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ggins, E. T. (2012). Regulatory Focus Theory. In P. A. M. Van Lange, A. W. Kruglanski, & E. T. Higgins, Handbook of Theories of Social Psychology (pp. 483–504). SAGE Publications Ltd.
自1990年以来，调节焦点理论的概念演进与实证研究，深化了心理学家对与抑郁相关的促进失败和与焦虑障碍相关的预防失败之间差异的认识。这促使Strauman及其合作者在临床实践中，开发并测试了一种名为“自我系统疗法”的新一代心理治疗方法（Vieth et al., 2003）。该疗法专门针对减少抑郁症患者的实际与理想的干预已被证明是有效的。事实上，对于特定类型的抑郁症患者，该疗法的疗效甚至优于认知疗法（Strauman et al., 2006）。
促进系统失败与预防系统失败在情感与动机上的差异，为其他临床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例如，研究表明，首次成为母亲的女性，若在孩子出生前存在实际与理想的差异，其患产后抑郁症的风险将增加；而若存在实际与应该的差异，则患产后焦虑症的风险会降低（Alexander & Higgins, 1993）。还有证据表明，实际与理想的差异也被认为是暴食症的风险因素之一，而实际与应该的差异则与厌食症存在关联（Higgins et al., 1992; Strauman et al., 1991）。
除了对临床现象的影响外，调节焦点理论在人际关系与群体间关系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研究表明，当宽恕信息或他人所受苦难的促进或预防性质与个体的调节焦点相匹配时，人们更倾向于原谅他人或表现出更多的同情（Houston, 1990；Santelli et al., 2009）。这说明了调节焦点相似性在人际关系中的积极作用。同时，调节焦点的互补性也能带来人际关系的益处。近期研究发现，具有互补调节焦点的长期伴侣拥有更高的关系幸福感（Bohns et al., 2009）。对于此类互补效应而言，关键似乎在于伴侣双方能够在共同任务中扮演不同的角色，以便各自采用符合其调节焦点的目标策略，例如促进焦点的伴侣负责任务中的积极部分，而预防焦点的伴侣则负责任务中的警惕部分。此外，个体对社会排斥的反应也因调节焦点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被排斥时个体可能以预防的方式作出反应，而被忽视时则可能以促进的方式作出反应（Molden et al., 2009）。
群体间关系同样受到调节焦点的影响。具体而言，经典的群体内偏爱现象（Levine & Moreland, 1998）会因调节焦点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两项独立的研究项目表明，奖励和接纳群体内成员的偏好主要由促进焦点驱动，而惩罚和排斥群体外成员的偏好则主要由预防焦点驱动（Sassenberg et al., 2003；Shahet al., 2004）——即“促进我们，预防他们”。这一效应甚至在群体间接触动机的测量中也显而易见。例如，在Shah等（2004）的研究中，参与者需要在等待室中选择座位，而等待室的一把椅子上放着一个背包，据说这个背包是他们即将在任务中合作的搭档或对手的。具有更强促进焦点的参与者选择坐得离队友更近，而更强的预防焦点则没有这样的倾向。相反，具有更强预防焦点的参与者选择坐得离对手更远，而更强的促则没有这样的倾向。
也有证据表明，调节焦点与减少刻板印象威胁对绩效的负面影响有关（Steele et al., 2002）。Keller（2007）指出，在面临刻板印象威胁的情况下，如果能够激发人们的促进焦点而非预防焦点，能有效减轻其负面影响。Keller（2007）认为，处于促进焦点的个体，更倾向于将刻板印象威胁视为挑战而非威胁，这会促使他们更加渴望并全身心地投入到追求更高的目标中，从而提升绩效。Seibt和Förster（2004）的研究表明，负面刻板印象容易引发人们的预防焦点，进而促使他们在执行任务时采取警惕策略（Försteret al., 2004）。如果任务性质适合警惕策略，例如分析类任务，那么这不会成为问题。然而，当任务需要采用热切策略，或者需要同时运用警惕和热切策略时，负面刻板印象所引发的预防焦点就可能对绩效产生不利影响。在这种情况下，Keller（2007）在刻板印象威胁情境下引发促进焦点的干预措施可能尤为重要。
最后，还应提及调节焦点理论在社会问题上的另一个重要应用。近年来，调节焦点理论（通常与调节匹配原则相结合）被用来提高说服性信息的有效性（相关综述见Cesario et al., 2008；Lee Higgins, 2009）。这一应用已被用于提升健康信息的有效性。例如，多项研究表明，当向促进焦点或预防焦点的受众分别传递以热切促进或警惕预防为框架的信息时，受众更有可能被说服去增加水果和蔬菜的摄入量（Cesario et al., 2004; Latimer et al., 2007; Spiegel et al., 200），使用防晒霜（Keller, 2006; Lee & Aaker, 2004），增加锻炼（Latimer et al., 2008），以及减少吸烟意愿（Kim, 2006; Zhao & Pechmann, 2007）。
从自我差异理论到调节焦点理论，再到调节匹配理论，这一系列理论的发展与应用已逾二十年。值得注意的是，正如父母与孩子共同成长一样，理论也在共同发展与完善。例如，调节焦点理论在孕育出调节匹配理论后，仍在不断演进，这从近期调节焦点理论在热切与警惕策略及冒险与保守战术之间的区分中可见一斑（Scholer et al., 2010; see Scholer and Higgins, in press）。
重要的是，不仅是父母影响孩子的发展，孩子同样影响着父母的发展。例如，调节匹配理论让调节焦点理论认识到，特定策略可以与特定的调节焦点（如热切对应促进，警惕对应预防）形成一致且稳定的关联，因为该策略是为了维持这种调节焦点而服务的；这一观点在重新审视文化与人格的关系时已被证明是有用的（Higgins, 2008b; Higgins, et al., in press）。此外，就像孩子影响父母一样，孙辈也会影响祖辈。例如，调节匹配理论为自我差异理论理解快感缺乏提供了新的见解，即无法从通常令人愉悦的活动中获得快乐，这是抑郁症状的核心症状，这与实际-理想差异高度相关。由于实际-理想差异是一种促进失败，会降低热切程度，而低热切程度则与促进不匹配，因此当人们存在严重的实际-理想差异时，他们参与积极活动的意愿会减弱，进而减弱了活动的吸引力（Higgins, 2006a）。这样一来，一般的积极活动就失去了吸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