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审后现代性别政治：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回归（微信文章未删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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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审后现代性别政治：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回归

摘要：

文章梳理了女性主义发展近史，回顾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和激进女性主义者关于父权制的本质和压迫的根源问题，关于家务劳动问题的争论，展示出女性主义理论从社会科学向后现代主义文化的转向。学院派女性主义的发展，以及后现代主义身份理论的霸权，抽离了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的女性主义的根基，并促进了女性主义的去激进化。女性主义者面临的两难处境涉及到知识严谨性目标（避免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与女性主义政治斗争（致力于解放作为女人的女人）之间的冲突。文章批判了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的文化转向，呼吁一种新的的历史唯物主义知识体系。

作者简介：

Gillian Howie，利物浦大学哲学系教授，女性主义理论研究所所长

文献来源：

Howie G. After Postmodernism: Feminism and Marxism Revisited[J]. Critical Matrix, 2007, 16: 40.‍‍

本文作者 Gillian Howie

一、导言

Michele Barrat在《当今妇女所受压迫》修订版（Women's Oppresion Today，1988）的导言中表示，她放弃了之前的研究课题，不再深入探讨非还原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之间可能的共通之处。这一决定是因为后现代主义对研究环境的影响。她的解释是，后现代主义以明确且有理有据地否定宏大叙事为前提，而“社会主义”和“女性主义”就定义来说无疑都属于宏大叙事。但是她也指出，后现代主义不是可以简单支持或反对的事物。它是一种研究立场，更是一种文化氛围；是一种学术时尚，更是一种政治现实，这决定了女性主义研究不得不围绕后现代主义这一核心立场展开。

不久之后，Barrat与Leonard、Benhabib、Walby等人在女性主义理论中发现了一种从社会科学向文化的广泛转向。她们认为，在艺术和人文领域的女性主义理论中，人们对话语分析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而在社会科学领域，也出现了一种平行的趋势，即从社会结构模式转向现象学和诠释学。在《后现代的状况》中，Harvey评估了新左派转向文化政治的影响。他认为，文化转向与无政府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关系较之传统马克思主义更为密切。新左派由于支持新的社会运动，放弃了无产阶级作为变革主体的历史唯物主义信仰，从而丧失了对自身和社会进步的批判能力。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转向并非没有其积极成果，它凸显了有关性别、种族、差异政治、无能政治、殖民主义野蛮主义和审美政治等问题。然而，人们也必须关注一个潜在问题，即文化理论（或后现代主义）是否掩盖了资本主义文化中的深层转型。

后现代主义已经被定义为一个与新的生产方式——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历史时代；也被定义为一种审美或一种态度，一种描述和体验这种更现代（如果比发达的生产方式还要发达）的生产方式的方式。如果生产方式没有重大变化，那么我们就有必要探究：如果我们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仍然维持原样，人们是否有可能采取一种新的态度，摆脱束缚我们的特定思维方式呢？在本文中，我将假定现代性的条件依然存在，后现代性并不意味着一种独特的生产方式或社会组织形式。如果后现代主义的审美标准来源于某种斗争（也许是来源于支离破碎的事实），那么重要的是要确定为什么这种事实一直是现代经验的一部分，以及为什么这种经验的强度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不断上升。我感兴趣的正是后现代主义中的这种紧张关系，如被表达的内容与表达方式之间的紧张关系、隐性与显性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女性主义理论中这些紧张关系也有相应的表现形式。我的论点是，与任何其他的思想体系一样，女性主义的后现代主义也有其内在的矛盾，这些矛盾在20世纪80年代不断加剧，正在逐渐显露出来。

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在英国的蓬勃发展已经对现有理论提出了挑战。它颠覆了先前那些确定的范畴，鼓励理论家们去分析权力的意义和权力关系，质疑一元化的普遍概念，彻底开启了有关主体性、性和性别的讨论。但是，这种颠覆普遍概念的尝试也被指责为是对女权主义的釜底抽薪；因为如果个人不能被视为女性，不能属于一个独特的群体，那么就不能指望她们围绕共同的关切、共同的政治身份动员起来。事实上，已经有人指出，以这种方式扰乱概念，也使女性主义者无力对权力的“结构性”背景和主体性条件（主体的经济条件、社会条件、心理条件或语言条件）等问题展开讨论。这一点对于诸如Leslie Heywood和Jennifer Drake等第三波女性主义者来说尤为尴尬，她们通过揭示经济全球化和科技文化所创造的物质条件，以及与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相关的思想体系如何塑造了第三波女性主义观点，从而将这些观点与时代背景联系起来。

本文旨在说明，在最近的女性主义理论潮流中，有哪些内容被纳入、哪些内容被删减、哪些内容被抹除，以此表明，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相关的唯物主义被排除在外，这导致了一种 "文化 "女性主义，其中包含着反现实主义的特殊线索，使女性主义无法阐明、调查或分析自身的状况。然而，人们必须要注意，“不要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女性主义理论内在的矛盾表达了其出现时的真实情况，不能简单地通过呼吁回归旧知识、将所有社会关系还原为物质起源来解决。事实上，近来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关于90年代末经济危机的讨论表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内部的论点被 "主流 "搁置一旁，被抛弃而非解决。

二、女性主义理论近史：构建规范

Julia Kristeva在其开创性论文《女性时代》（“Women's Time”）中指出，女性主义运动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存在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和激进女性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最近的女性主义理论家被一些人称为第三波，他们对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女性主义理论中的排他性倾向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第一波和第二波中固有的本质主义导致了差异的消除。在批判本质主义的过程中，第三波女性主义者自始至终反对“适用于一切群体的身份”这样诱人的包容性身份认同主张，认为对女性共性的断言非但不能为政治能动性提供土壤，还将导致对差异的忽视甚至抹杀。此后，这些主张形成的压力导致了一种“害怕陷入种族中心主义或‘本质主义’，从而越来越麻痹的焦虑状态”。这种对本质主义的焦虑所造成的结果之一，就是先验地否定了任何有关女性之间结构性共同点的讨论，把女性主义理论（尤其是 60、70 年代的理论，也包括 80 年代的理论）一概视为本质主义并加以拒绝，这是一个真正的问题。除了政治后果之外，不允许讨论有关社会关系、经济决定因素和中介干预因素的话题将导致一种对文化的特殊论述；而这种对文化的论述本身实际上正需要那些被抛弃的分析。在此，我将重提第二波女性主义中的一些争论，以论证如果可以将这些争论视为第二波的一部分，那么第二波女性主义的主流观点及其对立观点仍会产生影响。

Lydia Sargant在20世纪80年代初指出，历史正在被改写和重演，大学生从来没有听说过Shulamith Firestone，但却听说过“内裤突袭”（美国男大学生突袭女生宿舍夺取女生内裤作为战利品的恶作剧活动）。今天，我们可以达成一个共识，即尽管学生们可能听说过Butler、Witig、Gatens，但可能从未听说过Firestone，这似乎证实了那种把女性主义理论的历史比作波浪的观点（后浪推前浪）。然而，若无法以相同标准衡量每一波的争论，或者社会问题尚未得到解决，那么以“波浪”隐喻的线性历史进程就失去意义了。我将简要回顾激进女性主义，以提醒我们为什么解决经济剥削和性别剥削的交叉问题异常重要。

第二波女性主义者意识到，妇女从来都不是被简单地排除在社会契约之外。现代社会结构设法以某种方式将女性纳入到政治秩序中来，即在不对社会结构做重大变革的情况下，满足将女性包含到政治秩序中的形式要求（这也是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所遵循的方式）。受包括Friedan、Milet和Firestone等美国女性主义理论家的影响，激进女性主义者开始分析家庭、性取向和各种文化表现形式。她们推断，第一波女性主义所取得的政治成果是空洞的，因为传统的结构和价值观被保留了下来，而正是这些结构定义了男人和女人的角色，赋予妇女和男人不同的价值：女性是他者，受男性的支配、压迫和剥削。父权制被定义为男性之间的一套社会关系，这套社会关系有其物质基础，而且尽管这套社会关系是等级制的，但它却使男性之间相互依存、团结一致，使男人能够支配女人。

激进女权主义的特点是关注男女之间的差异、权力和权威的差异以及不同的性格和特征。“无名向题”，即“女人的问题”，可归结为一系列问题：强奸、家庭暴力、色情制品、低工资、劳动分工、家务劳动、虐待儿童、社会排斥和政治排斥等，以及所有这些问题与性别表征之间的关系，也被揭露出来。本质主义者和反本质主义者都认为，自由主义的政治口号“平等但是不同”显然掩盖了一个基本事实，即男性的价值高于女性，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得到了认可。这些结构本身需要需要根据不同的价值观来修正。有些人主张，与女性气质相关的价值观才是适当的价值观。另一些人则认为，与女性特质相关的特征是要被取代的制度的产物，因此需要 “重新评估所有价值观”。将这些论点联系在一起的是一种信念，即男女在道德上是真正平等和有价值的。这种对全人类 "形而上 "平等的信念与以下信念并存：两性在生物学上是不同的；由于社会制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作为社会进程结果的人类主体的能力和特征也会随之变化。这种关于通过社会关系构成的不断变化的人类主体的理论，开创了与自由主义和存在主义的 “抽象个人主义”决裂的先河。Ann Brooks指出，第二波女性主义和第三波女性主义之间日益扩大的差别，似乎是建立在将激进女权主义内部的各种立场粗略地描述为本质主义和反历史主义的基础之上的。

这些问题曾在70年代困扰着第二波女性主义者，当她们试图解决这些问题时，关于父权制的本质和压迫的根源问题的争论就变得至关重要。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并没有对女性运动中的这些争论感到厌烦。从根本上说，她们希望对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的物质结构进行分析，但必须首先决定是否应该把父权制作为一种与资本主义制度完全不同的、具有其自身的历史和起源的社会制度来分析。如果资本主义制度可以被定义为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劳动的占有和剥削的话，那么父权制是否可以被定义为一个阶级（男性）对另一个阶级（女性）的劳动和性的占有呢？如果可以这样定义，那么资本主义制度和父权制之间又是什么关系，特别是生产与再生产之间是什么关系呢？男性统治是资本主义的产物，还是资本主义是男性统治的一种表现形式？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试图在历史唯物主义所理解的生产和再生产的框架中确定性别关系；妇女在斗争中的重要身份是工人而不是妇女。二元论者主张，父权制和资本主义是两种不同的体制，只有在资本主义父权制这一点上存在交叉。一元论者主张，资本主义理论和父权制理论只是描述了同一社会体制——存在性别偏见的资本主义的不同方面。反系统论者主张，女性主义者应该到马克思那里去寻找答案，不是为了分析元叙事，而是为了对具体的历史事件做出有益的解释。

经济分析的范畴往往将权力问题简化为谁拥有和控制生产资料以及谁拥有剩余劳动力的简单问题。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为自己设定了纠正这一问题的任务，她们试图确定性别关系的运作方式，以及它们与历史唯物主义所理解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区别或联系。马克思主义的剥削、异化和劳动价值论等概念，以及其中隐含的交换原则，都是通过理论解释来阐明 "私 "与 "公 "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是如何通过物质条件交织在一起，并依赖于物质条件的。例如，Barrett分析了家庭的形式和结构，认为核心家庭并不是资本主义自我再生产的结果，更根本的是，家庭这一概念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建构。为了避免陷入这种自然主义，最好还是以家庭为单位，集中讨论家庭意识形态。这一分析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因为她明显倾向于将经济基础（经济结构）和上层建筑（信仰和文化表现形式）区分开来。Barrett在她的导言中担心，她的家庭观念本身对不同国家和不同族系的家庭间的种族差异不够敏感。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可以被称为一种一元理论，但是诸如Jagger和Young这样的理论学者却试图把性别压迫看作资本主义的一种必要特征。例如， Vogel强调，马克思主义就目前来看是一种不胜任的理论，必须加以扬弃改造，否则，它将无法解释劳动过程的动力机制。Young这位一元理论者用劳动分工理论取代阶级分析理论，试图发展出一种性别歧视的资本主义理论。在性别歧视的资本主义中，阶级关系和性别关系是一起演化而成的。通过专注于劳动分工，她认为有可能对种族主义劳动力市场的种族区别保持敏感。她主张，女性的边缘化，以及女性的次级劳动力地位，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另一位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Eler Woods则不这样认为，她指出，资本主义对其剥削对象的社会身份漠不关心，弱化了人们之间种族和性别的差异，同时也弱化了个人的种族和性别身份。当处于最底层的工人阶级与诸如种族和性别这类经济之外的身份正好一致时，似乎压迫的原因就在别处。但是，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在资本主义社会运转良好，是因为它们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条件下对工人阶级的某些成员有利。

这一讨论在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关于家务劳动的争论中达到顶峰。争论的焦点是家务劳动的功能及其在资本主义再生产中的作用，提出了男人就其本身而言受益于女人受压迫的问题。最初的争论在两派中进行，一派以恩格斯对前资本主义劳动的性别分工的推论为依据，另一派主张基于性别的劳动角色始于资本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内，这些争论非常重要，因为只有那些身处生产劳动中的、创造商品和剩余劳动的人，才被视作革命阶级的一部分。争取家务劳动工资运动的领导人主张，家务劳动实际上生产出了资本主义的核心商品——劳动力。基于此，Selma James、Dala Costa等人建议为家务劳动支付工资。这一建议在阐明家务劳动的生产本质之外，也致力于抨击一种核心假设，即主要的工资劳动者（男性工人）已经被支付了家庭工资。这一点正好与诸如Juliete Mitchell和Mary McIntosh这样的二元论者的观点不谋而合。他们认为，不仅男人从来没有获得过“家庭工资”，而且家庭工资这一概念本身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许多妇女要么是主要的，要么是重要的（即使是辅助性的）赚取工资者，而且 “同等价值”的工作，妇女的报酬低于男性。这些观点不可避免地使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运动与工会和劳工运动发生冲突。正如Bea Cambel和Val Charlton在1979年指出的那样：“劳工运动试图把对同工同酬的承诺与对家庭工资的承诺结合起来，但二者是不可兼得的。”

正如 Shelia Rowbotham 和 Veronica Beechey 所指出的，二元论者（通常被称为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将经济关系和性别关系区分开来：将性别分析置于父权制的论述中，而不是强迫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来回答上述问题。父权制和资本主义在分析上是截然不同的，有各自的利益、运动规律以及矛盾和冲突的解决模式。两种制度的交叉是一个偶然的事实，可能并不那么顺畅。但是这种二元的方法可以弥补马克思主义理论性别盲目性，从而使男人和女人的关系的系统性特征更为明确。马克思主义无法回答为什么女人无论在家庭内外都从属于男人这一问题，也无法回答为什么不是颠倒过来、男人从属于女人。而根据Hartmann的说法，女性主义分析可以揭示父权制的物质基础是男性对女性劳动能力的控制。上述关于劳务工资的争论就是父权利益和资本主义利益之间解决妇女劳动能力冲突的一个例子。Mitchell认为，这两种体制在理论上是无法还原的，但在马克思主义中存在一种还原论的倾向，即把再生产的功能和角色、性取向和社会化看作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事实上，在《精神分析和女性主义》（Psychoanalysis and Feminism）这本书中，她表明，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深植于人类的心灵深处。

关于成熟主体的身份获得，人们提出了许多问题，很具启发意义。如果我们承认一个成年主体实际上会渴望一些东西，而这些东西实际上会维持当前的社会组织，如果我们相信性、性别和性取向的一致性是确保欲望的各种过程的结果，而且我们对自己是谁的认识取决于这些信念、欲望和行为，那么寻找一种理论来描述个人在社会秩序中被分配位置的方式就是有意义的。通过扩展和发展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论述，我们似乎可以对妇女的“虚假意识”有所了解。因此，各种二元论理论家将目光投向了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希望从他的“质询”理论中找到一种能够解释父权制意识形态的必要性和力量的意识形态理论。Mitchell本人也试图把结构语言学的见解与心理分析结合起来，对主体身份的发展进行深入分析。她的早期论点是，妇女与生产的关系、低工资、兼职工作和经济依赖性是压迫的原因，但是这种关系是与生物社会学考虑及社会中流传的有关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更普遍的观念共同发挥作用的。她对父权制的精神分析，即所谓的从一元分析到多元分析的过渡，预示着后现代主义的发展。

激进女性主义者关于主体身份的复杂性的观点，关于异性恋维持社会稳定运转的方式的观点，对二元论者和一元论者之间的争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与性取向相关的问题在一些著作中被推向了政治议程的最前沿，并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和80年代初关于女性同性恋关系的争论中达到顶峰。这些以主体身份和性行为为中心的争论，是在英国左派，尤其是《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转向哲学领域，可以容纳精神分析和有关各种表现形式的文化意义的理论时发生的。这一转向，尤其是Julie Michell和Jacqueline Rose的拉康心理分析转向，并非毫无争议，也受到了来自Parveen Adams等人的挑战，但是从这种转向中，还是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Lovel提出，文本分析与社会历史分析的融合使文化研究成为女性主义理论的天然栖息地，这正好与Benhabib的“文化转向”的描述相契合。

文化研究有一种折中主义倾向，人们对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和经济主义解读让位于人们对诸如葛兰西、阿尔都塞、拉康、巴特和福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兴趣。当时，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似乎是社会主义历史是否可以纳入人类主体性的历史化概念。Cora Kaplan等人警告说，除非符号学家、心理分析理论家保持他们的唯物主义分析和阶级分析，否则他们创造的至多也只能是一种“反人道主义的前卫浪漫的激进观点”。因此，即表面上统一的主体身份实际上是先在的语言和性心理过程的结果，引发了一系列关于精神分析本质的争论。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有三个基本的共性特征：一是它们都声称自己是科学的、唯物主义的；二是它们都质疑没有价值倾向的科学方法的生命力；三是它们都对社会化的人类主体感兴趣。然而，尽管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都关注变革过程，关注斗争和解决方式，但对于这些过程的性质却存在根本分歧。那些受精神分析理论影响的理论家主张，马克思主义者把导致斗争和侵犯的结构社会化了，而且马克思主义者对商品崇拜和商品意识的解释从根本上说是一元的。马克思主义者主张，精神分析将主观性拜物教化，将人类动机自然化，并假定了不变和普遍的心理结构。实际上，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精神分析是对异化痛苦的个体化回应，而将异化体验从其背景中抽象出来的结果是一种个人与现状和解的理论。如果精神分析理论不仅被误导，而且是错误的，那么文化理论和女权主义会发生什么变化，那么文化理论和女性主义将面临什么状况，这是一个值得思索的有趣问题。

三、身份理论：转向后现代主义‍‍‍‍

身份理论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激进女性主义中体验（experience，几乎是经验主义的一种极端形式）的核心作用，以及70年代向心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左转和向法国文学批判主义的左转，都在理论上预示了这一理论的出现。

80年代，人们目睹了英国政治文化领域发生的巨大变化，其中就包括作为一种女性主义的政治力量的消亡。这里，我只关注英国，而美国有其自己的内部动力机制。在撒切尔主义的崛起、“自由市场”的财政政策、左派的分裂、女性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的消亡、身份政治、以及几乎只关注身份问题的身份理论的出现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有人提出，英国女性主义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植根于 60 年代和 70 年代的工人阶级运动。在80 年代，工会运动和劳工运动普遍衰落。

导致女性主义的政治力量的消亡的因素之一，是女性解放运动内部已经积聚了十多年的紧张关系。激进女性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之间的冲突，中产阶级女性主义者和工人阶级女性主义者之间的冲突，黑种人女性主义者和白种人女性主义者之间的冲突，异性恋女性主义者和同性恋女性主义者之间的冲突在地方组织中、在会议中以及在各种编委会中都显露无遗。这些冲突迫使女性主义者认识到自身的位置，承认女性主义思想内部的普遍趋势。仅仅因为一个人拥有某种性别的身体，就认为他/她应该与某一特定的政治运动保持一致的观点已不再可行，而女性主义作为一项政治运动的目标也变得难以自圆其说。这种认识是在关于女性主义运动的适当位置的分歧变得根深蒂固时产生的。有些人，如Sheila Rowbotham和Hilary Wainwright，试图从女性主义内部改变劳工政治主张，而其他人则认为，一种更开放更民主的政治运动与旧式的劳工或工人政治群体是不相容的。

与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的女性主义的消亡相伴而生的，是学院派女性主义的巩固和加强。学院派女性主义曾被相应地称为去激进化的女性主义理论。这是与“市政女性主义”（municipal feminism）的兴起相关联的，“市政女性主义”是把女人和女性主义理论逐步渗入公共机构（包括高等教育机构但不仅限于高等教育机构）的女性主义。有两个原因可以说明为什么高等教育机构中女性数量的增长与女性主义理论的去激进化相关联。第一点原因引导我们去关注公共机构对工作类型施加决定性影响的方式。第二点原因引导我们去关注广为流行的学术理论的类型，

我们先来看第一点。一个公共机构可以被定义为一种实体组织形式，这种实体组织包含了沉淀其中的权力关系和资金管理渠道。某种学术实践“准则”和“理想的”学术实践者的形象逐步渗透进来。学术实践的规则制约着学科内容本身，并为其提供信息。人们默认的事实是，所开展的学术研究类型就是能够确保得到资助和发表的研究类型。此外，教学和学习策略也是公共机构的首要任务。我们不需要是福柯主义者，也能看到构建一套准则的教学动力如何引发包容与排斥、谱系与历史的问题。

对于理论的去激进化的第二种解释涉及理论本身的性质。从文学理论到认识论，从建筑学到地理学，从生物学到法学，女性主义学术理论百花齐放。但身份理论一统天下，事实上，后结构主义对女性主义的发展方向产生了霸权影响，这就带来了战略和理论问题。有人认为，女性主义关于差异的讨论已经使女性主义丧失了作为一种政治主张的根基。这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一旦人们认识到妇女的差异性，并把妇女的差异性置于一致性之上，任何形式的集体行动和目标导向行动都会成为问题；第二，女性主义理论的实质变成了理论本身，理论的目的变成了对内部分歧和相互冲突的主体地位的反思和质疑。

四、将社会复杂性理论化‍

在此，我想提及Ann Brook的观点，即后现代女性主义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批判理论，致力于批判女性主义理论分支中的本质主义、种族中心主义和反历史主义。我的观点是，女性主义理论只有在抛弃了它的一些核心主张和偏爱的信仰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成为一种批判理论。我暂且不谈有关身体和性别的争论，因为我认为，只有首先澄清了其他一些信念，才能正确处理这些争论。

首先，有必要澄清几个概念，即普遍主义、本质主义、自然主义和生物主义。Elizabeth Grosz在《关于本质主义和差异的笔记》（A Note on Essentialism And Difference）中直截了当地对这些概念做了区分，她主张这些概念都是用来辩护妇女的社会从属地位的正当性。本质主义、生物主义普遍主义这些概念总是结合在一起支持现存的权力关系，证明现存权力关系的合理性。但是有一点并不清晰，即为什么本质主义、普遍主义或反历史主义一定是不好的。实际上本质主义也可以借助联想的力量；人们强调普遍主义，但也可以维护个体的个性特征；人们漠视传统，但也可能是一个马尔库塞理论的信奉者。另一个不清晰的点在于，做一个生物现象论者是否意味着要坚持本质属性或普遍属性；人们可以通过一系列的相似性来思考个体。这种主张把生物学和生物主义、自然和自然主义混为一谈（尽管可能是无意的），其表述往往将现实坍塌为其表象，不能反映真实情况。

她认为，女性主义者面临的两难处境涉及到知识严谨性目标（避免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与女性主义政治斗争（致力于解放作为女人的女人）之间的冲突。她相信，女性主义理论必然涉及一系列复杂的商榷，如果女性主义理论在政治上不能摆脱父权制框架、方法和假设的影响的话，那么就需要承认这种影响。马克思主义似乎也落在此剑之下：一是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可能建立在对类存在物进行自然主义解释的基础上），二是它的科学性宣称，三是将劳动活动也即剥削作为优先分析类别的历史研究方法。

普遍主义和本质主义之间的关系也是Elizabeth Spelman的研究对象，她在列举Iris Murdoch的《好与善》（The Nice and the Good）中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段落时指出，将许多特殊性还原为单一普遍性的实例，是对经验世界的混乱或至少是难以驾驭的一种心理反应。为了将特殊性归结为普遍性，需要将相似性置于差异之上，将异质性还原为同质性，并预先假定所有实例都有一个共同的本质。因此，我们的主张是，要把个体归入一个普遍概念，就必须假定每个事物都必然具有属性，而且这些属性是所有实例所共有的。Spelman认为，这是一个形而上学的错误，会带来相当极端的政治后果。首先，她认为，个体不是普遍适用的属性（种族、民族、阶级和性别）的总和。由于不存在个体共有的永远不变的属性，因此“女性”一词被认为并不能代表一个自然群体。按照这一思路，由于关于普遍属性或一般属性的断言是错误的，因此普遍属性起作用的方式也变得值得怀疑了：利益分类被作为一种中性标准提了出来，根据这一标准对各种事物做出判断。这不仅是女性主义理论的内部问题，也是女性主义理论之外的问题，在这些理论中，规范被错误地认为是其他同类个体的共性，并从单一的角度进行了概括；通常，特权女性的身份和经历被概括为所有女性的代表。

如果我们对这种个人主义及其与特定政治形式的一致性有所担忧，那么我们可能会回答说，人们可以抵制封闭式的定义，不接受这种唯名论，明确利益对群体身份分配的影响。作为一名唯名论者和女性主义者，Nicola Stoljar为女权主义中的唯名论提出了一个很好的论证，但如果一个人还想描述将个人划分为群体背后的机制，那么他还需要有一个包括独立于思想的机制的本体论，以及一个以某种合理性概念运作的认识论。这二者都是Moira Gatens研究的内容。

Gatens认为，当代女性主义者不愿意在她们的名字前面加上另一种理论的名称来标榜自己，如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这表明了女性主义者对社会政治理论的极度不信任和怀疑。女性主义者不再相信这些理论能够解释或阐明妇女的地位问题，因为这些理论不是被肤浅的性别盲目性所玷污，而是被某种更为深刻的东西所玷污。

（1）理性：理性被定义为与女性气质或传统的女性角色相对的特性（参见Lloyd/Grimshaw）。马克思主义也是如此：科学主张、终极目标、辩证法。

（2）二分法：如再生产/生产、家庭/国家、个体/社会。她说，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不能在二分法之外思考问题。二分法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等级划分法，把女性分成了不同层次的女性。

（3）权力：被看作某人拥有或没有的某种东西，主要表现在对政治经济关系的调节和控制上。

（4）压迫：倾向于假定一个身体并性别化。这是Haraway在其赛博格（Cyborg）论文中的观点。

要想使对理性和身份原则是父权制的固有特征的说明具有说服力，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事实上，Lloyd的哲学叙述是有选择性的，歪曲了某些哲学立场，并没有说明Gatens认为迫切需要说明的那些问题。但是这种描述也是一种压制，它剥夺了女性主义所宣称的任何批判性价值。不重新思考这一问题，我们甚至无法开始讨论其他的主张。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最终滑向浪漫的反人道主义的先锋主义倾向，在这种倾向中，思想被禁锢，认知与现状静静地依偎在一起。

五、结论‍‍‍‍‍

Mridula Chakraborty主张，“波/阶段/以波为基础的意识”的观点是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的主体意识形态建构，旨在淹没和吞噬对其提出的质疑。Chandra Mohanty断言，当女性主义的一致性受到威胁，受到某些群体的抵制时，占主导地位的女性主义不得不坚持说，这些种族群体在政治上既不是一个团体也不是一种有效力量，这是用本质主义方式来构想女性团体问题的表现。白人女性的特权仍然完好无损，而用来缓和差异造成的紧张关系的论据却变得越来越世故和神秘莫测。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发现了另一个持有相同观点的人Harstock，他曾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在西方历史上，当以前被压制的人群开始为他们自己和代表他们的主体性利益发言时，主体的概念和发现/创造解放真理的可能性却变得可疑了呢？”

关键的问题在于，如果现代性的环境仍然存在，那么女性主义是否可能是后现代主义的。第三波有一个预设条件，那就是承认，女性主义理论不得不意识到女性不仅有一个位置，而且有多个位置；压迫的根源不仅只有一种而且有多种；不仅是一个而且是多个价值；不得不承认女性主义思想中的普遍化种族主义倾向；不得不解释个人被归入普遍性的事实。对位置和地位的批判性思考能够防止陷入诱人的对身份的封闭性认同之中，能够指出把同一性强加于相似性之上，把相似性强加于差异之上的机制，但是只有当这种批判性思考是现象学的思考，是解开了本体论和认识论束缚的批判性思考时，才能达到这些效果。

资本的全球发展的本性提出了第三波女性主义者必须给予解释的深层问题，要解释这一问题，第三波女性主义者就要到她们的女性主义历史中去找寻答案。经济流动性下降是大势所趋，还是全球贫困女性化？是必然存在劳动力女性化，还是存在同质化趋势？家庭是一个法律和意识形态单位，还是一个反抗的场所？儿童贫困与家庭结构之间有什么联系？跨国公司对当地经济有何影响？劳动力市场是否支离破碎（根据种族和性别）？我们如何理解向中东的迁移和围绕中东的战争？当性别关系不稳定时，性取向问题是否会凸显出来？我们如何使别人了解和理解我们对虐待儿童、家庭暴力、诱奸、强奸和色情影片的态度，以得到回应和资助？不仅第二波女性主义者抛弃而非解决了这些问题，而且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新左派分子也同样如此。

Heywood和Drake提出，第三波女性主义所处的全球背景是跨国资本公司规模缩小、转向服务经济、经济地位方面普遍的向下流动和技术文化；所有这些都与女性主义的反资本的、地方的和无政府主义的行为主义的新形式相符。第三波女性主义试图引导出一个事实，即在全球商品化的生产圈和消费圈之外几乎没有其他选择，因此第三波女性主义者批判性地将女性文化与消费文化结合起来，颂扬消费文化。按照Jennifer Baumgardner和Amy Richards的说法，第三波女性主义者把女孩划到了具有显著生产力的女性文化中，这往往涉及对流行的女性气质——包括芭比、化妆品、时尚杂志、高跟鞋的颂扬。第三波女性主义者说，使用这些产品并不表示“我们被愚弄了”。这真是具有讽刺意味的女性主义。因此，文化的或者说民粹主义的第三波女性主义者被认为是接受了她们的女性身份及其表现的女性主义。这种女性主义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某个阶段能否具有重要意义，取决于女性主义能否抓住自我代表的代理人，以及能否利用这一力量。因此，关于把女性类商品化这一问题的争论变成了关于是否应该把限定价格等同于物化的争论。我们如何判断最近对于差异的评价，对于痴迷于艺术激情、自我肯定和思想新潮的少女的力量的评价，是不是对特殊社会环境的正确回应？对权力的创造性利用可能会证明美感屈服于现代商业逻辑的事实，尽管是同一商品，但是其形式要保持常新。我们重复差异、多样性和多元主义越多，我们听到的现代主义的回声就越多，警告我们，这种行话的使用似乎已比同质化还要多。

美国曾有学者在1988年就已指出，后现代主义已经终结。在此之后，Gary Poter和Jose Lopez于2003年宣称，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正在衰退的“过时”的状态，这不仅因为后现代主义的大多数激进主张在今天已经显得非常陈旧，而且因为后现代主义不足以对我们生活的时代进行哲学挑战和社会挑战。因此，是现实主义而不是后现代主义提供了真正能够有效解决各种学科的问题的方式。还有很多人持有与她们一样的观点。除了批判现实主义者，如Caroline New外，诸如David Harvery，Linda Alcoff，Teresa de Lauretis等人也呼吁寻求一种新的知识，而不是同到旧的知识中去。这里，我提出自己的观点，我支持Harvery的观点，这种新的知识将是一个注入了新活力的历史唯物主义。Lydia Sargent在她的《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的不幸联姻》（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1981）一书的导言中写道，“今天，我们正在进行一场运动。我们有了理论和实践的起点。”女性问题再也不会被称为“没有名字的问题”，“我们有名字”。1988年，Denise Riey提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我属于那个名字吗？”现实主义提供了更合理、更有用的框架，从这一框架出发，也许现在是时候再次认识到，我们既属于这个名字，也不属于这个名字。

编译 | 韩志杰

审核 | 张思烜

终审 | Mo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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