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文中插图来自 Pixabay。
作者：野大豆，自由撰稿人，曾于媒体和文化机构供职10年，现在在用心做一个七岁淘气宝的妈妈，闲暇时光读故事和写故事。
现在小学下学期开学快一个月了。每天送孩子上校车，我依然有一种复杂的感受，它来自 2024 年盛夏时分我的一次特别经历。
事件开端在 7 月 3 日，在这前一天，我在日常的忙碌中，突然接到丈夫的电话：“咱们家孩子被分到晨光小学梨园校区了！”
“哦，梨园，”我平静地接了一句，接着我问他：“你怎么想？”
“没想什么。”他答。他这个人是一个很执着于工作的人，对孩子、家庭的问题并不追逐细节，我则是因为孩子上三年幼儿园带给我的反馈，将重点落在了他“能不能上小学”而非“在哪儿上小学”的问题上。
我家宝贝是一个非常活泼的小男孩儿，但是在上幼儿园的这三年里，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因此我之前一直想的是：孩子能不能上小学，而不是孩子在哪儿上小学。
对我这个闲散惯了的人来说，时间像一辆失控越野车。“哪里适合孩子入学”的问题还没想明白，小学就要确认签字了。
这个听起来很浪漫的“梨园”，难道每年春日会有梨花烂漫，花瓣飞天的景象吗？还是会显现出某种教育奇迹？我想只有疯子才会展开如此联想吧。去了那里，孩子面临的是每天早晨早起半个小时的命运。
但这在我们家，是没有进行过讨论过的。我老公将小学志愿的前两位都选择了晨光，一个是本校，另一个只能是梨园校区。第一志愿如果人满，那么需要抽签决定谁去“梨园”。
按我老公的说法，我们要“赌一把”了。
都说没有经过审视的生活不值得过，这不，这个结果就像是一颗炸弹，在稍显漫长的“导火索”后，把我们平静的生活炸开了一道口子。
这是我去晨光好运分校签字的日子。朝阳区教委规定，小学入学之前，需要家长去签字。要走之前，老公突然对我说：“你就这么去签字啦？连瓶矿泉水、小马扎都不带吗？”
我笑着问：“怎么要带这么多东西？带上户口、身份证不就可以了吗？”
“去年，被分到教学中心的家长们，一天一夜都待在学校外面。”他满嘴牙膏泡，嘟囔着说。
“天呢，居然要这样。”我随意回着。
送过孩子，我向晨光好运分校走去。还没有走到正门呢，就见一条长长的队伍。我穿越过队伍向前，发现这些人的排头面对着校正门口的一排桌子，桌上左侧贴着一张粉色的纸，印着“好运”两个字，右侧贴着“嘉园”二字，去这两个校区的孩子家长在这里签字。桌后是一个窄长的大理石喷水池，“晨光好运中学”的金属字牌匾，自水池里竖起来，牌匾后是校墙，墙后有株紫藤树，藤条粗到可以荡一个六岁小孩儿，整个树冠已从墙内伸向墙外，亭亭如盖。
在正门斜边上，也有三张桌椅，很像是“好运校区”签字桌椅的后缀。桌边上一张印有“梨园”二字的粉纸。我刚到桌前，人群突然躁动，变为一个臃肿的圆，圆心是一位中年女性，她踩着高跟鞋，头发现出染色与白发的混合——这恼人的染发掉色期。我听到人群中有人小声说：这是晨光的苏校长。
“家长们，大家有什么疑问，我可以向大家解答。这次咱们梨园预计接收四个班，实际人数 86 人，组两个班。”这位女士面无表情的打着手势对大家说。
什么？只有两个班？这数字就像一颗深海鱼雷，驶入我脑海中的一片预警区。那片区域告诉我，这两个班，就像被放出去的两颗鱼雷，潜艇难道还要去问：鱼雷啊，你冷不冷，需不需要给抹点油啊？同理，可以自然而然的推测这两个在梨园的班，孤零零“悬于海外”，教学氛围与质量？无从保障，学习氛围？更是画问号。
于是我不假思索的喊出来：“不能把这两个班的孩子合到本校去吗？”
“我们要回本部！”很多人同时也喊了起来。那两颗鱼雷，显然也游走在其他家长的脑海中。
我注意到我前方的一位男性家长，光头，是陈先生！旁边是他的太太，大家都住在同一个小区，我和他太太打过交道。我们两家的孩子也是幼儿园的同班同学，看起来，又共同被“抽签”到梨园校区。平日里陈先生总是穿着皮夹克、皮靴，带着头盔，骑着巨大的黑色摩托车穿过小区，行进中虽只有马达声，但我仿佛能够听见他的车载音响中放出 90 年代的死亡摇滚。可是今天，他穿着洞洞鞋，一件普通的灰色 POLO 衫，米色宽松短裤，他同大家一起呐喊，声音中甚至有破音，这一幕弥补了我脑海中“摇滚歌手”“下班”以后干什么的画面空白。
“你们去梨园是我们不能改变的。不是你们说去哪儿就能去哪儿的，学校需要统筹协调，其他的，你们想分两个班咱们可以分两个班，分三个班就分三个班，都可以谈。”苏校长很坚决。
“你们要是在梨园有四个班，我们就不说了，但是你们只有两个班，你们怎么保证教学？”有人提出疑问。
“我们肯定会保证你们教学质量，老师都是晨光派过去的。这些你们是不需要质疑的。但是你们提出来的把两个班并回到本部，这是不可能的。”校长答。
“我们一定要求回本部！”大家自发呼喊。
“你们在这里聚着没有用，可以把我的电话记下来，有问题打电话。你们今天不签也没关系，到 7 月 5 日早上 8 点发通知书之前，你们有问题我都可以一一解答。注意，微信我加不了，不能加微信。”
说完后，校长默默闪进学校，人群一面迅速散开，一面说着建群。我进了一个微信群，此时这个群里快速集合了 180 多位家长。“战局”迅速由线下转移到线上。在沉默的大多数中，我快速分辨出群中的几位“发言人”——发言次数多、意见明确。他们在说：
“我们过去了（去梨园校区）就几乎被放弃了。”
“关系到孩子的利益，家长必须争取。”
“我们肯定要维护自己的权益。”
“谁签字了就是对孩子不负责。”
“就怕初中也回不来，也在梨园。”
原来这个梨园也有一所连带着中学的九年制学校。我们这两个班夹在原有学校的学生当中。有人猜测，就同《一代宗师》中演绎江湖中“里子”与“面子”，“面子”是苏校长刚说的——借址，而“里子”是——或许有什么交易，让生源更多的学校的孩子去充盈生源已现“萎缩”的学校，恐怕有一直留在梨园上初中的风险。
还有一些人开始规划斗争程序：“大家坚持住不签字，只要到 5 号不签字，学校就会向教委反馈，就会有解决方案，（孩子们）就有可能回来（回本部）。”
这个论断的依据在群中被解读为：教委有责任保障孩子们接受义务教育，否则会被认为是“失职”。
更有一个有力的“教室够用”论——2023 年，好运中学本部（小学部分）所有校区共招收 20 个班，共需 20 间教室；而 2024 年所有校区都算上，一共招收 12 个班，需 12 间教室。2023 年所有年级的所有班级加在一起，用了 49 间教室，但是到了 2024 年，一共只需要 48 间教室。
我在内心对大家的调查、分析和运算能力竖起大拇指。
这个论断是一针强心剂，也是让我们可以取得胜利的重要砝码。
随着太阳高度的上升，一些打工人家长去上班了，留下来的各位叫来了更多在家里做家事的老人。我看见几位奶奶，穿着宽大的印花衣服，拿着小马扎，穿越马路款款而至，她们面上可没有中青年爸爸妈妈们的焦虑。
同时到来的，还有群中一条让人兴奋的重磅消息——教委的人在来的路上了。
有人立刻在群中帮大家梳理和教委的谈判思路：质疑学校关于梨园的安排；质疑排位流程的合法透明；质疑他们对国家政策的遵守。
我们等到的不是教委，而是 6 辆警车。警车在校门口两边以及对面停了下来。人群中有人说：“肯定是苏校长叫过来的。”一位坐在小马扎上的爷爷说：“这 6 辆车都能装人，看谁闹事儿抓谁进去。”
这些警车给现场平添了一丝压迫感，让人血脉微喷。人高马大的警察们从车上下来，站在我们周围。他们中有两三位都是中年人，脸上的纹路写满“已婚有娃”四个字，我不知道他们会对我们面临的状况作何感想。
人群不再安静，我们自发呐喊，我们喊：校长，出来！校长，出来！校长，出来！
可谁知刚把嗓子活动开，把情绪调动起来，一位警察马上用中气十足的声音对大家喊话：“大家不要举标语，不要喊口号，否则，就是闹事。我们的存在是希望搭建一个对话的平台。”
警察的话像是给大家的热情一计警棍。有位男士对警察说：你看我们都是文明人，做的也都是文明事。我们都是“新北京人”。
我心里一下明白这位男士说的是什么。“新北京人”意味着没有老北京人的根基——我们不是什么老红军、老大院子弟，我们靠自己的努力、幸运以及全家人经济与体力上的支持来到北京生活，面对问题会带着些“书卷气”，会用自己学习的知识，而不是老方法——躺地上装病、哭天喊地等行为解决问题，相对于警察、学校甚至教委，我们都是新的情况，新的物质。
去年有 6 个新入学班因为教室不够，突然被分配到“教学中心”校址，那里只有豆腐块大小，和总校没有可比性，家长们经过了传统方式的反抗——在好运分校门口呐喊、扔矿泉水瓶、躺在校门口不动......最终在夜晚 12 时促成了学校、区教委以及家长们的三方会谈，并在第二天凌晨 4 时取得重大成果——三方口头达成协议，让孩子们只在“教学中心”校区读一年，第二年随机调整到其他条件稍好的校区里。
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老方法也有老方法存在的道理与能量，但这是后话。
苏校长就像是知道警察已经到场了似的，再一次从学校的自动门里闪出来。大家迅速围过来，像一颗卷心菜一样将她包住，我留意到有两位白发苍苍，但身形健朗的老人身处“菜心”。
苏校长开口第一句话便是：“你们不要再在这里破坏和谐了。”
大家听了马上回答：“我们怎么叫破坏和谐呢？我们是表达诉求。”
一位处于菜心的白发奶奶和苏老师说：“那个梨园校区，离这里太远了，你看我们接送孩子走得慢，需要打一个提前量，看起来是只远了四公里，但是我们等于早上 7 点多就要出发，花将近两个小时来回，下午再来一遍，这一天有 4 个小时耗在路上。”
对此，苏校长继续了第一次一字一顿的“广而告之”：“我特别理解家长们的心情。咱们是借址梨园，如果下学年，咱们各方面的生源或者资源经过统一调配，咱们拿出最大的态度来把这些孩子给接回来。是‘借址’也必定是好运的学生，好运的学籍。为了能和好运几个校区同步，教委也是下了很大功夫，投资了大概 200 万，不管是从内部的装修，还是从外部的环境的布置，包括说通学公交车的开通，以及学校对梨园校址的管理和设计，都是做了很多的工作。”
这时一位男性家长打断了校长的“无差别”对话：“我需要更具体的措施。”
“您想听什么？”苏校长她顿了顿接着说：“老师从好运分校统一配备，统一管理，课程一样，各教研组的教学活动一体；我们不是把这两个班推出去，而是今年幼升小的政策家长们都知道。对吧？”
“我问一下，就是去梨园的两个班，是教委要求必须得去吗？”另一位男性家长提问。
“幼升小的政策如此。”苏校长回答。她指的“政策”是今年五月份各位家长在电脑上报名时面对好似高考填志愿一样的报志愿。那个时候系统已经提供给我们了“梨园”这一选择，我们义无反顾地选了。
“但是也要看派位吧？您能不能把（抽签）派位的情况公布出来。”一位学生家长问。（注：派位情况指的是抽签情况，哪位学生在本校，哪位学生派到梨园。）
“我们要是有教室，就不会出现借址的情况。”
“我们想要看具体的、公开的、透明的情况。”大家听到校长这样回答，开始你一言我一嘴的表达。
苏校长铿锵有力的说：“我再表明个态度，如果明年可以，我们一定把孩子们给接回来。您别说你又说个‘如果’，您给我写个字据，我觉得（要这样），咱们就没法（对话）了。”
“我们当然要一个（保证）了。”家长们说。
“我写不了。任何人站在这儿说，他都不可能避免‘如果’两个字。”
“那我也有一个‘如果’，‘如果’今年只有 40 个学生报名，那是不是也得分 10 个人去梨园？”一位家长借着“如果”发挥。
“当然，因为人家（梨园实验小学）已经把教室准备好了。幼升小的政策在这儿。咱们就是按照幼升小的政策执行。”
“我还有一个问题，往年（本校）都是招 10 个班，今年出于什么考虑招 6 个班？那空出来的教室、师资哪儿去了呢？”另一位家长也问到痛处。
“刚才一直在说，我们是九年一贯制管理，这个下发多少招生指标，并不是学校自己定的事情，小学的入学高峰在减少，但初中的入学高峰在增大，因为这一片，没有其他中学。”
“不存在初中挤占小学学位？”一位家长适时提问。
“不存在。”苏校长张口就答。
“那不就矛盾了吗？”家长感叹。明明她刚刚说小学人数少了，可是初中人数增多了。
“因为我们是统一调配，不能说这个教室只能给小学用。”苏校长的语气有些焦急。
正当大家你一言我一嘴的问苏校长各种问题时，一旁“观战”的警察站到了队伍的领头，开始了他的“训话”：
“我是朝阳公安分局的，今天我再说一遍，我们要做的，还是那个话，第一，维持秩序；第二，搭建平台。”
话音刚落，一位老大爷发自内心的用饱含深情的声音说：“谢谢，谢谢警察同志。”说完后还鼓起了掌，引得在场的很多大爷大妈们也跟着鼓起了掌。
警察继续说：“我还没说完呢，对于学校的做法，和一些政策，您要觉得违法了，或者说有问题，您有您的权力向相关部门举报也好，起诉也好，但是我也要说一声，到相关部门信访办反应问题，需要有五名代表，这是您的权力，今天学校和教委的态度，就在这儿了。”
警察这一番话，让苏校长得空回学校处理自己的事情去了。
人群如潮汐，又渐渐散开，回归了各自寻得的阴凉。几个老年人拿着自己的小凳子缓缓踱着步回家吃饭，临回前，几个奶奶还嘱咐守在“战场”的老姐妹：我回去吃个饭，睡一觉再过来。
像我一样的年轻一辈，基本都在校门的 500 米之内解决饭食问题。
我午饭回来时，就听到在场的各位说着“五月的事”——在五月，有的家长得知晨光的学生有可能被分到四公里外的梨园校区后，已经去教委闹过一回了。有一位女士，大概是一位律师，就在这些人组成的微信群里。五月份去闹的那群人，按照“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方式闹得很凶，后来这些人竟都没有出现在“梨园”的名单上。
这位容貌温婉秀丽的女性，压低了声音，很不情愿地说：“那个闹腾的很厉害的群，突然不说话了。”
晨光中学好运分校是九年一贯制学校，尤以初中出名。这家学校，办学严格，有助于孩子们在今后考试中“脱颖而出”，但这两年实行了“多校划片”政策，选择的学校多了，而“晨光”也增设了不同的校区，比如“梨园”校区。
这个下午就如炎夏所有的下午一样漫长而残酷。我坐在不知是哪位携带的小马扎上，一会儿看看书、一会儿听听周围人谈天。今天在现场的，大部分是不同年纪的女性。这些母亲，带着对孩子天然的爱，在必要时，也成为了一个个公开的、勇敢的、积极奋斗的人，早就突破了传统母亲隐身、哀怨、消极待命的形象。
我所在的微信群里则在讨论更实在的内容，大家很快抓住了苏校长提到的教委投资的“200 万”，以及本校缩减的“4 个班”。
群中家长A：缩减4个班就是为了达到借址的目的。
群中家长B：他们没有根据实际调整学位，一举砍掉4个班。我们不能为教委拍脑门买单。
群中家长C：为了借址而借址。
群中家长D：址已经借了，200万已经花了，没孩子去，那不得追责吗？想尽一切办法也得安排两个班啊。
也有一些家长给这两个班“找教室”，有人甚至挖出来晨光的嘉园校区，有一个空着的教室。
警察们依然立在现场。一会儿拍拍照，一会儿同这个聊聊，那个聊聊。
还有人鼓励大家在下班后把“打工人”家属都叫过来，要死守在这里：“听说去年半夜 11 点 30 左右教委来人，10 个一批 10 个一批进去谈。只要大家努力，就有希望。大家一定要众志成城，为了孩子，我们做父母竭尽所能，孩子才更有希望。”
就在这些言论下，有一条抓住了我眼球：“我来法院起诉了，但跑错法庭了。”
什么？还真有冒失鬼！这种事情怎么和法庭扯上关系了？这是我当时头脑中冒出来的第一个想法。
随后有人回复：法院这条路太长了。
那位找错法庭的人马上接：如果能受理，教委会有压力。
就在这种火热的探讨与实践中，到了下班点。我老公这个天天晚上九点半后回家的互联网人，居然在傍晚 5 点不到的时候，就从单位赶到晨光校门口，让我接孩子回家。我心里暖了一些，以前总是感觉他在家里投入精力少，现在我们同上阵，在“战壕”中我看到了他对家的热情。
就在我和老公“交接任务”的档口，苏校长再一次出现了。
人们呼啦一下将她围住，嘴里说着：“我们进去找一个地方做下来谈”。
她讲了半天，内容和前两次区别不大。人们纷纷说：“您不要讲了，讲这些没有意义。”
很快大家将重点集中在“悬而未决”的几件事上。
“教委给我打电话，说在来的路上，结果现在还是没有来。”一位通过电话方式和教委联络的女性家长说。
“我们一直和教委沟通，没有得到任何信息，说教委在来的路上。”苏校长回答。
“可之前说的（好运主校区）是十个班，现在变成六个班，这个事儿没跟我们说清楚啊！”一位家长打断了苏校长。
“再说一遍，学校从来没有任意的、随意的减量，我们都是按照招生考试中心给我们分配的额度。”
“你们嘉园有教室为什么不用呢？”一位家长话赶话的问。
“明年我们回哪儿？”另一位家长问。确实，回哪儿也是个问题，要是回了那个“教学中心”校区，有可能教学条件也是值得探讨的。
“要看教室的情况，梨园是借址，那肯定是回到好运相关的校址。”校长回答。
“实际上是（今年）减了四个班，怎么叫如果有教室呢？”另一位家长很激动的问。
“我没法给您再回答了。”苏校长说。
“为什么到我们这儿就六个班？”另一位家长情绪激动起来，声音像配了音响。耗了一白天，大家的内心此时都有压不住了。
“去年的雅园（校区），是本身就是雅园的学籍，但是因为雅园校址装修，所以借址到了教学中心（校址），今年校址修好了，人家又回到了雅园。跟你们这个情况，完全不同。”苏校长第一次解释了去年的事情。
“大家听我说，我们的孩子，是好运（本校）的学籍，只是因为好运教室不够，我们临时安排到那边了。”一位声音很有穿透力且还保持理性的家长压下其他声音说。
“对！”苏校长声音恳切，她心里可能在想，终于有能理解我的人了。
“还是说今年梨园就多了两个教室，必须得有人去？”一位家长接过话茬问。得，这苏校长还没高兴过20秒。
“那您怎么理解是您的事儿了。”苏校长说。
“怎么借址这么远的地方呢？超过一个小时了，怎么去呢？”一位操着南方口音的家长问。
“有校车。”苏校长回答，“您从填志愿的时候就知道有梨园这个校址，您不要现在就问我了。”
“我们没有选择。”家长们回答。
“有没有选择，您自己心里清楚，对不对？”苏校长反问。
“如果六个志愿我们不报，连报名都报不了。你们设置的这个选择，认为是合理的，但是我们没有质疑的空间。”家长们七嘴八舌回答，在一些情绪激动的家长们的渲染下，气氛竟似森林火灾前的那一秒。
“不用考虑了，我们这些人是不会签（字）的。我们能在这儿待一天，已经做好了长期（待）的准备了。”另一位持东北口音的家长说。
“对，对。”很多人附和。
“校长，明年有没有教室，现在不能测算出来吗？”一位家长问。
“测算不出来。”苏校长答。
“你自己的学校，你的教室你测算不出来，开玩笑。”家长们接着说。
校长不等回答，匆匆进了校园。
很多“意见领袖”给出了鼓舞大家的言论：这个老师出来三次，感觉一次比一次有妥协，所以我感觉咱们的诉求方向是对的。
有人接着说：争取就有希望，这边本校的各种资源，去了那边都没有，还都是新招聘的老师。
有人表达坚持：今晚睡帐篷！
另外，又有消息说：教委来人了！估计一个小时后到！
有人接：忽悠。上午就说来了，结果没有出现。
有人说：他们在决策时就想好了，这些孩子家长一定会就范，因为家长一定会害怕孩子没学校上的。
为了照顾孩子，我先回家了，留下我老公继续坚守“阵地”。
老公和很多家长一起鏖战到凌晨，在他 3 点半到家后，我才沉沉睡去，睡到早晨 7 点半。起床后老公和我说，他本是要在那里守一夜的，后来大家商议需要早上一波人去教委，所以他先回来，他可以送孩子去幼儿园，换来我可以早点启程去教委。
集合地点依然在晨光中学好运分校的校门口，我到时，那位“摩托车手”陈先生的太太，已等在那里，她身旁站着一位手拿保温杯，一副退休干部模样的老爷爷，他比比划划的对着彻夜未归的人说着，势头如开会：我们去教委讲啊，一定要讲到点子上。我们不与教委的人吵......都已经明确了嘛，这次定梨园校区，就是违反了“三公里”的规定，这个“就近入学”的政策规定学生居住地与学校距离原则上应在 3 公里以内......
老爷子还没有说完，陈太太便招呼大家一起上他的车。人群中的一位奶奶突然拉我过去，小声说：“到时候拦着点这个老爷子，他啰里啰嗦的，别人不愿意听。”
哎，在缺觉的情况下，又听到同行的“队友”如此风评，我内心有点打鼓：见了教委的领导，到底说什么？怎么谈？我的脑细胞此时也和陈太太一起开起车来：今天的表达会不会因为激进而产生副作用？看起来免不了一场“血雨腥风”啊。
也许我的紧张影响到了身旁的陈太太，她仅仅在车里小睡了一会儿，今天就带着一车人奔向位于石佛营的朝阳区教委。车后座上除了那位爷爷，还有一位带着黑色眼镜框，肤色很白，眼睛大大的女士。
“我还没有吃早饭呢，带了点东西，糖尿病不吃不行啊。”爷爷率先打破了沉默。
“那您赶紧吃点啊。”我和陈太太异口同声。陈太太和我的妈妈都是糖尿病患者，知道其中利害。于是，我们也聊起来了。
“我爸妈一直在这里帮我照顾孩子，其实吧，不应该一直这样用他们，老年人应该出去旅游，多玩玩，身体才能好。我妈因为糖尿病都脑出血两次了。结果呢，昨天晚上，我爸大半夜的还过来给我们送水果。”陈太太说。
到了教委后，我们同另外一车人会和，凑成了一个“上访”小分队。进了朝阳区教委，一位值守的警察，笑眯眯的带着我们径直走过已经接待来访者的接待大厅，进入一个将我们和外面隔绝开来的小房间。
一进屋，只见一张黑色长石台面将空间分为两边，我们坐到一边，另一边空空的座位在等着教委科教一科的人过来。
很快，一位看上去三十多岁，身材丰满，面容柔和的女士走进来，那已婚女性惯有的洞察人间烟火的样貌，本没什么，使我惊异的是她身后的两位，他们没有任何表情，没有任何特征，我甚至记不住他们的穿着。怎么可以有人在众目睽睽之下，就轻而易举的隐藏了自己的衣着、相貌甚至思想？
待他们坐定后，对面中间那位白衣女士带着淡定的微笑进行了自我介绍：她说自己是朝阳区教委科教一科的科长，在这个职位履职也没多久。突然她话锋一转，说：“对不起，我只有 10 分钟的时间，10 分钟后我要参加一个特别重要的会议，要去述职，没法耽误。”
空气瞬时凝固，什么情况？子弹还没有上膛呢，枪就被缴了。10 分钟，能说清楚什么？
那位白衣领导接着说：“涉及到具体的派位操作，是招生考试中心来负责的。我们资源的确紧张，所以今年采用的是借址办学的模式。咱们家长毕竟在这片儿买房了，说白了咱们都奔着‘好运’这个好的学校来的，所以当时我们也跟领导请示，也给家长承诺就是甭管你是 17 年之前买的还是之后买的，只要您看重好运的声誉，您优先填好运，如果这边的学位满了，我们给大家托个底，让孩子都能上晨光好运分校。而且这个梨园，这个校区我可以跟大家说，不会特别长时间。当时（招生时）也有一个信息公开，说有四个班，当时预估了。”
女士话音刚落，爷爷就用捎带方言的普通话问：“你是几点开会？”
“九点半。”科长回答。
“这样啊，姑娘，先听我说，”爷爷说，“我原来也是老师，在学校当校长，嗯，然后去教委。大道理我不要说了，现在我们只反映我们的诉求。我就谈几点，就谈几点，好吧？”
“行，您说吧。”科长开始听爷爷说话。
“第一呢，嗯，我也搞过教育，我清楚，教育法明确的规定就近入学，这个是大的政策。你说我住好运园 F 区，和好运这个小学门对门，对吧？你说规定马路以北的入学，我们是马路以南的，那我们当时招生，马路以南的我们一个也不招，对不对？那我们也认。现在呢，我小区大门和学校大门门对门，我要去 4 公里以外的学校上学，这对教育法是违背的。”
“嗯。”科长发出认真听的确认音。
“第二呢，从实际情况考虑，我们每天这个小孩儿少睡一个小时，必须提前一个小时，那一条路我们看着，这个堵车啊什么的，我们每天接送 4 个小时，这个不是我一个人在这里讲，所以呢，以前我的孩子在那边上学，我就给他挑一个普通学校，不让他去远的重点学校。”
“明白。”科长说。
“第三呢，从我们了解的政策，‘17630’政策，那 17 年 6 月 30 日买房之后的孩子是要抽签的，你想很多家老大分到这儿，老二分到那儿，那我们怎么接送？现在就是说你们的逻辑，和你们的基建工作做得不到位。这是你们的失误和失职。你们应该有一个准确的预判去梨园的数据，我们的计算机大数据那么发达，把每一个小孩儿的身份，户口什么的往计算机里面一输，那几分钟就可以出来的。”
此时科长没有再发出声音。老爷子继续讲：“这第四个呢，就是现在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怎么可以解决？我们也问了，你看，现在的一年级下学期，每个班招生都是 40 多个人，40 大几，那现在给每个班加几个人，（本校）你招的 6 个班，四六二百四，我们也了解现在去梨园的孩子有些想去嘉园（校区），因为住得更近，那两边校区一班增加几个没有问题。这是解决方法啊，再不行，你可以借，我们在好运本校的会议室，八十多个学生，在里面呆上一段时间，我们是可以接受。”
“你们能接受？”科长似乎这么问仅仅是为了做出反应。
“我们能接受。就代表我们可以是临时的（在这里）。”
此时，科长已在频繁看表了，老爷子加强了语调说：“哎，你听我说完。”
“好，你说。”科长苦笑。
“现在呢，你们教委已经是违背了教育法，”说到此处，老爷子站了起来，“我告诉你啊，我昨天也和好运的校长讲了，我当年在老家，我就和他们说，我的学校你可以公开的查，是吧？那是不是你们的做法都是按照这个政策来，你看我那个地方，我们分班，我要求学校有个大屏幕，把学生的信息往里面一输，好，你这个小孩儿分到哪一个班，都能看到。最后我提出我的诉求，就是要想回本校，现在我们这个小孩儿，如果不在本校上，这个字我们是不会签的。”
科长此时也一下子站了起来，爷爷伸出双手示意让科长坐下，说：“您坐、您坐。”科长并不坐，只是对爷爷说，“您说，您说，我知道，您是老领导，老前辈。”
“所以呢，这个请你把这个话给你的领导带上去。姑娘，我这不是针对你，你把这个话给你的领导带上去，带上去啊。”爷爷果真继续了。
“我理解，我理解。”至此，科长已经拿着手机往外走了。
“你们现在这个安排我们不接受。”另一位家长说。
“那既然我们知道只有两个班，只有 80 多个孩子，那我们完全可以（回本校）。”陈太太也用平静的语气表明态度。
“你这个事情都解决了，也是给自己福报啊。”爷爷说。
“叔你说完了啊，我马上要走，我特别理解你们，你们说的我都记下来了，我特别感谢叔叔刚才说姑娘，我不是针对你，这个福报不福报的，我自己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科长也开始亮出感情牌。
“你错，你就要纠正。”爷爷铿锵有力。
“是这样，家长们，原则上，当时报的时候，如果您不接受距离的问题，大家可以选择别的学校，基于这样的考虑，所以说大家才报了不同的志愿。现在出来的是你们不同意你们当时填报的志愿。”
“是你们给我们的误导，逼着我们这样做。对不对？这是你们的问题。”爷爷的神经被戳到了，他的声音一下提高八度。
“叔叔，要是我说一句，你说一句，第一个是我没法走了，第二个是我直接走了，你们又该直接说区教委的不接待你们了。”科长说。
爷爷张张嘴，还想说，我们拦住了他。
科长继续说话：“咱们好运资源紧张，政策就是 40 人一个班，有通学公交车，有家长说现在孩子能不能保证一年后回来，我们正在统筹资源，没有说承诺一年后回来，但是如果有资源一定会让大家回来。我先过去了啊，拜托啊，谢谢各位，你们遇到这个事儿我仍然要向上级请示，好不好？”
10-20 分钟的进度条已经用完，科长走了，我们带着还未尽力的遗憾坐下来，就像第一次见一样，发现还有两位科长的同事留在这里。
当爷爷慢慢坐坐下后，又对着这二位极尽繁复地说了起来。科长的女同事都拿出一只笔记本，写着什么，而男士呢，双眼没什么落点，流露出一副平常打工人等下班的微死感，我更佩服这二位了。
但终归是没有什么必要再留下了，我们灰溜溜地离开，回到晨光校门口。
校门口已有人群聚集。诸位中有昨天跑错法院的先生，一身红色运动服，让我感受到他内心深处不易被压制的抗争感；还有一位女士，高高瘦瘦，皮肤黑，眼睛也黑，样貌中有“异域”风。找出有异域风的中国人也是我识人的兴趣——会让我不禁联想到那人某一代的祖先也许来自他国，又或是基因碰撞出的神秘巧合。我奇怪我为何今天才注意到她，也许因为她今天一直在招呼大家行动。上去一问才发现，她的孩子也是我娃幼儿园的同班同学。她姓田。
我们对大家简述了这次行程的成果——零。可他们对这成果也并不诧异。
他们这时正忙着起草呈递给市教委的文件呢，我们刚好赶上在打印稿上签字和按手印环节。
我看了看这文件，一小段文字跃然纸上：
“随着生源数的逐年下降，靠名校压缩本校规模，挤出生源通过所谓的借址盘活利用闲置校舍不是长久之计，随着生源的减少，闲置校舍只会越来越多，一些多余学校校舍改造为其他行业服务是必然趋势，希望教委及晨光中学早日认清形势，走出科学盘活闲置校舍的新路活路，而不应该靠牺牲这 80 余名小学一年级新生......”
厉害了，这段是一种推测：此“借址”非区教委口中因教室不够而进行的“借址”，在入学孩童数量逐渐减少的趋势下，很多校园面临“空城”危险。所以才有眼前的“借址”——让名校孩子们去冲人气。
从一个点，拼出一盘“棋”，这份智商令人称赞，如果大家可以集体做编剧，编出来的剧集一定能成为平台的“养老长销”项目了。
文件刚签署完，便由不同的家长送向不同的申诉机构。
突然，校门口出来了一队人，这其中有苏校长，但中心另有其人——是一位皮肤很白，黑头发的中年女性，不知为何，我感到她脸上呈现出一股悲悯。
大家又迅速将这位女士围到圈子中央，苏校长率先说，中间这位是学校的大校长——吴校长。
吴校长张开嘴音未出，眼圈先红，她说：这一次真是没有办法满足大家的需求，但是明年一定争取把孩子们接回来。
我有点被“眼泪”说服了。那眼泪本身是不是就说明学校有极大的难处，是办不到的。但如果以此为线，来谈分小班——苏校长第一天的讲话不是说了吗？大家想分几个班就分几个班——如果让现在的两个班，变成四个班，会不会才是给孩子争取到的最大福利？
于是，我问了吴校长几个关于教学的问题。
我问：梨园的老师，是从晨光派过去的吗？
吴校长很肯定的说，是派过去的。
梨园的老师和本校的老师，是不是一起备课？
吴校长马上给我们介绍了她身后一位女士，她说这是学校负责教学的主管老师，她回答说，所有的课程都是一起备课的，一体管理。
也有其他的家长，问了装修的进度，大家都怕着急着装修给孩子身体造成影响。校长说：就是最基本的整理一下。大家如果不希望装修，也可以不装修。
吴校长很快讲完又带着人进了校门。
校长的影子刚在教学楼中隐没，队伍里就有人语重心长的说：你们不应该问这些，这会让人认为我们让步了。
田女士在队伍中激动地说：必须要咬死今年要回来，不要让步，这是唯一的机会了。
群里有人针对吴校长出来的事情发表看法，说：“昨天的斗争坚持有用了。”
“对，坚持有用。”有人赞同。
“昨天30-40位家长盯了一夜，没有一夜的努力，怎么会有今天吴校长出来。”
有人在群里面呼吁：“就这一两天了，大家一定要齐心合力。”
“团结一致，维护合法权利！”
“为自己的孩子付出，无怨无悔，加油！”
有人说：昨天说200万弄教室，钱都花了，今天说不装修，哪句是真的？
此时已是正午。一直沉默的陈太太，突然对我说：“去对面咖啡馆坐坐”？
晨光好运分校所在的这一片，有名为“好运城”的一个大社区，被分为 A/B/C/D/E/F/ 几个部分。此外还有好运园小区、超级场小区、以及更远一些的嘉园、雅园、狂想派等小区，近两年，又陆陆续续盖了几个商务区，已有抖音、美团等大公司入驻。这片区有咖啡馆，有大商场，小街道虽现代，不似北京二环内的古韵，但整齐干净，正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作者所提倡的那种会自我生长的街道：房子用途多样，道路并不太宽。我正是因为在这个街区，才可以过个马路就能去个咖啡馆吃一份午餐，喝点东西，然后快速跑回来。在流火的七月，守着这前途未卜的局。
我和陈太太缓缓走过小路，走进为办公楼中互联网打工者们服务的酷迪咖啡。咖啡馆不大，皮椅子很舒服，有两位男士坐在较大的一张沙发上交谈。点餐时，我有些犹豫，陈太太在我身后说：“这里的热狗很好吃。”
我听从了她的建议。
陈太太复制了我的点单。我们拿着吃喝，在咖啡馆深处坐下来。几乎是伴着我刚拿出的热狗香，陈太太突然说：“这个事情其实在有些国家很简单，如果家长不满意，可以沟通啊。”
“这两天我感受到一个好玩的东西，就是教委或者学校说啥，但是咱们也不认、不信啊。这可真是上面一套，底下一套。”我一边笑一边回答。
“还挺有特色的。”陈太太也笑了。
这热狗的确香，我三两口将它收进腹中。我注意到陈太太和我一样，在吃热狗的时候没有加酱，都是人到中年，正与发福作战的年纪。
“你想过移民吗？”正当我致力于消灭最后一口热狗时，陈太太突然问。
“这......我还没想过，我先生他，守家待地的，特有乡土情怀。”我答。
“我跟你说啊，”陈太太把手中剩下的热狗一口塞进嘴里，脸上挂着了然的微笑继续说，“如果是去新加坡，那太贵了。去香港呢，感觉和内地也没差，其实去马来西亚不错，那里房子也便宜，一大家子在那里雇保姆也便宜，以后孩子升学也很容易去到欧美国家。”
“那可都是热带国家呢.....我是东北人，到北京已经是我去过的最南边的地方了。再过北回归线？怎么可能！”
陈太太被我逗笑了。她接着说：“不过一想到我爸妈这么大年纪了，还跟着我在北京照顾孩子受罪，老了老了，我们还移民了，没法照顾他们.....”
“你可以等孩子到了十几岁，然后再和他一起去呆两年，陪读，然后你再回来。”我说。
“对，这样可以。”陈太太眼睛一下子亮了，“这两个孩子也是很阴差阳错。我当时想，如果第一胎是个女孩儿，我是不会再要孩子了。我在家里面成长，就是很受这个，就这个‘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我不想让我家大的遭这个罪。哪想到后来又有了一个儿子，就真是发自内心的爱他，这东西真是没办法，结果你看，两个孩子本以为能在一个学校，结果这边一个，那边一个，接送都麻烦。我爸妈年纪又大，身体又不好，怎么弄。”
陈太太的两个孩子，我在小区里都见过。女孩儿今年八岁，有着樱桃小丸子一样的发型，平日里我和她说话，她都笑着回话，字字清晰。
相比之下，她的弟弟，常常戳在她旁边，像个后缀。偶然和他说两句话，一张口都是方言，根本听不清他嘴里说什么。
这个男孩儿带着一副圆圆的眼镜，据说有点远视，经常请假。
不过我惊诧的并不是这生长在北京的男孩儿为何不会说普通话，而是在于男孩儿和女孩儿状态完全不同，今天一听陈太太的解释，也算得到了答案，不觉为那个爱笑的女孩儿隐隐担忧。但一转念，世事难料，也许岩石上开出的花更加动人。
“其实我一直在想我家孩子到底适不适合晨光。我觉得做父母有一个重大责任，就是要在孩子还不能做决定的时候，替他来做决定，可我很担心这个决定没有做好。”我说。
我明显感觉陈太太身体震了一下。接着我补充说了一下自己家孩子的情况。陈太太听后，很诚恳地说：“如果是在几年前，我肯定建议你去私立学校或者国际学校。但......反正要慎重吧，出国也要慎重，找留学机构，一定要找那种大的留学机构，免得踩雷。”
饭后，我们又回到“驻地”。我感到人少了一点，做下来听大家聊天，才知道又有一拨人去了市教委。
陈太太和我没有坐在一起。我们就像两个“特工”，不知为何刻意不让其他人觉察出我们这两天逐渐熟络的关系。
我又开始了午后阅读时间。今天我带的书是爱尔兰作家萨利·鲁尼的《聊天记录》，一本讲述城市爱情的书。我从小生长在一座北方的大城市，但从我到北京生活起，就爱上了这里。因为这里粗犷而又广大，傲慢而又包容，既有炸酱面，又有法餐，我从没想过离开这里。但现在我也不确定，会不会有一天，我离开她，就像当初选择她一样坚定？
我身边坐着的，是那位高高瘦瘦的田女士。我读过一会儿书，就很自然地和她闲聊。我说：“你挺会整啊，一会儿号召大家‘活动’，一会又在群里给大家鼓劲的。”
“那还不是因为今天你们都去教委了，我要是不张罗，现场谁张罗啊。我必须要激动起来，才能带动大家。”田女士回答。
“你在哪儿工作啊？不需要去上班吗？”我继续问。
“我在一家法资企业，假期比较多，这几天都请假了。你知道吗，”她突然神神秘秘的说，“现在朝阳区的家长，都让孩子上私立的初中了。”
“啊？为什么呢？难道私立中学更宽松？”由于我不自觉的带入自家孩子的情况，所以不过脑的冒了这一句。
“什么呀，”田太太拍拍我，叹了口气，“很多私立民办的要求更严，更卷，家长们把孩子送进去，以后考大学才有指望啊。今年朝阳区高中考的最好的是人大附中朝阳分校，这都是例子。”
“这些家长也是真狠。”我说。
“你不狠是不行的。”田女士加重语气，“你在国内，就得卷，当然我也有很多同事借着工作机会出国了。”
“你们出国那么方便？”我问。
“我们公司可以通过内网看到很多在法国做的项目。一做就一两年。很多同事就借机‘润’出去了。不过现在外企也不好干，没准突然关了，我们就都没活儿干了。”她答。
“那你怎么不出去啊？你是想在国内卷？”我问。
“我老公他不想去。”田女士显得有点遗憾，“我们就只能跟这儿卷。不过我也不想我孩子太累了。”
我对田女士说：“哦，我对你家孩子有点印象，很乖乖的。”
“哎，他就是太乖了，成天在家也不出去玩。我是真的为了他才生了个二胎，就是给他找个人玩。”田女士说。
“你家这个，看起来说鸡娃，那肯定是能鸡的动。我这鸡娃也鸡不动啊，我这现在还在埋怨自己，给他报了晨光，那么卷的一所小学，觉过今天跟这儿坐着，你说我这是何苦呢。”我说。
“你就是没想明白，你要是不想让孩子这么卷，就别上晨光。”田女士一锤定音。
听君一席话，胜泼三桶冰水。这个时候我只能掏出手机，把发生过的和我想到的各种事情都一股脑吐槽给还在上班的我老公。
然后，我又拿出《聊天记录》看了起来。这本书中有一种我希望达到的写作高度。可是想想这个下午，我的未来与我孩子的未来，拧成了一股麻绳，让我无从分摘，无从理顺。
正在我在暗自挣扎时，群中有两位家长开始了“法律问题研讨”。其中一位正是昨天跑错法庭的“红衣先生”，另一位也是法律工作者。他们在为“学生居住地与学校距离应为 3 公里”是否具有法律效应而争论。同时，另一位法律工作者也特别提到一点，应该建议废止让我们参与抽签的“17630”政策。（17630：即所有在17年6月30日后买房子的家庭参与多校划片抽签。）
一身黑衣的陈太太坐在喷泉旁边，一直在默默看手机。
此时有一个中年女性，有着看上去像女侠一样矫健的身形，头上绑着一条印花的纱巾绑带，一直站在校门口，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们，若有所思。她大概是来接仍在小学参加社团活动的孩子的。
人群中有人说：昨天，不光警察来了，社区的人也来了，今天，就咱们这些人，连警察都不来了。
正说着，由远及近开来一辆警车，是轿车样式的四人座车。警车停稳后，下来一名昨天也出现过的警察，他看起来高瘦又严厉，像一只猎鹰。
这警察出了车，面对大家扫视一下，便大声说：谁是田女士？跟我走一趟。
田女士将头从手机屏幕上拽出来。她迟疑的、缓缓地站起来，走到警察前，声音很轻地说：“我是。”
“跟我走一趟。”警察的声音就像一股巨大的力量，缠住所有人，让人没法反抗。
“不要去！”我喃喃地说，不知道田女士有没有听到。
“必须跟我走！”警察喊了起来。
田女士一步一回头，上了警车。警车快速启动马达，一下子开走了。
那个一直站在校门口为我们投下注目礼的女士突然开口说话了：你们就应该站出来，不要让她去警察局，去了还不知道怎样呢！
“是大群里被监控了！”大家纷纷转告，“不要在群里说话了。”
这个炎热的下午像被突然冻住了。
不一会儿，陆陆续续的小学生从校门出来，大家又冲着学校喊了起来：校长出来！我们要三方！
那一拨去市教委的人也回来了。大家迅速将这些“归来者”围起来。一位背印有“清华大学”字样帆布袋的女士马上用柔和的音调开始了清晰、流畅地诉说：“我们去区教委，一开始和你们上午是一样的，给我们迎进去，但是对我们好像也不是很热情，刚说了不到几分钟话，市教委主要的那位接待人员，突然接到了一个法院的电话，在外面说了有好几分钟，说完之后回来，态度马上就变了，说一定会将事情调查清楚，给我们一个答复。”
“咱们群里有个人不是去法院告去了嘛，看起来有点效果啊。”人群中的一位说了一句。
“他们态度一下子就变了。”同去教委的一个高个子爷爷一脸严肃的重复这一场景。
这绝对是一个爆炸好消息！几乎每一张凝重的脸都挂上了笑容。一下午的阴霾被“会解决”的希望给驱散了。
曾经我还认为那个去法院的家长是在哗众取宠，可谁曾想还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很快，去法院的那位红衣先生也从法院回来了，大家用迎接“胜利者归来”的眼神看着他，不自觉的把他也围在圈子中心。
同他站在一起的还有一位清瘦的女士，是“红衣先生”的太太。我们这几天的这个“局”，很多家庭不仅是老人在场，更是夫妻双双在场。
但这对夫妻的脸上没有“胜利者”畅快的微笑，尤其是那位女士，众多复杂的内心活动在她的面庞上凝成一股特别的忧愁，可以猜测出这份感情的混合物大概包含：懊悔、遗憾、愤恨、埋怨......这对夫妻面对着有些兴奋的人群低声说：“我们孩子以后在学校肯定要被区别对待了。”
后来我有机会问了一下这位“红衣男子”，才得知他是一位给上市公司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当他得知自己的孩子被分到“梨园”后，“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法律背景，另外想到的是有很多北京市的小学生也是在这样‘借址’，就在 6 年当中忍受了 6-8 公里的距离。”
“我也不是真的就在思想上那么激动，我是觉得咱们这些人当中应该有人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的孩子以后会不会被区别对待？虽然我对老师们也是很信任的，不会对孩子们不好，但是也不免担心受到冷落。”他还告诉我，很多国人反应问题的方式是让老人与女性在现场静坐甚至哭泣，这是很典型的做法，但是他作为一个受过教育的、懂法知法的人，希望用自己作为公民应有的权力来反抗。
他认为区教委一个是违反了“三公里”，另一个是侵犯了“统筹上学”条例，因此走刑事诉讼：告区教委，要求孩子回本部上学，并当面向他道歉，赔偿经济损失 1 元钱。
“我做这些是希望以后没有遗憾，也是在要求孩子好好学习的时候能有底气。”
他跑法院的这两天，也是家庭氛围异常紧张的两天——“很多埋怨，就买房选址的问题等等。”
不管是不是做的好，目前看起来，市教委的人终于拿出了和上午不一样的态度，我也带着笑去幼儿园接孩子放学了，甚至还在家开心的做了顿简餐，给提前下班在校门口接班的老公送了过去。
田女士很快也回去了。她是因为在群中发布聚集信息而被叫到警察局问询的。
我老公这一天依然呆到凌晨。这一天从早到晚，校方一共出来人向大家讲了“5次”话。但是三方会谈依然没有促成。
事情已经到第三天。这一天是发录取通知书的日子。早晨不到七点，有人就在群中说——学校的椅子已经全被收走了。这两天，这些椅子一直留在校门口，给我们提供了休息空间。此时，我心里竟有一种被操控者摆布的感觉：之前，人家认为你要闹两天，而现在，人家认为你已经闹得差不多了，因此椅子都收走了。
群里又有人说：今天学校安排在西门发录取通知书。那个门靠近一条小路，像是为了不和我们这些人冲撞到一起。
有人已经在现场了，看到西门内竟有张小书桌，上面贴着一张写着“梨花”字样的纸。群里的一位家长直播：一位家长已经走进去签字了，他要等着那个签字的家长出来问问什么情况。
一些家长在群里用简洁的话鼓励大家说：守初心。
有几位家长也跟着打出了这三个字：守初心。
我从家里出发之前，和先生商量：“你说，今天还去吗？”
我先生说：“去呀，至少能看看现场什么情况，得到第一手资料。”
等我走到学校西门时，这里已经有一个长长的领取录取通知书的队伍，其中有家长也有被带来的孩子，他们看起来都很轻松。而我们这一群人也杵在西门，一个个神色不定，天然的和那一长队人分开了。
两个小时后，领通知书的人基本都领过了，我们一群人又移动到前两天在的学校正门口。从第一天到现在，教委大家去了两次，但并未有教委的人来和我们做三方会谈。而门前“镇守”的人，比昨天又少了很多。
苏校长再次从校门里闪现，大家迅速聚拢，苏校长谈的还是那么些，说学校也是没有办法，要统一调配。家长当中那位昨天与我同车，在教委慷慨陈词的老爷爷，很激动地对苏校长说：“当初盖房子的时候，在这一带盖了那么多房子，怎么不考虑小学不够用的情况？到现在，违背‘就近入学’法律，让我们这些孩子去 4 公里以外的地方上学，算什么？”
然而他的声音并没有被回应。
有家长又问：“校长，之前你提出要小班可以小班，那咱们这 80 多个孩子是不是可以分成三个班，甚至四个班？”
校长马上用如干脆面一样脆的语气回复：“小班不可能。咱们就是两个班，一年后回来，也是两个班整体回来，这样才能整体管理。”
另有一位家长问：“一年后我们回来，是回好运校区吗？”
苏校长说：“这个不确定。”
懒出任从游子笑，入门还是旧生涯。这校长，从第一次出现，到现在，一切都还是“从前的样子”。校长的每次出现“打卡”，竟像是“有预谋”的活动，显得既不失礼数又毫无建树。
此时，陈太太又给我使了个颜色，我知道，我们的“咖啡时间”又到了。当我们再一次坐在昨天的“老地方”时，陈太太对我说：
“今天你没来的时候，其实在西门，学校的人叫了一位男家长和他们进行对话。”
为什么是男家长？难道只有男人才能听明白讲明白话吗？可我这内心独白很难对陈太太倾吐，这并不是今天讨论的重点。只听陈太太继续说：“当时校方还是那些话，问题就在这个男家长好像完全搞不懂情况，直接问校方——是不是明年可以回教学中心校区？学校的人当时还愣了一下，随后回答说很有可能，这位男家长还挺高兴的样子。”
“什么？这是个特务吧？”我很无奈地开玩笑说。首先，这位本不是这两天一直在门口或者跟着大家去教委的人，不一定了解所有的情况，再一个，他难道不知道那个教学中心校区只有饭盒大小，也是一个看一眼就头疼的校舍。
我头脑中想到一幕谍战片场景：一个酒吧里，代表不同组织的人在其中交换情报，根本分不清谁是哪头的。可这才几天的功夫，难道我们的组织也被渗透了？
“我也说是呢。”陈太太说，“我感觉没有什么谈的必要了。这两天确实有一些人是激进了，现在看起来根本就没有谈的空间啊。我是想签了，没有必要再拖着了。”她语气坚决起来。
“现在签，和以后再签，没有什么区别。我倒是想就着这个情况和学校聊聊，能不能分小班，小班那绝对对孩子有好处啊。”我答。
“刚校长不是说嘛，没办法，要不然回不来。”陈太太回答。
说完，她开始给自己先生打电话：“喂，你别上班了，我感觉没有什么可能性了，你回来赶紧把名签了。什么？你当然得回来了，你儿子的事儿，我代表不了咱们全家。”
我们从咖啡馆出来，慢慢走回校门口。此时还有 20 几个家长站在那里。有几位妈妈依然是“不三方谈，就不回来”的架势。微信群里，那位去过法院的红衣先生表态：我们已经做好了今年 9 月份孩子还没有学上的准备。
这么激进！我不由得问了问昨天几乎一整天都在现场组织大家的田女士，她脸上挂着显然的笑容说：“你不按照最激进的去谈，那你什么都得不到。”
也有人在群里提议，谈判的时候一定要哭，情绪崩溃很重要。
正当大家都感知到前途迷茫的时候，另一位从来没有见过的先生如天神下凡般出现在校门口。他带着一个黑框眼镜，下颌部分看起来瘦削而又认真，脸上有一种既正义又倔强、狡黠的神色，这样的人一开口说话就有一种让人信服的力量。他身上穿着蓝色带条纹的 POLO 衫，一副公务员打扮。他用极快但是带着南方腔的普通话对大家说：我们这个时候应该去更多的地方投诉朝阳区教委，点名告教委的第一负责人，只有这样才能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还是需要继续挂市长热线，然后去教育部、各信访大厅投递状告信。
大家听了竟有醍醐灌顶的感觉。第一天讨论“五月的事”的那位秀丽的律师，在大家的要求下拿出随身背的笔记本电脑，开始写“状子”。
“天神先生”继续用极快但是逻辑分明的语言提出重点：“从决定多校派位，到招生计划的披露，到现场签字确认环节，在信息不透明的情况下，我们有理由怀疑，整个过程预判不充分，执行死板，有存在暗箱操作以及懒政怠政之嫌疑。”
很快，一张纸写满了，田女士骑着自己的电动车将其打印成多份。
又到了按手印的环节，有人说：“现在群里已经不完全是我们的人了，有监控，还是打电话通知比较好。”
于是，我们在现场的每个人分了 10 个人左右，一个个打电话，动员大家过来签字。群里的不同网名变得清晰了起来，有时候发现联系到的家长其实正在我们身边，啊，原来是这个人呀！对上了网名，让我们又重新认识了一次。
最终，按过手印的材料，被不同家长投递到不同的信访办。
中午，大家纷纷散去。我回到家中，这三天家里的家务活成了堆，我一边拾掇一边胡思乱想。
我想起“红衣先生”对我说的，他一接到孩子要去梨园校区，脑子中就反应出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的问题。在社会生活中，大家似乎很少有机会公开的探讨：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好运校区校舍不够，那么在商用楼及住房拔地而起的时候，是否也可以配套完善就近的公共教育设施？
收拾完，我沐浴在我家向阳大窗射过来的暖阳中，看着阳光给扬起的灰尘打上金光，这代表了一种平静。我人生中体验过很多种平静，有面对大海时渺小的平静，有考学结束后深思的平静，有黎明时分内心宁静的平静.....然而今天这生活夹缝中的平静更让我感觉到，平静在很多时候，是全天下最好的一个词。
7 月 5 日下午 4 时，校长再一次出现在校门口，向留守的家长宣告政策。很多家长依然坚守到深夜。在这之后，一批批的家长放弃“抵抗”，签了字。9 月 1 日，这 80 多个孩子全部进入了梨园校区，开始了小学的征程。7 月 3、4、5 三天，就像是人生中不存在的三天一样，我把它称为“时间黑洞”。
附：文中所有学校、小区的名名字、人名均为代用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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