的数量不得超过四人。由此可见,张某在无效宣告程序中委托三名代理人并无不当

关于回避问题,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三十七条规定,本案张某的委托代理人之一范某虽然曾经在专利复审委员会就职,但其在2014年即已离职,在案亦无证据表明其与合议组组长田某、主审王某存在可能影响公正审查审理的其他关系;而且在口审程序中某润公司也没有针对上述合议组审查人员提出回避请求。

因此,无效宣告程序合法。

某润公司不服,向最高院上诉。

二审询问中,某润公司向最高院提交了两份证据:张某作为无效宣告请求人的专利无效案件信息汇总表,以及西安某润公司被无效的专利统计表。

证明目的都是拟证明张某无效他人专利权的成功率高,与正常的比例不符

最高院查明认定:

某润公司提交的专利无效案件信息汇总表所涉无效宣告案件信息显示,2015年12月至2021年2月期间,国知局受理了以张某为请求人的25件无效宣告请求涉及玩具、天线装置、电动汽车、电路、家用电器、按摩器械等,无效宣告请求人的代理机构均为北京某知识产权公司,其中部分案件的代理人为范某。经询问核实,范某确认张某与其是母子关系。

关于程序是否违法,最高院认为:

根据最高院查明的事实,张某与范某系母子关系,2015年12月至2021年2月期间,国知局至少受理了以张某为请求人的25件无效宣告请求,无效宣告请求人的代理机构均为范某所在的北京某知识产权公司,其中部分案件的代理人为范某。

该25件无效宣告请求涉及机械、电学等多个领域中的玩具、天线、电动汽车、家用电器、按摩器等多类装置,并无证据表明张某具有如此广泛的多领域专业知识和能力,或者其与无效宣告的结果存在利害关系。

最高院认为,虽然依法任何人可以请求宣告专利权无效,并不以具有利害关系为条件,但在审查判断无效宣告请求行为是否违反《专利代理条例》第十八条的规定时,是否具有利害关系等合理理由可以作为重要考量因素

基于现有证据,最高院认为在张某对此不能作出合理说明的情况下,可以初步认定上述无效宣告请求是范某及其所在的专利代理机构北京某公司为规避《专利代理条例》第十八条的规定,以范某母亲张某的名义提起的无效宣告请求,该行为涉嫌实质违反《专利代理条例》第十八条的规定

对于实质违反《专利代理条例》第十八条规定的行为,系以合法形式掩盖其规避法律的目的,扰乱专利代理秩序,并可能具有滥用专利权无效宣告程序牟取不当利益的可能,与专利权无效宣告程序发挥社会公众纠错作用的立法目的不符,依法应予规制

但是,重点来了!

最高院还认为,《专利代理条例》第十八条是规范专利代理行为的管理性规定,从该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来看,违反第十八条应承担限期改正、警告、罚款乃至吊销专利代理师资格证行政法律责任并不当然导致提出无效宣告请求的行为和代理行为溯及既往失去效力。

因此,最高院的结论是:

尽管本案存在涉嫌实质违反《专利代理条例》第十八条规定的行为,但无效宣告请求审查程序并不因此构成程序违法。

最高院认为这种行为可由国知局依法予以查处,并将有关涉案违法行为线索同步予以移送国知局

至于无效宣告程序中张某的两位代理人曾任职于专利局北京审协,以及作出被诉决定的审查员与张某代理人范某的“同事关系”问题,最高院维持了一审法院的认定。

所以,即使是违反国务院行政法规的违法行为无效宣告请求并不一定构成程序违法,而与之对应的无效宣告决定的结论也因此予以维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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