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励表示，《里斯本丸沉没》只想展现战争中一个最为微观、曾经被遮蔽的一角，在这个微观的小角落里，有人性、情感和命运。“它值得被更多人看见。”
在这部纪录片电影迎来英国首映的时刻，导演方励希望观众不论来自什么国家、什么文化背景，都能放下意识枷锁，去直击那些最本真、最质朴的东西。
文丨FT中文网专栏作家 非非马
在《里斯本丸沉没》英国首映礼的前一天晚上，我对导演方励做了三个多小时的采访。虽然他前一天傍晚刚落地伦敦，但他似乎完全不用倒时差。也或者，他本就没有“时差感”，因为他常年每天只睡4小时。他舍不得“浪费生命”去睡觉，并让自己的身体适应了这种节奏。
诚实地讲，我还是能在某些时刻嗅到他身上散发出的疲惫。毕竟，那也是将满72岁的肉体凡胎。毕竟，自去年9月6日影片于中国公映开始，他已连轴转地跑了近四个月路演，做了150多场交流。但他是这样一种“精神铁人”，能调动出超强的精神力，去极大地延展肉身的耐受边界。又或者说，他非常舍得“燃烧”自己。一如他流传甚广的名言：珍惜生命最好的方式，不是养生，而是淋漓尽致地燃烧生命。三个多小时的采访，他高强度地密集输出，对各种细节、数字、人名的记忆，犹如刻在脑子里般清晰。
若不是这种“强人”特质和“自燃型”人格，大约方励也完不成《里斯本丸沉没》。这部历时8年才完成摄制的纪录片，经历了各种坎坷，也不得不被3年疫情延宕了周期。由于周期长、多国摄制、动画制作成本高昂，它的总投资近8000万元，烧光了方励所有积蓄——他甚至还不得不陆续卖光自己在国内的三套房产（北京两套、成都一套）。雪上加霜的是，疫情期间方励其它的产业也都在亏损。“那段时期，不是某个人，是整个电影行业都很难。”但方励不是被困难羁绊的人，他甚至不愿意浪费一点时间去想这些烦心事。从60岁就嚷嚷着“生命进入倒计时”的他，自有他的“时间账”：“我的今天和明天，太珍贵，有太多重要的事情等着我去完成。”
因为有自己的“算账”体系和得失衡量标准，贴钱拍电影对方励一直是常态。从2000年入行（投资、制片、监制，也做编剧），25年的电影生涯，方励获得的是16部电影和巨额财务亏损。他在科技业务赚来的私房钱，被全数补贴进电影项目。2014年，他投资韩寒的电影处女作《后会无期》担纲制片人，终于靠这部电影获得了盈利。然后，他就“任性”地选择了《里斯本丸沉没》这个烧钱又反商业的项目——连剧组成员，都不看好其“钱景”。
果然，影片完成后，方励甚至找不到公司愿意来发行，因为业内对影片的票房预期是：“最多五六百万，到顶了。”这意味着，别说收回影片的投资成本，连发行、宣发的成本都回不来。最后，阿里影业接手发行，但为了风控管理，宣发预算压得非常低，这时，方励的“小兄弟”韩寒出手，掏了300万追加“投资”，成了片头字幕上又一个“联合出品人”。方励笑着跟我说，你如果仔细看片尾，会发现有很多“联合制片人”，他们都是参与投入这部片的“债主”，全是他的朋友。署名，则是“豪侠大老方”对朋友表达感谢的一种方式。
因为宣发预算依然很紧，方励选了一种对自己最狠的方式来跑宣传，以70+的身躯跑了中国数十座城市几十所大学，重复了数百遍讲述关于电影的一切。他热爱与观众交流，每次都尽力以最好的状态去分享，但凡人之躯终究是有承载的限额。他一度得了前庭神经炎，走路都踉跄，有几天走不了直线。看到那段时间里有某知名电视节目对他的访谈，他的言谈神态里透着遮挡不住的疲惫。坦率而言，这个带着疲惫感奔波在理想之路上的大老方，会比之前那个“永远”在镜头前神采奕奕的“老顽童”，更打动我。
如今，《里斯本丸沉没》的国内票房停在了4700多万，这对一部纪录电影来说无疑已是非常亮眼的成绩，也远超业内预期。但这相对于它的投资体量，仍是“血亏”。“要想打平成本，票房至少得2亿。”所以，从一开始，方励就已经知道没可能回本，但他并不在意。“钱，就是一种资源，要消耗在最值得消耗的地方。”他戏称自己只不过是把廉价的房产兑换成了更值得留存的电影作品，“这么来算，我赚大了。”
《里斯本丸沉没》上映后的口碑，没有辜负方励及其团队的努力。它以超高的口碑成为2024年度中国电影市场的现象级影片之一；方励也因此成为2024无法绕过的年度电影人。但这些，却并不是方励发心拍片时可以预设的“成果”。
毕竟，所有的电影项目，从“起点”看都是一场挺向未知的冒险，何况，虽从业十几载，他也是第一次做导演、第一次拍纪录电影——完全“野路子”。但这恰恰给了他自由创新的可能。比如，他走到镜头前，成为出镜叙述者、采访者，亦成为影片的主角之一——而不是像传统纪录片那样，“叙事者”通常隐身于镜头之后。这种“反常规”的操作，就连他的两位剪辑师也曾反对。但方励在创作上是独立的，也是坚决的。他就是要把自己当年如何一步步被打动、卷入、深入的心路历程，真实分享给观众。最终，他掏出的那颗真心，赋予了这部纪录片独特的“作者气质”。很明显，他是那种喜欢用本能和情感主导创作的导演。
去年11月方励在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与师生分享时说：“诚意和真情实意是永远（第一位）的，技巧和智商，包括聪明的手段，都是第二级别的。” 我以为，这不止是方励对待创作的态度，也是他对待整个人生的态度。一方面，他具备发达的逻辑与理性、也懂商业策略，但他的生命底色却是高度文学性的。跟随本能和情感自由流淌，是他看待世界、处理人际、乃至运作“项目”最底层的动能。
他略带遗憾地和我说，其实目前所有关于《里斯本丸沉没》的报道，都没能足够重视到“情感”这个出发点。“大家普遍会关注那段被遗忘的历史真相，日军的残暴虐杀，盟军战俘的绝望与自救，中国渔民下海施救的义举，反思战争对个体与家庭造成的永恒伤害，这些都很好，也都是必要的探讨，但从我个人而言，我之所以拍这部纪录电影，最直接的冲动首先是情感啊！”
是在访问100多个英军战俘家庭和几十个渔民家庭的过程中，他一次又一次地遭遇了强烈的情感冲击，才下定决心要把这个项目从小荧幕转向大银幕。这个决定的背后，是扩容十多倍的投资额，以及债务。
坦率讲，方励导演的这番“情感论”，我自己也是直到3月17日《里斯本丸沉没》英国首映礼，才有了更深切的体会。首映礼在英国最古老的电影院Regent Street Cinema（摄政街电影院）举行，来了一百多位英军战俘的后代。坐在我前排的Leslie Cartwright，她的舅舅就死于里斯本丸，年仅21岁。她的外婆一共生了五个孩子，舅舅是唯一的男孩，也是最年长的孩子。长辈为她取名Lesie，正是为了纪念她从未见过面的舅舅，Lesley。电影开场前，仅仅只是三言两语的交流，我已被这个心碎的家庭“故事”击中，而全场，正坐着一百多名像Leslie这样的战俘家属。正是在那个时刻，在那个共同呼吸的特定场域中，方励导演所曾经历过的“情感冲击”，我终于，触碰到了边角。
方励在《里斯本丸沉没》的英国首映现场。
当天是我自己第二次观看《里斯本丸沉没》，远比第一次看时更受触动。去年9月，我在国内首次观看这部影片时，全场就我和朋友两位观众。我当时也被深深打动并落泪，但我还是可以职业性地去思考、评判，甚至认为它美中不足的一点是：对战争的反思未见突破性表达。直到这一次，当我彻底放下理性，跟随自己的本能与情感去沉浸式观影，我终于感受到导演所说的“情感”初衷，更清晰地体会到战争对于每一个鲜活的、具体的生命是一场怎样的创伤。我也终于明了，方励导演为何至今能清晰记得他采访过的每一个人、每一个故事。
电影放映结束后，我采访了86岁的Geoff Haviland。他的父亲，在他仅仅9个月大时被派遣至香港，自此永隔。他手里唯一一张与父亲的合影，是他六个月大时，父亲抱着他拍摄的。他让我最动容的一句话是，他曾经一直以为母亲和姐姐就代表了家庭的全部，直到他进入青春期才蓦然发觉，原来自己的生活里一直缺失了“父亲”。然而，他依旧对“父亲”以及他所遇难的里斯本丸，知之寥寥。那曾是他生命里长久的未解之谜。直到方励带着剧组出现，才终于填上他80年来的生命缺口。Geoff和我采访的其他战俘后代一样，对导演方励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首映礼当晚最动人的时刻，就是放映结束后主持人邀请方励上台致辞，所有观众自发起立、鼓掌、致敬。空气里，涌动着真挚的情义。
方励的《里斯本丸沉没》对那1816个英军战俘家庭，究竟意味着什么？幸存战俘的后代Antony Jones回答我：“小时候，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世界上唯一关心这段历史的人。向朋友提起时，他们毫无兴趣，也没人关心，是方励导演的纪录片，让我链接了数百个和我有着相似遭遇的家庭。这种联结，弥足珍贵。”46岁的Antony，如今是英国里斯本丸纪念协会的主席，这个协会的成员都是里斯本丸英军战俘的后代，而原本互不知晓的他们，皆因方励的纪录片得以链接相聚。
这次英国首映礼，方励还从中国带去了一位特别的嘉宾——78岁的黄婉琼女士。她的母亲梁秀金和英国士兵John Weaver相爱并结婚，可很快，John就不幸在里斯本丸遇难。直到1947年，英国政府部门找到梁秀金，告知了她John的死讯，而她作为遗属可以领取一笔抚恤金。但是，梁秀金却主动将这笔钱转让给了John的母亲与姐妹。后来，John的家人曾多次试图寻找梁秀金，但都未找到。影片在中国上映后，方励发动媒体与观众帮忙寻找，但梁秀金已经故去，方励联系上她再婚后的女儿黄婉琼。首映礼当日，黄女士和John的两个外甥女上台相拥。这场历时80多年的“万里寻亲记”，总算因由《里斯本丸沉没》而画上圆满句点。
影片产生的现实影响还包括，由中英两国人士共同捐资建成的“里斯本丸”号沉船事件纪念碑，于2021年在英国国家纪念植物园落成。就在前几天，里斯本丸纪念协会已被正式通知参加“阵亡将士纪念日（国殇日）游行”。Antony认为这是历史性的一刻，里斯本丸号上牺牲的英军战士，将首次在国殇日（每年的11月11日）被纪念。他们，不再是被“历史”遗忘的士兵。
目前，方励正在想办法推动里斯本丸数字纪念馆的成立。他的设想、创意都很好，也有历史意义与人文价值，但还是那个老问题：钱从哪里来？他与不少机构谈了，但都没下文。方励的“化缘”，仍在路上。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办成这件事，但我很确信，他不会轻易放弃。
采访中，我最被打动的时刻之一，是方励充满感情地讲述有哪些哪些人为影片做了volunteer（志愿者）。志愿者包括英方的军事顾问费恩祺少校（Brian Finch）、历史研究学者Tony Banham等等——方励为了感谢他们的贡献，也为他们署上了“联合制片人”的头衔。还有很多后期制作团队，都以远低于市场价（甚至半价）的形式参与了项目的制作。而这部电影的背景英文配音，是英国驻华使馆的一群外交官和几名外教充当志愿者免费配音的。及至影片上映后，则有无数“自来水”自发参与到“里斯本丸沉没接力”，让影片得以在口耳相传中持续获得关注。
这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用他的奋力燃烧所感召出的善缘与善力。这也是一群志同道合者，共同吹奏的“集结号”。甚至，影片此番得以在英国正式发行，也仰赖于“情怀”。拿下影片英国发行版权的华人陈晓雯和我说：“在今天的电影环境下，发行这样一部纪录片，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恐怕都要赔钱。”为了说服更多的英国影院排片，她甚至完全放弃了一些影院的分成，“只要他们能排就行。”所幸，陈晓雯不靠发行电影谋生，本职工作是大学老师。从本科到博士，她的专业都是电影。她爱“好电影”，对何谓“好电影”也有自己的判断标准，正是基于此，她才特别想要促成《里斯本丸沉没》的英国上映——英国，也是影片第一个实现海外公映的国家。而方励为了弥补她的亏空，则主动掏出了一部分由公司团队拉来的赞助费，用以共同承担英国的宣发成本。
《里斯本丸沉没》英国首映现场的观众。
如今，这部由华人拍摄的盟军二战纪录片，到底在西方世界掀起了阵阵“涟漪”。尽管，它的海外公映与宣发之路却也着实不能算顺畅。影片的军事顾问、联合制片人之一Brian Finch（现已退役的费恩祺少校），对影片、乃至里斯本丸沉船事件尚未在英国主流社会获得广泛关注而感到有些遗憾，“还需要更多人的努力。”在首映礼上，他还特别反驳了个别美国媒体为影片贴上的“政治”标签，“说这是中国的宣传工具非常荒谬。影片呈现的都是真实的家庭故事，视角与情感都是普世的。”
在《里斯本丸沉没》片中，有一定篇幅讲述了200多名中国东极岛渔民，当年如何穿过日军的枪林弹雨，英勇施救落水的盟军战俘，并为他们提供蔽体的衣物与果腹的食物。
在电影制作完成后，方励也曾将它报送西方二十多个影展，但没有被一家影展接受。对此，他有些无奈但没打算放弃，还想继续尝试：
“这是一部没有任何政治背景的电影，完全由我个人独立发起拍摄，无意挑动战争仇恨，也无关国别与政治，只是想展现战争中最微观、也曾经被遮蔽的一角，在这个微观的小角落里，有1000多个士兵及其家庭曾经经历了怎样的创伤与死别，讲这里面的人性、情感和命运。它值得被更多人看见。”
作为导演，方励希望观众们——不论来自什么国家、什么文化背景，都能放下某些意识枷锁，去直击那些最本真最质朴的东西。“就像当年东极岛的施救渔民，他们去救人时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救的是谁，他们只是出于一种本能的回应，有人落水了，他们得去救。”这是超越种族、国别的“善”，是人类共通的一种美德。
接下来，由方励担任第一制片人、监制，编剧，由李玉导演执导的女性反性侵题材影片《下一个台风》已定档今年4月4日，并于3月25日开始了超前点映，演员阵容包括张子枫、张伟丽、姚晨、李心洁等。方励和李玉已搭档多年，也不止一次共同编剧，这是他们联创的第三个剧本。至于他自己当导演想要拍摄的电影项目，仅纪录片就有不下两个，包括已经启动的“马航370调查”。他调侃自己剩下的时间不多，要抓紧完成最想做的项目。
尽管有着强烈的时间紧迫感，但方励的“时间感”相比于普通人却又更“长”。怎么说呢，比如一个电视人、一个大众媒体人，通常会以天和周为时间单位，觉得做电影是一个周期太长的行当，至少一两年起步。但在方励这里，电影却是一个“周期很短”的项目，因为通常情况下都不会超过3年——当然，《里斯本丸沉没》实属例外。而他拿来对标的，自然也不是日产、周产、月产的行业，而是他干的科技工业，“在科技产业里，5年起步是最最基本的，我们一般都按10年来做计划。”这番解释，让我第一次体会到“时间感”的相对性。
人怎么看待时间，会决定他怎么使用时间。有相对长时间感的人，更容易完成一些“大事情”。何况，方励还是那种永远充满激情要“搞事”的人——用稻盛和夫的词来形容，就是“自燃型人格”。
在稻盛和夫看来，要把事情做好，需要很大的能量，这种巨大的能量，需要自我燃烧才能产生。那些能做成事的人，不仅自我燃烧，还能向身边的人辐射能量。而人要怎样才能自我燃烧呢？最好的办法就是喜欢自己的工作。喜欢，就是最大的动力。
这段话用来形容方励实在贴切。稻盛和夫与方励，也都可谓在“工作”中修行的人。工作就是他们的生活，也是他们最热爱的事情。当然，你也可以说，他们这样的人总有办法把热爱的事情变成“工作”。生命不息，“工作”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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